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摇安
在津门众多私人藏书家中，陶湘先生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藏书多达30万卷，可谓汗牛充栋，而且集于自身，又散于自身，从聚到散仅仅三十年，可谓聚散匆匆。因此，他的藏书经历很值得研究。
一、家世生平
陶湘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生于清同治九年七月十七日（1870年8月3日）。先祖为西汉开国愍侯陶舍、汉景帝时宰相陶青的后裔、东汉徐州牧溧阳侯陶谦。陶谦之第47世孙陶人群（匏宇）官至福建邵武知府，明万历年间，因与常州名儒刘养心联姻乃迁居常州，陶湘为迁常后之第10世。祖父陶世赞，官至候选州同；父陶恩泽，为世赞之第三子。陶湘的大伯陶锡番无子，以二伯陶锡祺长子陶泗为嗣，因而陶湘又入嗣二伯锡祺（注），10岁时即随锡祺至山东恩县任所读书，对锡祺在任内作为及经历耳濡目染，深受教诲，故为其后创业为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又师从在锡祺处寄居的族兄陶钧考览六经，通明好古，博闻强识，剖谬判疑，为以后校勘刻印古籍打下坚实基础。
光绪十五年（1889年），20岁的陶湘补大兴籍博士弟子员生，次年又以大兴县学生员资格保送至鸿胪寺序班，并保准咨寺到官，从此走上仕途。
光绪十八年（1892年）23岁，由鸿胪寺班改官同知，捐五品职衔，投效山东黄河河工，因治河成绩突出，经山东巡抚福润保奏，并经光绪谕准，被分发浙江候补知府，荐升道员，并加三品衔，在浙江、直隶两省候补。历任京汉铁路北路养路处、机器处总办，京汉铁路行车副监督，查办江西、安徽铁路委员等职。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秋，京汉路黄河桥竣工，十二月，京汉铁路全线告成，经盛宣怀、袁世凯、张之洞合奏保奖励二品衔。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邮传部成立。陶湘因与同乡、尚书兼商约大臣盛宣怀（1844—1916年，字杏荪，一字幼勋，号次沂，又号补楼，别号愚斋，晚年署止叟）为“忘年交”故，被调到邮传部任京汉铁路全路副监督。
宣统元年（1909年）40岁，诰封资政大夫。鉴于外强入侵，国事日衰，朝廷腐败，民不聊生，陶湘想退出官场，后经盛宣怀委任为上海三新纱厂总办，从此退出政界。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复辟时，希望陶湘出山相助，虽然袁对陶有多次举荐之谊，但陶湘仍婉辞未就。
辛亥革命后，实业、金融界逐渐为世所重，陶湘以“精覈廉能”先后被公推为招商轮船局及汉冶萍煤铁矿等处董事、财政部荐任上海中国银行监理官、公举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董事、天津裕元纱厂经理、山东鲁丰纱厂常务董事、天津中国银行、重庆中国银行、上海交通银行、北京交通银行总行代总经理等职。
民国十五年（1926年），陶湘应国立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委1、故宫图书馆馆长傅增湘（1872—1950年，字沅叔，或署书潜，晚号藏0居士）之聘，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成为专门鉴定殿版书的专家。同时应聘的还有陈垣、张允亮、朱希祖、卢弼、余嘉锡、洪有丰、赵万里、刘国钧、朱师辙等九位著名学者。而陶湘是十位委1中唯一来自金融界的委员。当时陶公已年近花甲。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63岁，陶公谢职家居，致力纂述工作。自民国十五年（1926年）开始担当故宫图书馆编订之任，编纂殿版书库存目，历时七年。
陶公于民国初年赴北京，民国十一年（1922年）迁居天津。他的藏书、校刻书活动大都在京、津两地展开。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由天津迁居上海。民国三十九年（1940年）初，夏历乙卯十二月三十日除夕病逝，享年70岁。
二、广聚善本
