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中华传统美德百字经·诲:诲人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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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率性直言(3)

有趣的是,由于鲁穆公支持儒、墨两家在鲁国并存,结果使得两家相互诘难、相互抨击,在一系列问题上,两家形成了尖锐对立的矛盾,最终促成了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第一阶段——儒、墨显学之争。

◎文苑拾萃

礼乐制度

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为加强统治,周朝初期的统治者实行了“封诸侯,建同姓”的政策,将周王室的贵族分封到全国各地,建立了西周的属国。周武王死后,年幼的周成王继位,武王的弟弟姬旦即周公辅政。周公旦是一位德才兼备的臣子。周公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又实行了“制礼作乐”的制度,对原有的政策进行总结、继承和完善,从而系统地建立了一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

礼乐制度是以乐从属礼的思想制度,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等级秩序,同时又以“乐”来和同共融“礼”的等级秩序,两者可谓相辅相成。在统治阶级内部所设定的等级,具体表现为“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古代舞队的行列,八人为一行,称为一佾。按照周礼,天子的舞队用八佾(即64人),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士二佾。因阶层不同,从而使用舞队人数也不同,这就为人们灌输了君权至上无人能与之相抗衡的等级秩序思想。

周代的音乐领导机构被称为“大司乐”,是世界上出现最早、规模最大的音乐教育与音乐表演机构。它所培养的对象是王和诸侯的长子、公卿大夫的子弟以及从民间选拔的优秀青年,主要教授学员们学习六代乐舞与小舞。大司乐教育贵族子弟学习音乐并非是让他们真正去表演,而是让他们懂得“礼乐”是一种有效的治国方式。

国有三不祥

◎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异宜,不可逾量。——唐·魏征

晏婴(公元前578—前500年),字仲,谥平,习惯上多称平仲,又称晏子。夷维人(今山东莱州)。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历任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辅政长达50余年。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晏婴病逝。晏婴头脑机灵,能言善辩,内辅国政,屡谏齐君。对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司马迁非常推崇晏婴,将其比为管仲。

从前,齐国人将老虎和蟒蛇看作是不祥之物。

有一次,齐景公到野外打猎。刚刚爬上山头,他就手持弓箭寻找猎物。突然一阵狂啸,从草丛里跳出了一只吊睛白额猛虎,把齐景公吓了一大跳,一伙人赶紧跌跌撞撞地扶着齐景公逃到山沟里。

齐景公一行人在山沟里没走多远,又看到一条水桶粗的青皮蟒蛇盘在岩石上,正恶狠狠地朝他们吐着毒芯。

一天打猎受了两次惊吓,齐景公感到非常扫兴,什么也没有捕捉到,就惊魂未定地返回了。回到宫中,齐景公急忙把晏子叫来,问道:“今天寡人上山见虎,下沟见蟒,这怕是我们齐国的不祥之兆吧?看来下次外出时还需要选择一个黄道吉日啊!”

晏子回答说:“出门选择吉日纯粹是虚妄之言,大王不要被蒙骗了。我也听说一个国家确实会有不祥之兆,而且有三不祥,猛虎、毒蛇都不算在内的。”

齐景公忙问:“是哪三不祥呢?”

晏子回答道:“一是国家有了贤明的人才,而大王不去选拔,不想知道;二是大王知道了有德才兼备的人,也不愿录用;三是大王虽然录用了贤明的人才,却不肯信任他们。所谓不祥,尽在于此。至于今天上山见虎,那是因为山是虎的巢居;下沟见蟒,那是因为沟是蟒的洞穴,这同国家有什么关系呢?怎么能说这是齐国的不祥之兆呢?”

