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窘散珍藏
“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黄宗羲《南雷文约》卷四《天一阁藏书记》）。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道出了典籍聚散的甘苦。陶湘三十年锲而不舍，点滴积累致汗牛充栋，名列书林；三十年后，国家衰落，社会动乱，珍藏渐渐散去。
陶公晚年境况不佳，60岁时夫人逝世，家务无人照料，又不善理财，专事刻印古籍，入不敷出，难以供养众多子女读大学，家境每况愈下。陶公开始将藏书售与他人，同时继续刊刻古籍，维持生计。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年，东北沦亡，华北岌岌可危。国难当头，图书岂能无厄？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陶湘开始把殿本及开化纸本卖给北京文友堂书店和直隶书店。根据雷梦水先生《书林琐记·涉园藏书聚散考略》记载，陶湘原本已谈妥用4万元将所藏毛氏汲古阁刻本120种、闵刻本128种、殿版开化纸书一百余种售与北京文友堂书店，但寻思价格还是太廉，所以拒绝出售。文友堂书店几乎与他对簿公堂，经过董授经先生调解，最后才决定以原价4万元只售出殿版开化纸本一百余种。
涉园藏书中的汲古阁刻本和闵氏刻本最终售与荣厚。荣厚特辟“萃闵室”珍藏。不久，荣厚又以万元价经人转售给清末皇帝溥仪。不幸的是，后来这批精本因日本投降、伪满瓦解而散佚。
日本侵华后，陶湘不受利诱，拒绝与日伪合作，表现了他的民族气节。陶湘藏书，海内外知名，大都争相购买。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前身）将涉园所藏丛书574种，27000册囊括而去。其中包括宋刊本《百川学海》和明抄本《儒学警悟》。丛书被日人所掠，悔恨之情，可想而知。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陶湘胞弟陶洙（心如）曾经陪董康赴日本，还特地到过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该所编辑的《汉籍目录》中，所藏丛书部分就是陶氏涉园旧藏。陶洙日本之行，替陶湘“重温一番旧梦”（董康《书舶庸谈》卷八）。
涉园藏书的殿本中有二十种有关平定各省的方略，陶湘将其中的十余种售与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余售与日本东洋文库。
近代著名作家、文学史家郑振铎用毕生精力辛勤收集中外文图书达17224部，94441册。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古典文献中的线装书，他在《劫中得书记·序》中说“我不是藏书家，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需要的”。他非常重视版画的收藏，因为明代后期中国的版刻艺术吸收了西方铜版画的某些技法，最典型的表现在《程氏墨苑》中曾复刻利玛窦赠送的西方宗教画，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范例。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滋兰堂程君房所刻《程氏墨苑》，为五色彩印，共12卷。是编以所制诸墨摹画成图，分为六类。每类雕镂题识，颇为精巧。印数仅数十套，传世极少，然而这套珍品却是从陶公手中得到的。
郑振铎先生得知陶湘收藏一套《程氏墨苑》，曾亲自赴天津拜访，并终日细阅该书，抄录书目而归。当时陶公正在售书，便劝其万万不能出售彩色《程氏墨苑》等艺术珍籍，因为这类书籍无论在版刻史上还是在美术史上都是颇具影响的。不料，陶公迁居上海之后继续售书解窘，藏书几乎散尽。郑先生在上海立即托人将《程氏墨苑》购得，并视为“国宝”（郑振铎《西谛书话》）。郑同时购得的珍籍还有明万历年间刊本、李卓吾评传奇书五种：《浣纱记》、《金印记》、《绣襦记》、《香囊记》及《鸣凤记》等，均被郑氏评价为“图版精良，触手若新”（郑振铎《西谛书话》）之杰作。
涉园最后一批押在盐业银行的古籍是以明人文集为主的明版书，共八十余种。后被我国台湾“中央图书馆”收藏。该馆是涉园旧藏善本书在台湾最大的收藏地。此外，散存海内外各大图书馆的涉园藏书，如北京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东方图书馆等皆作善本收藏。
陶氏涉园藏书的散佚，正如陶湘在《清代殿版书始末记》中所言：“国力之孱弱而文物相与以俱衰。”旧中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加之帝国主义的侵略，历代典籍不能得以保存，陶湘自己也万万没想到数十年辛苦竟付诸东流。