陶湘大半生从事实业和金融业，在争逐利场之余暇，寄情于图书，因而被称为商场世俗之雅人。陶湘兄陶珙（字矞如，民国四年河南政务厅长）、弟陶洙（字心如）与陶公都有藏书之好，兄弟间时常展卷摩挲，从中获得极大乐趣。陶公说：“生平于缥缃外，无他嗜。”（陶湘长子陶祖椿等编《陶公兰泉行述记略》）后来他又与好友荣厚（满族，字叔章，伪满银行总裁）同入近代藏书家、校勘家缪荃孙（1844—1919年，字炎之，又字筱珊，号艺风）门下，在缪先生指导和影响下，极力购藏、校勘和复校旧本。尤其结交傅增湘、罗振玉等藏书家后，更是受益匪浅。光绪末年，陶公开始广泛收集明人集部及清代野史之类书籍，旁及抄本、校本，上溢宋、元本。一旦遇到孤本、善本，不计价格，一律收购珍藏。
为了收集宋版精品，陶湘不仅在京津两地书肆访求，而且还向南北方书贾求购。数年之后，陶公收藏宋版精品达四十余种。其中《尚书孔氏传》等23种原为德化木犀轩李盛铎所藏。收藏到宋代刊本《百川学海》之后，陶公便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百川室”。此外，他还收藏了北魏墓志中的珍品、元刻本、明抄本。如元代花溪沈氏本《松雪斋集》、天顺本《陈刚中集》等，均为罕见之珍本。
由于宋代版本存世有限，且价格昂贵，计页论值，购求维艰，陶湘将藏书范围逐渐扩大，开始着眼于明代名家精刻和清代内府刻本。这在今天看来，是极具眼光的。因为历史进入民国时期，宋元版书存世可数，价格高昂，极不易聚集，而明清时期刻本存世尚多，且不被当世人所重视，价格相对低廉，故收集较易。历史证明，陶湘的几类专藏，如今均已跃然于善本之列了。
到了陶公40岁时，其藏书已相当丰富。他将藏书室取名为“涉园”。晋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有句“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想陶公取“涉园”二字为室名，一是慕陶渊明之隐逸，二则是表达自己与书为伍，与书为伴的志趣。傅增湘先生在《涉园藏书第一编·序》中说：“昔人评竹垞、渔洋之诗，以为朱贪多，王爱好，若兰泉收书之癖，殆兼斯二者。”可见陶湘藏书与清文学家朱彝尊（号竹垞）、清诗人王士祯（号渔洋）二人之诗异曲同工，既贪多又爱好。
据傅增湘《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题辞》记载，陶湘涉园藏书总数多达30万卷。傅先生评价说：“武进陶兰泉先生藏书极富、刻书尤多，世无不知涉园者。”（傅增湘《涉园藏书第一编·序》）当时的陶氏涉园藏书已闻名遐迩，其本人也已跻身于大藏书家之行列了。
台湾苏精先生在所撰《近代藏书三十家》中评论陶湘藏书时说：“他为人乐道的书癖：第一不重宋元古本，而以明本及清初精刊本为搜求的大宗；第二是嗜好毛氏汲古阁刻本、闵氏套印本、武英殿本、开化纸本等，所藏都是海内一时之冠；第三藏书讲究完美无缺，尤其重视装潢的美观。”苏先生的评论是十分精审允当的。
以下分述陶湘收藏的明版、毛刻、闵刻、殿版及“陶装”情况。
（一）明版
明代正德、嘉靖、万历三代刻书最盛，形式亦丰富多彩。万历之后，明版在版画艺术上成就尤为显著。
傅增湘先生曾对陶湘说，如果能搜集到一百部明代嘉靖时期的刻本，他愿题“百嘉斋”匾额相赠。数十年之后，陶公宏愿得偿。由于他的穷搜博访，涉园藏书中的明版书已多至千余部，其中嘉靖本一千余部五万余卷。而且“自洪武以迄崇祯，号为嘉椠者，大略咸具”（傅增湘《涉园藏书第一编·序》）。真可谓洋洋大观了。
陶湘收藏的明版精善品种有：抱经楼藏极罕见的张佳胤本《华阳国志》、极少见的如隐堂本《洛阳伽蓝记》；完整无缺页的嘉靖李默本《南痈志》；号为难得的杨维聪刻《嘉靖山东通志》和薛应旂刻《嘉靖浙江通志》；稀有的嘉靖马氏本《齐民要术》；号称海内孤本的碧云馆活字本《鶡冠子》；明初本题《漫叟文集》；最罕见的湛甘泉校本《元次山集》；活字本外殊不多见的锡山安氏本《颜鲁公集》；行款与东雅堂本同、极精湛的奇书《昌黎先生集》；少见的弘治张准本《李昌谷集》以及精美初印的正统袁旭本《宛陵集》等。
傅增湘披览涉园明版藏书后不得不赞誉说：“清芬古墨，触目琳琅。鉴别之精，搜采之富，有推倒一时豪杰之概。”（傅增湘《涉0藏书第一编·序》）
（二）毛刻
明代毛晋的汲古阁刻本，简称“毛氏刻本”或“汲古阁本”，始于晚明天启，清康熙时犹有刻书存世，是中国雕版史上由明入清的代表。
