蔡鸿茹
一、家世与生平
王襄，字纶阁，因1907年33岁时得王懿荣（1845—1900年）白作旅簠，故号簠室。关于王襄的字号斋名，他在《题簠室横额》中云：“吾家前庭，书斋两楹、厅事一间，昔吾与两弟读书食息于斯。斋名以所藏古器物命之，殆将十数。若簠室，符斋，古龟轩云云者是。第斋名虽多，实则一斋一厅，岁时易其题额，聊#富居而已。有欲循名求吾斋者，吾正告之曰：‘是斋也，窗名户达，花木荣滋，惜构于无何有之乡，乃空中楼阁耳。’”又，《萃古园记》中云：“刘巷里宅，先人之故居。巷本刘家胡同旧名，因其不雅，易以刘巷。宅之中庭，地不及半亩，老屋四楹。用所藏周簠得名，曰‘簠室’。他若‘古龟轩’、‘符斋’、‘百俑楼’、‘宝古经舍’皆据物授名，非有如是之广居，实一簠室止耳。”王襄比较常用的就是簠室，或簠室学人，有时还用“ 庐敬人”等名号。王襄祖籍天津，1876年12月生于天津县城内二道街贡院内（一作天津城东门里仓门口，后迁大刘家胡同）一个书香世家。父王恩瀚（1849—1921年），字桂生，光绪乙酉科（光绪十一年，1885年）举人，曾执教家塾。母吕氏（1852—1900年），伯父王恩溎（1842—1902年），字晋仙，号景贤，又号静闲，晚号耐园，光绪丁丑科进士，翰林院检讨，记名御史。叔父王恩浵（1852—1900年），字香溪，号筠生、石珊，光绪乙丑科（光绪十五年，1889年）举人，曾任天津画家樊荫慈家塾家教。王襄弟王赞（1879—1935年），字夔，一字向葵，生平少有记载。弟王钊（1883—1946年），字雪民、燮民，一号乐石居士，善治印，精鉴赏，著有《乐石斋印存》、《雪民印存》。王襄在《雪老遗作册子序》中云：“弟侘傺一生，不与时谐，托治印以老，举周、秦、两汉之玺印，皖浙各家之印谱与夫契文、金文、古陶、封泥、元人私押，规貌取神，心契手摹，兴至之作可以上抗古人。而于汉人缪篆之法，白文之印尤有独到处。”由于王襄在后来文字研究方面与其弟王钊有诸多相通之处，故而联系较多，在王襄的著作中亦多次谈到其弟治印成就，并为王钊的著作作序。
王襄从小生活在一个诗书礼仪、崇文重教的家庭中。7岁开始读书，11岁随叔王恩浵在天津城东南斜街樊荫慈家塾读书。樊荫慈，清末人，生卒不详，字筱舫，善写兰石，工书、诗，《津门纪略》有载，王襄在《题樊筱舫书楷模》中云：“樊筱舫名荫慈，从先君与先叔学，故所书颇有先叔意法。”王襄幼年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父母对他的学业要求极为严格，经常检查他所学的功课，对于他后来的成长大有裨益。同时他所从教的老师亦都是当时的名士。王襄18岁时师从天津王守恂及李桐庵学习古文、诗辞。王守恂（1864—1936年），字仁安，号阮南，晚号拙老人，天津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法律馆纂修、民政部郎中、河南巡警道、内务部佥事、参事，浙江会稽道道尹等职，著有《王仁安集》（续集、三集、四集）、《说诗求己》五卷、《天津政俗沿革记》等。有这样一位学养深厚的严师，使王襄在青年时代即有了良好的文学基础。王守恂去世后，王襄在《哭阮师文》中云：“襄幼从师学帖拓，长学古文辞，古近体诗。......曩昔读书家塾，每课余围炉夜话，师为讲古今，听之使人神往。”
1895年王襄20岁开始研究中国金石文字，阅读《说文解字》，他认为该书中一些文字是战国时期的流通文字，很不统一，作者许慎并未广泛搜集判抉。所以要从出土的古器物铭文款识上探求古文字的衍变源流。为了便于研究工作，王襄开始学习篆书和刻印。同时受进步思潮影响，又涉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阅读《天演论》、《种族进化论》、《政治学》、《九数通学》、《数理精蕴》等书籍，在他的《课余日知》（光绪丁酉1897正月订）中记录了他所谈这类书籍近二十余种，由此学识大增，1898年补天津县学生员。
1898年冬，王襄与天津著名书法家孟广慧初识河南安阳出土甲骨，并于1904年开始研究甲骨文字。1905年30岁时考入京师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矿科班，预科二年，专科三年。在京城五年的学习生活，他浏览了京城古迹，课余时间继续研究金石文字，编辑书籍。1907年得王懿荣所藏中白作旅簠，因取号簠室，1910年毕业后结识古文字研究专家罗振玉。在矿科毕业后，奖给举人，补用知县，分河南省，但未出仕。而学习生活、社会交往、收藏、著书，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学识有了提高。
