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中华传统美德百字经·博:所知应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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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博学多才(4)

葛洪13岁时,父亲去世。但葛洪从小就聪明好学,16岁时开始诵读儒家的《孝经》、《论语》等,并发奋精读五经,立志为文儒。他自认为“才非政事,器乏始民”,于是以“不仕为荣”,所以向“立言”方面发展,其基本思想是以儒家为主导。

在葛洪十八九岁时(太安元年前),曾去庐江(今安徽庐江)马迹山,拜师于葛玄弟子、方士郑隐,做他的助手,并接受了《正一法文》、《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洞玄五符》等道书及《黄帝九鼎神丹经》、《太清神丹经》、《太清金液神丹经》、《黄白中经》等炼丹术著述,从此开始转向道教。

葛洪所著的《抱朴子·内篇》,是我国炼丹术史上一部极其重要的经典著述,也可说是自西汉迄东晋以来,我国炼丹术早期活动和成就的基本概括和全面总结,起到了炼丹术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这部书对晋代炼丹术活动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翔实的记载,而且言语质朴,说理明晰。尤其是其中的《金丹篇》与《黄白篇》两篇,更是集中反映了汉晋时期我国炼丹术化学的面貌。

此外,葛洪在其著作《抱朴子内篇·仙药》中,还对各种石芝、云母、雄黄、诸玉、真珠、桂、巨胜、柠木实、松脂、菖蒲等所谓仙药的特征、产地、采集、性质、加工及服食法等,进行了相当完整的说明。这些内容对研究我国古代医药学、动植物学和矿物学都是极为珍贵的资料,对今人了解道教丹鼎派的思想和活动也至关重要。

葛洪在热衷于炼丹术的同时,还钻研医术,他可以称得上是东晋时期对我国医学贡献最大的杰出医学家。

葛洪在医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著有一部百卷本的《玉函方》,此书虽已失传,但从其自序可知,这部书是葛洪在“周流华夏九州之中,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使种类殊分,缓急易简,凡为百卷,名曰玉函”。

葛洪的另一部医学著作是《肘后备急方》,后代对其做了一些整理,至今仍然流传。从这部著作,也可以看到葛洪在医学上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后经梁代陶弘景增补,改名为《肘后百一方》;以后,又经金代杨用道再度修订整理,更名为《广肘后备急方》。现今流传的版本,就是经杨用道增订的。从这个版本中,基本上也能分辨出葛洪本人的医学成就。

葛洪是个虔诚的道教徒,醉心于炼制仙丹,追求长生不老。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广泛收集资料,寻觅理想的炼丹场所,他曾经“周流九州之中”。在与民间广泛、深入的接触中,葛洪也深感民间疾病的发生和传染常常因为缺少医者,而又无简易的自疗方法,只好坐以待毙。他深感有必要编撰一部简易应急的医方书。因此,他在自己已有的一百卷《玉函方》的基础上,收集各种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在不得已需要用药时,也都是选用一些价廉效显、山村僻壤易得的药物,有的根本不需到市肆去购买,都是一般草石之品,所在皆有。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葛洪编撰成《肘后备急方》三卷(后世整理成八卷)。书名“肘后”指可随身携带于臂肘之后,“备急”则多用于急救之病症,这与现代之“急救手册”具有同等的含义。

葛洪的医学思想具有可贵的群众性,药品用的是廉价易得之品,治疗技术也力求简便易行。比如,对于古代的针灸技术,他只倡用灸疗法,因为针术非一般患者所能掌握,而灸术则人人可做。而关于施灸部位(穴位),他也总是通俗、明确地提出大致的位置,如“两乳间”、“脐下四寸”,而绝少用穴位名。这样就达到了他自己所说的:“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篱之内,顾眄可具。”这也就是《肘后备急方》之所以能够一直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

