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若购入土地不久，就联络华俄银行买办王铭槐、汇丰银行买办吴调卿、元丰银号财东严筱舫等天津富商成立了利津房地产公司。公司办公就在忠孝西里的报馆，方若自任公司经理。当时公司在日本领事馆的注册资金55000两，实收52000两，其余3000两为红股，是给发起人的酬劳股。由于公司购地当中，日本人中岛真雄和汤小豹贡献较大，因此3000红股，二人各占一半。由于利津公司的股东都是财大气粗的巨商，筹集资金快，于是很快在旭街北段建起了大片里弄、楼房。公司还出租地皮由开发商自建房屋，租期年限10年至15年之间不等，到期后房屋无偿收归公司所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租界日趋繁荣，租地建屋者渐多。由张弧、李正卿、王铭槐等人组建的三新公司，就向利津公司租地建起了新旅社、新园澡堂、新新电影院、中华茶园、新明大戏院、物华楼金店、老九章绸缎庄、恒顺当铺、老稻香村南味店等等。不多年，北旭街的高大楼房鳞次栉比，由于执行租地期满收房的政策，利津公司获取极大的利益，公司财产也一再猛增。由于经营顺畅，公司经过三次增股，到1937年重新发行股票，股金增至524850元，分成3499股。
利津公司开办时，方若仅有汤小豹名下的红股计1500两，并未实际掏出钱款。经过三次增股，第一次升为30股；第二次升为60股；第三次升为95股半。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方若占有股本1088股，占总股份的31.1%，超过原来95.5股的10倍以上。这么短的时间，方若得到如此多的股份，系多年收购股东的退股。股票的过户权掌握在方若手里，因此在收购价格上占了一定的便宜。方若所占有的股本，价值29万元。此外，方若在日租界的益津公司（经理郑杏村，系方若的妹夫）、新津公司（经理丁士源，系方若的儿女亲家）内都持有红股。可以说在日租界除去日本人经营的房地产以外，大部分都属于方若系统的津字公司。
方若经营房地产发家以后，自己也开始改变居住条件，从原福岛街（今鞍山道）仁寿里的小屋迁出，在福岛街的中段（今山西路口）自建了一所洋楼别墅，院内有假山花园，据说日本人为了祝福他，特将其住宅东面的一条街命名为“福方里”。方若喜欢僻静，还出钱在唐家口以南（今外贸纸箱厂所在地），盖了一所田园别墅“药雨山庄”。
四、收藏古泉冠盖北方摇著述名篇流传百世
旧时寒士嗜古，能致力钟鼎铭器者，往往有古泉癖。所以说收藏古泉，是金石的附庸。相传天津最早藏泉者当推吴惠元，乃道光朝举人、清代著名藏泉大家李佐贤的得意门生，曾帮助老师编辑《古泉汇》、《续古泉》等。吴惠元还与中国著名藏泉家鲍康是挚友。他的表弟徐士銮亦是津门藏泉大家，著《古泉丛考》四卷，由金钺的屏庐刊刻。清末民初，天津藏泉者很多，如华长卿（著有《泉谱》一书）、方若、方地山、袁克文（著有《泉简》一书）、陆文郁、王宗鲁、陈铁卿等人；此外还有侨寓天津的宁波人张炯伯、郑家相，美国人邱文明等等。在天津藏泉界以“二方一陈”（方若、方地山、陈铁卿）最为著名。而在三人中又首推方地山，其声播全国，在藏泉界与杭州张叔训、重庆罗伯昭有“北方、南张、西蜀罗”之称。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众多藏家尽将名品散出，方若趁机大量收购，遂成名家。方若藏泉有三种途径：一是从天津、北京的古玩店搜罗。北京的古玩店主要集中于南城的琉璃厂和北城的隆福寺；天津的古玩店最早在“大罗天”（鞍山道，原天津日报社址）。这里本是一座游艺场，有京剧、杂耍、电影、餐馆等，附设许多古玩店，是当时天津唯一的古玩市场。方若住在附近，闲暇时间总去光顾。后来法租界的天祥商场、太康商场相继开张，于是古玩商又迁入这两座商场营业，方若仍然光顾。二是古玩商上门送货。由于京津的古玩商都知道方若是藏泉的大买主，而且价钱好，故此有特殊的泉品亲自送上门来。三是与各地朋友交换。方若除了与天津的藏友交流外，还与江苏的刘鹗、北京的王孝禹、日本人西村博相互交流。收集古泉，曾使方若如醉如痴，刘鹗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初九的《日记》中写道：“急回报馆（天津《日日新闻》），西村亦至，与药雨争选铁钱，汗淋淋不顾也，杯盘罗席，守饥不肯释，至十钟选过，方肯就食，亦可谓好也。”
