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中华传统美德百字经·安:安邦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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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封疆治边(1)

周穆王征犬戎

◎人生富贵岂有极,男儿要在能死国。——李梦阳《奉送大司马刘公》

周穆王(生卒年不详),姬姓,名满。昭王之子,周王朝第五位帝王。他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富于传奇色彩的帝王之一,世称“穆天子”,关于他的传说层出不穷,最著名的则是《穆天子传》。

西周王朝经成、康、昭几代天子的努力,逐步完善了政治制度,严密了统治机构,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奴隶制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至穆王,更是达到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鼎盛时期。

周穆王是成王的曾孙,即位时已经50岁了。他凭借西周近200年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一生多次四面出击,武功卓著。对他以武力征伐边远少数民族的行为,当时的卿士祭公谋父不以为然。

有一次,“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即当面提出了劝告,认为不能这样做。他的理由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犬戎是古戎人的一支,当时游牧于泾渭流域(今陕西省彬县、岐山一带),按旧说在周的荒服之中,即属于周因其故俗而治的地区。所以祭公谋父按照提倡德政的原则提出了“耀德不观兵”的基本方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显示高度的文明来吸引和感化他们,而不能仅仅靠展现武力来压服他们。

祭公谋父认为,周的先王都“非务武也”,而是“勤恤民隐而除其害”的;如果出现有不归服的情况,就要先检查和调整自己的政策,“修文”、“修名”、“修德”,万不得已才攻伐征讨;而对边远地区,则主要是进行说服,“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极”。

当时犬戎与西周的关系如何呢?祭公谋父说: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犬戎是臣服于周的,只是周穆王要寻衅而已!所以祭公谋父严厉地指出: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夫犬戎树悖,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但是,志得意满的周穆王听不进祭公谋父的劝谏,不顾他的警告,“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结果战果甚微。但因其暴兵劳师、伤威毁信,从此以后,“荒服者不至”。

到了后来的周幽王,犬戎终于成为了申侯所联合的反周主要力量;犬戎“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

◎故事感悟

对边远少数民族关系的处理,是多民族国家政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祭公谋父提出的“耀德不观兵”,是正常时期处理这一问题的正确方针。穆王挑起事端,逞一时之志,致使“荒服不至”,最终逼迫犬戎成为了灭亡西周的反叛势力,这一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史海撷英

成康文治

周王朝,在武王伐纣第二年,武王去世,其幼子诵即位,是为周成王。

如果说西伯昌、武王发是以“小邦周”夺取“大邦殷”统治地位的开国之君,那么,成王和康王则是真正让“小邦周”成为“大邦周”的治国之君。

通过周公旦、成王诵、康王钊三代人的励精图治,周王朝的统治势力达到顶峰。史料记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40年不用,颇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治世风气。那时,外有齐鲁晋卫郑诸侯作为屏障,内有周公、召公、毕公作为扶持,因此,周王朝的统治昌盛而天下信服。

◎文苑拾萃

八骏图

(唐)白居易

穆王八骏天马驹,后人爱之写为图。

背如龙兮颈如象,骨竦筋高脂肉壮。

日行万里速如飞,穆王独乘何所之?

四荒八极踏欲遍,三十二蹄无歇时。

晁错论守边备塞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示家人》

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颍川(今河南禹县城南晁喜铺)人。是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汉文帝时,晁错因文才出众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师)、贤文学。在教导太子中授理深刻,辩才非凡,被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尊为“智囊”。因“七国之乱”被腰斩于西安东市。

西汉初年,汉朝对待北边游牧民族匈奴的态度,在汉文帝特别是汉景帝时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政策性的变化,与晁错当时上言兵事,提出守边备塞的一系列建议有着密切的关系。

秦朝末年,匈奴头曼单于(音善于)乘中原动荡之机夺回了一度被秦将蒙恬收复的河南地。至其子冒顿(音默毒)单于杀父自立,西破月氏,东击东朝,北服丁零,南并楼烦、白羊,有控弦之士30万,并在汉初屡犯汉的燕、代之地。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匈奴兵围马邑(今山西朔县),南扰太原。