传染病,尤其是急性传染病,古来已有。东汉时期的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中总结了当时在发热性传染病方面的成就,为人们所推崇和遵循。张仲景的诊疗系统,素以严谨著称。而葛洪基于自己的医学思想,认为张仲景及其所遵循的《黄帝内经》那一套根本不适用于穷乡僻壤,更何况伤寒学体系已不能完善地驾驭全部发热性传染病的诊治。他指出,古代治疗伤寒的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葛根汤、青龙汤、白虎汤等二十多张方子,都是“大方”,复杂难备,因而另行设计了一些简便易行的效方,以应贫穷地区的需要。

自古以来,人们都将热性传染病归入伤寒,认为这类疾病是伤于寒邪所致,且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说法。医界通常也都在这个窠臼里转圈。然而,葛洪却敢于跳出这个圈子,提出了“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的观点。

在这里,应注意的一是“疠气”,一是“相注”。由于《肘后备急方》重在提供简易方剂,不是论述医理的专著,所以葛洪对“疠气”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论述,但却已经跳出了伤寒的藩篱。

葛洪的这一学说到了明代时期,便发展成为“疠气”说及“杂气”说,从而建立了温病学派的新学说。而葛洪的这一思想可以说是温病学说的先河和萌芽。

至于“相注”,则是指这些“疠气”所致的病症,可以互相染易,明显指的就是传染病。

正是在这种不满足于“伤寒”的新的思想指导下,才令葛洪在我国传染病学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葛洪对许多急性、慢性传染病的记载,在我国医学文献中也是首次,其中有的甚至是世界医学史上的首次记录。这些疾病包括天花、出血热、肝炎、恙虫病等。

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提到:有一种流行传染病,在发病时,患者的全身包括头面都长疮,不多久就遍及全身,全身发红似火,随后疮里灌脓变白。如果不能很好地治疗,大多数患者都会死亡;如果不死,病愈后,留下疮疤并变为黑色。这些描述,正是天花的全过程,在国内属于最早的记录。

在书中,葛洪还指出,流行性钩端螺旋体病或称出血热,曾有一种浑身发黄的病,起病时患者只觉四肢沉重,精神不爽,不多久黄色便由双眼遍及全身,并且有全身出血的现象,也可致人于死。

黄疸性传染性肝炎患者则周身发黄,胸部胀满,四肢感觉肿胀,有时出的汗都会是黄色的。

恙虫病是一种叫“立克次氏体”的微生物所致的急性传染病。在《肘后备急方》中,葛洪提到了一种沙虱病,其病状是:初起皮肤上红赤色,大小与豆黍米粟粒一般,用手摸之其痛如刺。几天后,全身疼痛发烧,关节疼痛。在这时,葛洪创造性地提出“仍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

这种以同一疯狗的脑髓敷伤处治疗的方法,是否真的能够达到“后不复发”的效果还有待证实,但这种基于古代“以毒攻毒”的治疗思想却是十分宝贵的。

其次,葛洪还提出了许多具有特效的治疗药物,如治疗脚气病及疟疾的药物。在脚气病的治疗方面,葛洪提出用大豆、牛乳、蜀椒和松节松叶等来治疗。现代化学分析结果表明,这些药物中包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治疗脚气病的效果是很理想的。

而关于疟疾的治疗,葛洪曾提及疟疾种类较多,有老疟、温疟、瘴疟、劳疟、疟兼痢等多种,其治疗方法也是多样的,有常山、鼠妇、豆豉、蒜、皂荚、鳖甲等。这些药物在治疗疟疾方面都有一定的疗效。虽然有的药物有副作用或毒性,但在古代,这些药物仍然起着积极的治疗作用。

葛洪还大量记录各种食物、药物中毒的治疗方法等,其中有野葛、狼毒、杏仁、水银、羊踯躅、半夏、附子、莨菪、毒菌、毒肉等,其所用的解毒剂有甘草、大豆、鸡蛋、荠苊等。

对于昏迷的病人,葛洪提出的简便有效的急救方法是用灸法,灸人中穴、膻中穴等。在没有灸艾等材料时,他主张用手指甲切鼻柱下,也就是掐人中穴的方法。这种方法至今在医疗中及民间仍是常用的急救方法。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不失为一本简易急救疗法手册,各种药物、治疗技术大多都是易得、易用的方法。因此,葛洪的医疗技术也被后世誉为“简便验廉”,这也是对葛洪最高度的赞誉。葛洪的这些诊疗思想和方法技术,对中医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故事感悟

谁都愿意成为一名博学多才、有成就,让人敬重的人物,但是若不肯吃苦学习,最终还是会一事无成。葛洪正是凭借自身孜孜不倦的努力才完成了《抱朴子》、《肘后备急方》等传世名著!