王襄从1914年39岁至1939年64岁，先后在天津长芦、福建平潭、广东广州、四川射洪、湖北新堤、浙江杭州等地就职盐务，足迹遍及五省，每到一处任职，他都不忘浏览古迹，追寻先贤，不仅使他的阅历大增，眼力开阔，而且使他的研究工作得到极大的充实。抗日战争时期，他深居简出廉洁自守，闭门读书，勤于书作，曾有书联“陋室富破书乱帖，热肠搜冷石寒金”，当时伪天津图书馆邀请王襄参加日本在东京举办的“大东亚书道展”，被他拒绝，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气节。日本投降后，王襄至为欢悦，认为“八年国难，一朝告靖”，但当他目睹国民党政治腐败，人民苦难依旧时，极为失望，唯以读书、整理文稿自慰。1947年王襄在崇化学会任教，主讲《左传》，兼授书法。崇化学会由著名教育家严范孙（1860—1928年）于1927年创办。当时教育界重理轻文，国学日微，以严修为首的士林耆宿倡导建立国学团体，取“崇乡党之化，以历人才”之意，名为崇化学会，曾聘请当时著名国学大师如章式之、郑炳勋、裴学海、俞品三、王斗瞻、王襄、龚望等人任教，专门讲授国学基本课程，如《诗经》、《尚书》、《左传》、《说文》等，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国内具有一定威望，1928年曾以河东一带某地为会址，后以天津文庙为会址，解放后在该会基础上成立崇化中学，即为三十一中学前身。
解放后，王襄生活安定，精神愉快，每年元旦书春，多自颂吉祥，书写字幅，抒写愉快心情，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并自勉努力。虽在耄耋之年，仍追求思想进步，早在解放前夕1948年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书，读后对子侄辈说“共产主义就是真”、“共产党一定会成功”。革命的成功，印证了他的看法，使他学习更加奋进，“近年读马列著作，遇矛盾之理皆能立解，且合实际，知共产之学造福社会。不图耄耋得此异书，胜读礼道诸篇”（《簠室题跋》卷四）。党和政府对于王襄的思想进步、学识的深厚也给予了极高的荣誉和信任。1953年王襄78岁时被天津市人民政府任命为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第一任馆长，1955年被推荐为天津市政协委员，1956年81岁时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1962年受聘为天津市人民委员会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55年，王襄当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编辑委员会委员，他将自己所收藏的甲骨文拓本等资料全部提供给编委会使用。
1965年1月31日，王襄因患肺炎病逝于天津医学院附属第一中心医院，享年90岁。天津市政府成立了“王襄同志治丧委员会”，由市领导胡昭衡、王亢之，文史馆副馆长陈邦怀、张羽时等组成。《天津日报》刊出讣告，2月5日追悼会在天津市殡仪馆举行，副市长王培仁主祭。后安葬于天津北仓第一公墓。关于墓碑铭文，当时有人建议请中国科学院院长、《甲骨文合集》主编郭沫若先生题写，天津文史研究馆函请《合集》执行编委胡厚宣转请郭沫若先生，不久，郭沫若即寄来题字：“殷墟文字研究专家王襄同志之墓摇一九六五年春郭沫若题。”（见《天津文史》1998年第21期，“从郭沫若为王襄题墓碑谈起”）
王襄病重弥留之际立遗嘱，把一生著作手稿和收藏文物、古籍全部捐献给国家。除50年代初出售给国家的部分甲骨外，计有甲骨、金石碑帖拓本、六朝唐人写经、宋明清代古砚、唐三彩瓷器及瓷玩具、陶俑、砖瓦、近百年书法条幅、王襄自书条幅、书稿等千余件。后分别收藏在天津市图书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天津市文史研究馆。
王襄为人谦和、严正，自身勤恳、好学，学养深厚，知识广博，论述宏富精辟，治学谨慎不苟，追求真理，矢志不渝。从他的一生经历可以得知他的前大半生与我们的国家、民族一样，经历着忧患苦难，晚年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在新社会，他的研究成果得以弘扬，为学术界所公认，成为人们崇敬的文字学者、古文物研究专家。