齐景公听了觉得非常有道理。在晏子的辅佐下,齐国的朝政有了很大的起色。

◎故事感悟

晏子用三不祥告诉景公一个道理:不善于发现、使用和信任人才,甚至糟蹋人才,这对国家的损害是无法估计的,这才是不祥之兆。遇见虎,遇见蟒,那是自然现象,而没有任何指向,也没有任何征兆的意思。齐景公正是由于听取了晏子的教诲,才使得国家兴旺繁荣起来。

◎史海撷英

齐景公与弦章

春秋时期,齐国自从宰相晏婴死了后,一直没有人当面指责齐景公的过失,因此齐景公的心中感到很苦闷。

有一天,齐景公宴请文武百官。席散后,君臣一起到广场上射箭取乐。每当齐景公射出一支箭,即使没有射中箭靶的中心,文武百官也都高声喝彩:“好呀!妙呀!”“真是箭法如神,举世无双呀。”

事后,齐景公将这件事情与他的臣子弦章说了。弦章就对景公说:“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臣子,古人有话说:‘上行而后下效。’国王喜欢吃什么,群臣也就喜欢吃什么;国王喜欢穿什么,群臣也就喜欢穿什么;国王喜欢人家奉承,群臣自然也就常向大王奉承了。”

齐景公听了弦章的话,认为弦章的话很有道理,就派侍从赏给弦章许多珍贵的东西。弦章看了摇摇头,说:“那些奉承大王的人,正是为了要多得一点赏赐。如果我受了这些赏赐,岂不是也成了卑鄙的小人了!”最终他没有接受这些珍贵的东西。

◎文苑拾萃

《易传》

《易传》之名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人们把解释《周易》的文辞都称作《易传》。如今《易传》已成为《周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易传》共分七种十篇,分别为《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系辞传》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自汉代起,《易传》又被称为“十翼”。

教子不伤父子情

◎前虑不定,后有大患。——《战国策》

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孟子与孔子合称为“孔孟之道”。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亚圣。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散文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第四代弟子。

孟子是我国战国时期一位大思想家和教育家。

孟子主张不要亲自去教育自己的儿子。

孟子有“教亦多术矣”的观点,并具体解释了这种观点下的五种教育方式:“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者。”意思是说,像及时雨那样滋润、成全品德,培养才能,解答疑问,让学生自己去向以往的榜样学习,都是应有的教育方式。他甚至认为,自己不去教诲别人,也是一种教诲。比如,放弃对自己儿子的教育。

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孟子的主张是异乎寻常、出人意料的。简单地说,就是不要亲自去教育自己的儿子。

学生们听到老师说这样的话,只是傻愣愣地张大了嘴巴,瞪着一双双失神的眼睛,不敢有任何反对。只有公孙丑敢于说话,他问孟子:“君子之不教子,何也?”这个问题,公孙丑不但提得好,而且恰到好处。既然是君子,为什么不去管教自己的儿子?

对于公孙丑提出的问题,孟子是这样回答的:“教育儿子,要用正道正理,如果没有效果,父亲就会愤怒。而父亲一愤怒,就会伤了父子之间的感情。其实,不但父亲要恼怒,连儿子也会有想法的。儿子会反问父亲:您拿正理正道来教我,您的所作所为却不是出于正道正理。这样,父子感情一伤,父子之间就会产生隔阂。隔阂存在于父子之间,那是最不好解决的。”

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种看法,与今天的“没国哪有家,没家哪有我”的歌词如出一辙。

家庭成员之间,应当保持一种亲爱和谐的气氛,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这样才会“天下平”。国家安宁,社会稳定,家庭和睦,是环环相扣,哪个环节都是不可少的。只有缺一不可,天下才能太平。

孟子认为,父子关系在家庭中最为重要。“亲”是基本原则,考虑到“亲”的关系不能被破坏,如果要维持父子之间的亲情,父亲就不要亲自去教育自己的儿子。如果父子之间的感情破裂,社会的稳定就会被破坏。

孟子的“教子不伤父子情”的观点,从大的方面看,似乎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就现实社会生活来讲,似乎不尽可取。子女的教育是社会性的,家庭,尤其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教育自己的子女,具有不可推卸、义不容辞的责任。家长在教育子女问题上事必躬亲,也是应该坚持的必要方式。问题的关键,似乎是应该很好地掌握教育的方法及其“度”。坚持对子女进行正面教育,又不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应该是一条基本界限。倘若能由此而增进彼此的感情,那自然是再理想不过的。

◎故事感悟

孟子的观点现在来看是不正确的。家长应当以身作则,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身教在先,言传在后,坚持“身教胜于言教”,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影响和感染子女,为子女树立学习的榜样。这样,为子女灌输“正理正道”的时候,也就不至于因自身行为缺乏检点而令子女不服。当然,也就不用担心“教子怕伤父子情”问题的发生了。

◎史海撷英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请问老师您擅长哪一方面呢?”

