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社会进入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的时代,钱就广泛地介入了社会生活。
在中国帝制稳步行进的历史中,国家货币在大多数时间都强硬地执行着控制经济、引导经济的职能。在社会生活中,钱的作用十分显著。为了钱,人们相互争逐、抢斗、厮杀、暗害。唐代诗人罗隐的《咏钱》诗写道:“志士不敢道,贮之成祸胎。小人无事艺,假尔作梯媒。解释愁肠结,能分睡眼开。朱门狼虎性,一半逐君回。”“小人”把“钱”作为行恶的“梯媒”,可能确实是常见的情形。“愁肠”、“睡眼”一句,说到钱可以消释愁苦,可以振奋精神。而豪门贵族的“狼虎性”的形成和暴露,也往往是和对于钱的疯狂追逐相关的。
回顾历史,人们感受甚多的是“钱”深深地融入了普通的民俗。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都承受着“钱”的干预。有些民间礼俗,于是重重地打上了“钱”的烙印。回顾历史,我们也看到,在人们的意念中,“钱”也成为标志某种追求、象征某种理想的文化符号。清人陈鼎《东林列传》卷一五《冯琦传》后,有一段揭露和批评贪官行径的文字:
外史氏曰:尝稽之史册,凡国家好利及用佥人族类未有不亡者也。他朝姑置勿论,如元之末年,所用多非读书人,罔然不知廉耻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下属始参,曰“见面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索贡,曰“追节钱”。上元曰“花灯钱”。端阳曰“蒲粽钱”。中秋曰“月饼钱”。重阳曰“萸糕钱”。冬至曰“馄饨钱”。除夕曰“压岁钱”。每事需索,曰“常例钱”。出巡而经其道,曰“过山钱”。下郡县,曰“长夫钱”。初到任,曰“垫衙钱”。勾追曰“赍发钱”。狱讼曰“公事钱”。坐衙审断,曰“铺堂钱”。吏胥需索,曰“东道钱”、“轿马钱”、“舟楫钱”、“饭食钱”、“供应钱”。开手曰“纸笔钱”。管家曰“帮衬钱”。转桶曰“利市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缺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肥曰“好窝子”。漫不知忠君爱国之为何事。盖此辈既不读书而性又最贪,末年多用之,故坏也。至于明末,则用内官。如矿使、税使、监军之类。出则惟钱是索。诚如先生所言:朝廷欲爱民,而彼专欲害民;欲通商,而彼专欲困商;戒勿拨置,而拨置愈多;不许骚扰,而骚扰愈甚也。有天下者其思之哉,慎之哉,戒之哉,毋惑乎小人而好利也。
其中说到“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列有名目计24种之多。我们看到,按照节令索要,也就是所谓“逢节索贡”的“追节钱”种种钱名,如“花灯钱”、“蒲粽钱”、“月饼钱”、“萸糕钱”、“馄饨钱”、“压岁钱”等等,已经有浓重的民俗生活色彩。有些名目,像“压岁钱”等,逐渐成为人所共知的民俗现象。不过,究竟是贪官污吏“讨钱”时借用了民间习惯,还是先有官场语汇,而后传染了更宽广的社会层面,情形可能是相当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