方若集泉多为世上罕见的名品，如新莽六泉十布，得之于刘鹗，为世之珍品。方若爱之不已，曾拓为专册行世。再如空首布，原是光绪朝工部郎中杨继振的藏品。还藏有一枚宋代的大铁钱，为世上罕见。当时刘鹗曾十分羡慕方若的藏品，并对这枚铁钱珍爱有加，几次出价购买，都遭到拒绝。一次他在购买王懿荣的甲骨时，一同获得齐刀币、阳山大布、圆肩桥足布等世之罕见藏品，十分高兴，当场写信告知方若，并作诗《遣兴》一首：“九环遍列刀泉币，十布初收次壮差；寄语丁沽方药雨，莫将宋铁漫相夸。”以示炫耀。
方若不仅仅藏泉，而且研究很深。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以古泉100枚原拓入书，编成《方家长物》，仅40册分赠同好。1925年编《药雨古货杂咏》，1928年后刊行《言钱录》、《言钱别录》、《言钱补录》等等。相传方若曾两度藏泉，“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人多次在天津发动便衣队暴动，为安全起见，方若一度将全部古钱存放在法租界盐业银行的保险库中。后来经藏友张炯伯介绍，以15万元卖给上海杨庆和银楼的东家陈长庚。后来陈长庚将钱带出国外。待局势恢复后，方若又开始集泉，日本投降以后，藏品全部被作为敌产没收。
五、搜罗碑刻石经摇著述《校碑随笔》
天津旧时有一些收藏碑刻石经大家，这些人不仅藏量丰富，而且富于研究。例如清代同光年间的樊彬，搜罗海内碑刻达2000种，有《畿辅碑目》行世。再如清末民初的孟继熏，藏碑达数千种，是晚近的收藏大家。但在全国影响最大的当推方若。
方若搜集碑刻石经的历史比较早，而且富有成就。清末民初，中国嗜金石者众多。中国人喜欢把富有成就者拥趸为四，如“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而收藏碑刻石经的也有“四位大家”，即方若与罗振玉、刘鹗、王孝禹。四位大家之间交往颇深，且相互交流研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刘鹗曾将自藏的《崔敬邑墓碑》影印百部，分赠同好，帖前有刘鹗、方若、王孝禹、罗振玉四人合影玉照。此帖当时就受到收藏者的青睐，得之令人羡慕。
方若收藏的碑刻很多，而且有很多精品。如汉碑《马君扆》、《延熹平圭》等为世间尤物。特别是《土圭刻字》，碑文为草隶书，三行，首行四字，后二行各五字，字体似王羲之，世人推此碑为草书的鼻祖。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河北省定州出土，先由端方收藏，后归方若。此外方若还收藏晋咸宁砖，砖刻字笔势与《土圭刻字》字体相近。其藏有三块砖：砖文一作“咸宁五年七月下”，一作“咸宁五年闰月十八日”，一作“廿百枚”。字体没有重者。1932年洛阳大学旧址发现汉刻石经残石，这些残石价值很大，人称“熹平石经”，遂招致国内一些收藏家纷至沓来，如徐森玉、马衡、文素松、陶湘、于右任、白坚等所得不少。当时在天津开设新明大戏院的富商孙宝山，也运来一批计百余石，约170字。方若闻讯而至，以七千余元购入。他得到这批残石非常高兴，认为好友罗振玉收藏石经仅数十个字已经闻名全国了，而收得这批藏品，可在罗振玉之上。以后他又有新获，为此在家中曾辟一间石经室，招致工匠，精制拓片，分赠好友。1934年方若在出售钱币的同时，曾将部分石经出售给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