孟子说:“我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语,我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请问什么叫浩然之气呢?”

孟子说:“这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这种气,极端浩大,极端有力量,用坦荡之胸怀去培养它而不加以伤害,就会充满天地之间。不过,这种气必须与仁义道德相配,否则就会缺乏力量。而且,必须要有经常性的仁义道德蓄养才能生成,而不是靠偶尔的正义行为就能获取的。一旦你的行为问心有愧,这种气就会缺乏力量了。所以我说,告子不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成心外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培养义,心中不要忘记,但也不要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它生长。不要像宋人一样:宋国有个人嫌他种的禾苗老是长不高,于是到地里去用手把它们一株一株地拔高,累得气喘吁吁地回家,对他家里人说:‘今天可真把我累坏啦!不过,我总算让禾苗一下子就长高了!’他的儿子跑到地里一看,禾苗已全部死了。天下人不犯这种拔苗助长的错误是很少的。认为养护庄稼没有用处而不去管它们的,是只种庄稼不除草的懒汉;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庄稼生长的,就是这种拔苗助长的人——不仅没有益处,反而害死了庄稼。”

◎文苑拾萃

《谷梁传》

谷梁传是《谷梁春秋》的简称,是一部对《春秋》的注解。

《谷梁传》所记载的时间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作者相传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只是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

《谷梁传》与《左氏传》、《公羊传》一样,都是为注释《春秋》而作的。在汉代以前,解释《春秋》的有五家,除《左传》、《公羊》、《谷粱》外,还有《邹氏传》和《夹氏传》。到汉朝初年,《邹氏传》和《夹氏传》两家便逐渐失传了。而《公羊》与《谷梁》则用汉时流行的隶书记录成书,称为今文,立于学官,也就是在中央国立大学设立课程,专门备有博士加以传授。

《谷梁传》与《公羊传》体例相同,都是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解说《春秋》,是阐明儒家思想的一部经书。《公羊传》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思想,与现实的政治配合较密切;《谷梁传》则主要以文义阐发《春秋》经文,行文比较谨慎,认为应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主张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因此,宋代的《春秋》学家胡安国说:“其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

《谷梁传》与《左传》、《公羊传》一样,最早与《春秋》都是“别本单行”的。到晋朝范宁作集解,就将经传合为一书。后来,唐朝的杨士勋又进一步为之作疏,称《春秋谷梁传注疏》,共二十卷。清代也有几家为《谷梁传》作注的,比较通行的本子是清代中期阮元的《十三经注疏》。

顾恺之焚子券书

◎行成于思,毁于随。——唐·韩愈

顾恺之(约345—406年),东晋画家。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曾为醒温及殷仲堪参军,义熙初任通直散骑常侍。刘裕北伐南燕,恺之为作《祭牙(旗)文》。多才艺,工诗赋、善书法,尤精绘画,尝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多作人物肖像及神仙、佛像、禽兽、山水等。

东晋时期,南方的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官僚及其子弟经商与放高利贷的现象日趋增多。对这种现象,许多清廉正直的官员颇不以为然,不但不经营,而且还严格约束子女和家人,禁止他们从事这项活动,顾恺之就是其中颇为突出的一个。

顾恺之“尚俭素,衣裘器服,皆择其陋者”。这种说法,是对顾恺之生活的真实写照。他崇尚的是勤俭朴素,他穿的衣服以及使用的器物,都是价格低廉的。

顾恺之不但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而且重视对子女和家人的管束,家中上下关系融洽,为乡里所称道。

顾恺之有五个儿子,其中三子顾绰不听教诲,经营高利贷,家产丰饶,乡里士族、平民欠顾绰债务的颇多。顾恺之屡次加以禁止,但顾绰执意不改。

顾恺之出任吴郡太守以后,对儿子顾绰说:“吾常不许汝出债,定思贫薄亦不可居。民间与汝交关有几许不尽,及吾在郡,为汝督之。将来岂可得。凡诸券书皆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