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江苏常熟毛晋（1599—1659年，初名凤苞，字子久。后改名晋，字子晋，号潜在。以字行），用毕生精力刊刻流传了许多古籍。藏书八万四千余册，多宋元刻本，建汲古阁等藏书楼而储之。又因毛氏所刻各书版心下多刻有室名“汲古阁”三字，世称“汲古阁本”。毛氏藏书极丰富，苏州、常州一带流传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叶昌炽《藏书记事诗·毛晋》）的谚语。自明万历至清顺治初的四十余年中，毛氏刻书六百余种，刻书板片达109567块。毛晋是历代私家刻书最多者，是名副其实的杰出的出版家。曾校刻《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六十种曲》等。因为毛氏刻书多、流传广，故有“毛氏之书走天下”的誉称。谁知好事变坏事，唯其多，得来容易，所以当时的好古藏书家并不重视“汲古阁本”的收藏。直到百年之后，清道光年间有人编辑了《毛氏书目》，后又有顾湘《毛氏校刻书目》和鲍芳谷《汲古阁刊版存亡》二书，藏书家们才开始即目求书，搜集毛氏刻本。
陶公在收藏“汲古阁本”的数十年中付出了极大的辛苦，他遍访并委托京、沪书林好友代为搜罗，共收藏到五百四十余种，为顾湘《毛氏校刻书目）总数的十分之九，堪称毛氏汲古阁本收藏之冠。其中珍本有《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文选李善注》、《六十种曲》等。《十三经注疏》，初印、宽大、每经之后均有长方木记、篆隶不一，又有钱谦益等序，实为罕见。《十七史》，开花纸宽大精印，有钱谦益序，曾为莫郘亭所藏，海内仅见。《文选李善注》为毛晋据宋本重雕本。《六十种曲》为毛晋订正汇刻我国古代篇幅最大流传最广的戏剧作品集。
为什么陶公特嗜“汲古阁本”？他在所编《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目录》中作了回答：“毛氏雕工精审，无书不校，既校必跋。纸张洁练，装式宏雅。”
（三）闵刻
明代闵齐伋、凌"初的“闵氏套印本”，通称“闵刻书”，是在同一页上由几种颜色合印而成的一种印刷品。
明天启年间，浙江吴兴的闵齐伋、凌"初两家合作刻书。闵氏刻书多用朱、墨二色或朱、墨加黛、紫、黄五色套印。凌氏汇辑名家诗文，以色彩评批圈点而刊行，目的在便于初学者识别途径、区分段落。由于闵氏刻本多属士子读书内容，所以被时人所重视。闵、凌两家所刻书通称“闵刻书”。其书白纸精印，行疏幅广，光彩夺目。为数百年前中国印刷史上独步世界之技术，在中国印刷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由于套印本色彩精美而受欢迎，从明代起，套印技术很快被人们所接受，套印的书籍也愈来愈多。
缪荃孙在谈论闵版书时对陶湘说：“若闵版所采皆宋、元、明以来名家绪论，乌可一概抹杀，方今文运否蹇，稗贩新学说者，动言：凡百古籍皆当拉杂烧之，而海帮人士通晓中国文字者，则又不惜悬重金以求，捆载而去，殊可痛也。予老矣，恐不及待。君爱书若性命，故于论闵版而发所慨。”（陶湘《闵版书目·序》）缪先生的话，深深地打动了陶湘，为了挽救民族遗产，免于沦入异域，他时时留意购藏闵版书，积三十年之力，共得书132种110部。不仅如此，陶湘在收藏闵版书时还力求版本精良。“遇重出而印本较前尤精美者，展转抽易，至再至三，极意线装，耗金无算”（陶湘《闵版书目·序》）。真是优中选优，精益求精，其不惜耗费金钱，正可见陶公藏书之认真精神。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陶湘编撰《明吴兴闵版书目》共145种117部，其中涉0所藏书目137种110部，知之见之而未得的书目8种6部，并在汇编总目时略记评点、编辑、序跋、校勘、绘图人等。傅增湘序中有：“闵版无总目，闻前辈言多可指名者大都一百三四十部之间，今涉园竭三十年之力荟集百有十部，可谓富矣。”
涉园所藏精善本还有：五色套印《文心雕龙》，四色套印《南华经》、《世说新语》、《战国策》、《国语》等，三色套印《诗经》、《读风臆评》、《春秋公羊传》、《春秋#梁传》、《弈薮》、《楞严经》、《楚辞》、《苏文嗜》、《苏长公合作》、《古诗归》、《唐诗归》、《唐诗绝句类选》、《会稽三赋》等。尤其是绘图戏曲小说《艳异编》、《红拂传》、《董西厢记》、《西厢记》、《琵琶记》、《明珠记》、《邯郸梦》、《牡丹亭》、《南柯记》、《红梨记》、《绣襦记》、《幽闺记》更是极为罕见。
（四）殿版
清代的官刻本称为殿版，因刻印书籍的机构设在武英殿，故又称“武英殿本”。殿版刻工精整，印刷优良，在历代刻本中别具面目。所以除经史外，多为官书巨帙。
陶湘在殿版书中尤其喜爱开化纸印本。清朝初年浙江开化产制的开化纸，纸洁如玉，色白光滑而坚韧细密，凝墨如漆，殿版一般多用开化纸，书品宽大，刻印精良，纸墨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