◎史海撷英

葛洪的道教成就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其所著的《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地总结了晋代以前的神仙理论,还系统地总结了晋代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术等;同时,他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将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应该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

在《抱朴子外篇》当中,葛洪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他不满于魏、晋的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

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在炼丹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到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应等。

◎文苑拾萃

《抱朴子》

《抱朴子》是东晋时期的道家理论著作,为东晋时期的葛洪所撰。

《抱朴子》今存有“内篇”二十篇,主要论述神仙、炼丹、符箓等事,自称“属道家”;“外篇”五十篇,主要论述“时政得失,人事臧否”,自称“属儒家”。在“外篇”当中,《钧世》、《尚博》、《辞义》、《文行》等篇还有一些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

在道家体系当中,《抱朴子》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葛洪本人也被认为是道家的重要人物,对道家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搜炼古今的祖冲之

◎为学如登山麓,方其迤逦之时,莫不阔步大走,及到峻峭之初便止,须是要刚决果敢以进。——《张载集·经学理窟·学大原下》

祖冲之(429—500年),我国杰出的数学家,科学家、南北朝时期人,汉族人,字文远。祖籍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县)。为避战乱,祖冲之的祖父祖昌由河北迁至江南。祖昌曾任刘宋的“大匠卿”,掌管土木工程;祖冲之的父亲也在朝中做官。祖冲之从小接受家传的科学知识。青年时进入华林学省,从事学术活动。一生先后任过南徐州(今镇江市)从事史、公府参军、娄县(今昆山市东北)令、谒者仆射、长水校尉等官职。其主要贡献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三方面。

祖冲之的原籍为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县)。西晋末年,因遭到战争的破坏,祖家迁到了江南居住。祖冲之的祖父祖昌曾在刘宋政权里担任过大匠卿,负责主持建筑工程,掌握了一些科学技术知识;同时,祖家历代对天文历法也都很有研究。因此,祖冲之从小就经常接触各种科学技术。

祖冲之从小对自然科学和文学、哲学等就很有兴趣,尤其是对天文、数学和机械制造,更有着强烈的爱好。早在青年时期,他就博学多才,并被派往当时的一个学术研究机关——华林学省,从事研究工作。后来,他又担任过地方官职。

在为官期间,祖冲之的生活虽然不太安定,但他从没间断过学术研究,并在学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祖冲之研究学术的态度十分严谨,他重视古人的研究成果,但又不迷信古人,不“虚推(盲目崇拜)古人”,而要“搜炼古今(从大量的古今著作中汲取精华)”。

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祖冲之对于古代科学家如刘歆、张衡、阚泽、刘徽、刘洪、赵欧等人的著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充分汲取其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又敢于大胆怀疑前人在科学研究方面的结论,并通过实践加以修正补充,从而取得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科学成果。

在天文历法方面,祖冲之所编制的《大明历》是当时最为精密的历法。在数学方面,他推算出了准确到六位小数的圆周率,取得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成果。

刘宋末年,祖冲之回到建康(今南京),担任谒者仆射的官职。从此以后,直到齐朝初年,祖冲之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研究机械制造,并重造了指南车,发明了千里船、水碓磨等,为科技的发展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祖冲之晚年时期,齐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叛乱,政治腐败黑暗,人民生活困苦,北朝的魏国乘机向南进攻。大约从494年到498年,祖冲之担任长水校尉的官职。当时,他写了一篇《安边论》的文章,建议政府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增强国力,安定民生,巩固国防。齐明帝看到了这篇文章后,便打算派祖冲之巡行四方,兴办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然而最终因连年战争,祖冲之的建议未能实现。没过多久,即500年,祖冲之便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