五、聚散匆匆
谈到聚散，首先想到的便是人之聚散。古人诗云“相聚时难别亦难”。旦逢相聚又有谁想到散呢？物之聚尤其如此。聚物藏珍，苦中有乐。想陶公一生耗费心血只为书。二十年光阴竟聚起30万卷巨书，不可谓不辉煌。陶公之识见、智慧、胆魄、毅力不能不为世人赞赏。由此可知，陶公确实高兴过。可谁能料到一旦散去，不到十年，而这散又是与国家的命运攸关呢？散之易，聚之艰。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抗战初始，陶公得知子女要为自己70岁生日祝寿，极力戒止：“余何人，老拙无能，古稀曷贵，何足言寿；今何时，烟尘遍地，国难未纾，更何心言寿。虽然人子思娱其亲，恒情也。余平生志趣，唯书是嗜，初则收书，继则刻书。承当代通人不弃，小有因5。不无可念。”（陶祖椿等编《陶公兰泉行述记略》）想到灾童亟待收容、救援，沪上挚友、名流虞洽卿、庞莱臣、周作民等十五人联名在报端启事，遂将各地寿礼除诗文外，全部折资移赠建设上海灾童教养所（1939年8月23日上海《申报》刊载了陶湘七十寿辰时亲友之惠鉴以及上海灾童教养所谨领陶湘寿筵之谢启）。陶公自编的《涉园年略》一册，是对祝寿者的答谢：“凡心力耗于书者，悉详载之。用记朋友，抑以自慰。”当年除夕，陶公带着极大的悲痛和遗憾与世长辞。其中“老拙无能，唯书是嗜”，“国难未纾，何心言寿”的感慨尤其发人深思。
三十年，历史上只一瞬，人生却是半生。亦长亦短，亦短亦长。匆匆的意义不是时间的荏苒，而是聚散的道理至深。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陶公亲历了聚散的全过程。今日看来，亦属难能。
据陶湘之孙女、天津市对外服务公司总经理、高级经济师陶宗琍女士提供，陶公临终前，珍藏大部分散去，而余债亦己还清，所剩万余册精本图书及若干碑帖仿宋书版等，共十二大橱寄存天津交通银行。于右任先生认为，“仿古木版，私家保存不易，应归公家保存”。经于右任向当时的内务次长许修直介绍，经古物馆会议核准，由国家保管，又经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蒋复聪估价办理，决定按半价发还陶公。进行之中，因七七事变爆发而中辍。陶公在遗嘱中交代：“待事平之后（抗战胜利后）继续进行，办成则有收入，办不成则宜公藏世守。万勿使之废置遗弃殊可惜也。”因刻书之业无后人继承，陶湘生前就有将遗留藏书及书版交国家保存之愿，他在遗嘱中教育后人，不论有无回报，也应“公藏世守，万勿弃置”。
抗战时期，日本人要通过书商收购天津交通银行遗存的精本及书版，遭到了陶湘儿子们的拒绝。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陶湘长子陶祖椿等遵照父亲的遗愿，将剩余的藏书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先生捐献给北京图书馆。随后，又将天津交通银行库存约四十箱书版捐献国家，使陶湘毕生所聚集的最后一批珍藏化私为公，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别具慧眼识典籍，无奈聚散两匆匆”，是对陶氏涉园藏书经历的概括。在中国藏书历史时空中，陶湘先生是一颗流星，虽则瞬息即逝，却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一束色彩斑斓、绚丽夺目的光带。
注摇释：
陶锡祺（1838—1901年），字铨生，一字霁孙，号晋祉。山东巡抚阎文介命锡祺押解饷银十万两赴兰州，时值西部战乱，路途艰险，经数月长途跋涉，十万饷银全额运抵兰州。判府杨岳斌下座揖曰：“饷银从未有完全运抵兰州者，君可谓一身都是胆矣！”后又随军西征以克服绥德城等军功，深得左宗棠、徐松年等人赞赏，保举为知府衔，引见到山东省，时巡抚为丁宝桢，“一见相器重，河工军事靡役不从”。先后在山东九个州县为官，政绩卓著：时值乱世，锡祺缉盗安民，劝富户开仓济贫，互助自保，尝作《劝民息颂歌》，息事宁人；兴学重教；开运河、塘河15里，浚浅滩以利漕运，拓堤防洪，民名其堤日“陶公堤”；排除洼地积水入卫河，得良田百余顷，民名其地日“陶公坡”；又曾单骑平息邻县“教案”，约束教士，救民于兵灾；整顿临清税关，厚给薪水，以激励税吏“争自濯磨”，税额因而激增，宿弊一清，等等。以累功及政绩卓著曾五次被“大举卓异”（受朝廷表彰）。最后官至临清直隶州知州，以道员用，并加盐运使、布政使衔。后被诬左迁，失官之日，临清百姓“攀辕卧辙，泣涕相送”，并在卫河岸立生祠以祀，平反后猝卒于京，诰赠光禄大夫，追赠从一品（《增修胶州府志》、《光绪重修临清直隶州志·职官传》）。陶湘10岁起随锡祺，耳濡目染，淀积成干练廉明的才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