1986年为王襄诞辰110周年，由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图书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于12月在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了“王襄诞辰110周年纪念展览”，以缅怀和学习这位在天津市乃至全国文化战线上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继承、发扬、振兴传统文化，加强天津市文化建设。天津市各界领导、京津两地的古文字专家、史学家冒雪前来出席展览会，当天下午举办了座谈会，较为全面地总结了王襄一生的学术研究成果，高度评价了其研究成果和学术价值。南开大学教授王玉哲题诗曰：“契文初识首孟王，转日回天有余香。万紫千红宏祭酒，思4能不念甘棠。”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题诗曰：“渔上卜龟难计年，斯人研契得春先。片言曾启王文敏，传信多依范寿轩。解义汉唐己晦后，考文周孔未生前。白头稽古堪追念，名著千秋定不刊。”众多题词题诗不能尽录。展览、座谈盛况空前，成为当时天津文化界一件盛事。
二、甲骨学的开拓者之一
甲骨文是商王朝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对其研究称为甲骨学，这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这里要谈的是王襄与甲骨学研究的关系。
甲骨的发现最早是在河南省安阳市。在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占地约24平方里的地界，曾是商王朝都城，又名殷墟，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均以此地为都城，经历8代12王，273年，相当于公元前14世纪末至公元前11世纪。1898年至1899年此处发现的甲骨，引起学者瞩目，从而推动当局于1928年开始了发掘工作。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610页“殷墟”条目载：“1899年王懿荣首先在被称为龙骨的中药上发现契刻文字，其后罗振玉等通过调查，弄清了甲骨文出土于今安阳市小屯村，并在甲骨卜辞上发现了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明其为商代甲骨......以商代甲骨的发现为契机，商代后期的王都遗址———殷墟遂告发现，并开始了发掘和研究。”由此可知甲骨的发现及殷墟的发掘，并得知1899年王懿荣与甲骨文发现的关系。王懿荣（1845—1900年），字廉生，山东福山人，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光绪年进士，以翰林擢侍读，至祭酒，在政界、收藏界、金石界声名显赫。谈到甲骨的发现，人们首先要谈及的当是王懿荣。
王襄与甲骨学研究有什么关系呢？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的考古年表1898—1899年中注明：“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引起金石学家注意。”此条目把王懿荣发现甲骨的1899年又上推了一年，为1898年，这就牵扯到王襄与发现甲骨的关系。安阳殷墟小屯村的农民早在1898年以前，在耕作中就不时发现有甲骨出现，并有青铜器出土，当时有些古董商常来收购古董，农民也将甲骨出示，但古董商不知为何物。1898年冬，潍县古董商范寿轩到天津，向孟广慧、王襄讲述他在河南安阳看到出土甲骨并有文字之事，当时孟定生就说是“古简”，促其收购来津，转年（1899年）秋，范贾即携来求售，因价值昂贵，孟定生、王襄，各就力所能及而收，其余范转售于北京王懿荣。关于上述情况，在王襄的著作中多见记载，有的已发表在1935年《河北博物院画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