刘邦亲自率军三十余万出击,至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遭匈奴骑兵围困。刘邦不得已派刘敬前往,缔结“和亲”之约,答应以公主嫁与单于,岁奉贡献,并开关市与交易等条件,以换取与匈奴的和平相处。然而,匈奴恃其强盛,此后仍不时侵扰长城以南地区,其骑兵一度烧毁回中宫,前锋直指长安甘泉。所以,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如贾谊等人对汉朝的屈辱忍让态度十分不满。贾谊用“天下之势方倒悬”来形容这种不相称的关系,而“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所以他毛遂自荐,请“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虽然贾谊热情可嘉,然而班固却讥笑他“其术固以疏矣”。总之,书生气十足。相比之下,晁错就比他高明得多了。

晁错在给汉文帝所上的言兵事疏中指出,作战的胜败不在于民的勇怯,而在于将吏指挥的巧拙。敌对双方交兵取胜的诀窍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这三者是互有联系、相互统一的。什么样的地形,就应该使用相应的兵种和兵器。例如,山林径川是步兵之地,车骑二不当一;平原广野是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平陵川谷是弓弩之地,短兵百不当一;两阵相近是长戟之地,剑盾三不当一;草木繁茂是予铤之地,长戟二不当一,如此等等。所以兵法强调器械要利。

接着,晁错又具体分析了中原和匈奴的地形,以及由此引起的技艺特点。他认为,两者各有长技,也自有短处。譬如,匈奴的骑兵且驰且射,饥渴不困,这是匈奴的长技,而为中原之人所不及。可是到了平原作战,又是另一番情景:中原的轻车突骑远胜于匈奴的乌合之众;劲弩长戟,坚甲利兵,剑戟相接更是中原士兵的长技。从总体来说,匈奴的长技有三,中原的长技有五。加以两者兵力的悬殊,打败匈奴应该是有把握的。

那么,究竟怎样抵御匈奴的侵扰呢?晁错并不主张调发大军贸然发动攻击,而是提出了两条“万全之策”:一曰以夷制夷,二曰徙民实边。

晁错认为,降附汉朝的胡人义渠蛮夷之属有数千人之多。他们的饮食、长技与匈奴相同,如果装备以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由边郡良将统率,再与轻车等互为表里,配合作战,那么就是战胜匈奴的“万全之术”。

关于徙民实边,晁错是从两方面考虑的:一方面,秦朝发卒戍边,但戍卒不服边郡的水土,结果戍者死于边,输者怨恨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已也”。秦朝强迫行之,结果是戍卒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天下从之如流水”,起义的浪潮最后终于席卷了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另一方面,匈奴以游牧为主,主要是骑兵,其特点是往来转徙,时至时去。如果汉朝发卒在边郡候备,这无疑是守株待兔。一旦匈奴乘虚侵扰,汉朝是否派兵援救,就成了进退两难的事。如此连年,则中原贫苦而民不安矣。何况远方戍卒守塞,一岁一更,对匈奴既不了解,也没有那种保卫家园的责任感。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局面,晁错建议徙民实边,让他们一边定居从事农业生产,一边防守边境,可以“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

于是,汉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

◎故事感悟

徙民实边有多方面的好处:减轻了内郡狭乡的人口压力,缓解了土地兼并的社会矛盾,开发了边郡,抵御了外来的侵扰。为此,汉武帝时大规模地推行这一措施,对后世封建王朝也有重大影响。

◎史海撷英

晁错备受信赖

汉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文帝去世,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帝。

景帝即位后,立即提升晁错为内史(京师长安的行政长官)。晁错也曾多次单独觐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景帝对晁错可谓言听计从,其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许多法令是经晁错的手修改订立的。

这让丞相申屠嘉心中十分不满,但又无法伤害晁错,只好寻找机会。正巧,内史府坐落在太上庙(刘邦父亲的庙)外面的空地上,门朝东开,进出有些不方便。于是,晁错就另外开一个从南面进出的门,凿通了太上庙外空地的围墙。申屠嘉知道后,大发雷霆,想借此过失,报请皇帝杀掉晁错。

晁错得到消息后,立即单独向景帝说明了情况。等到申屠嘉到景帝面前告状,说晁错擅自凿开庙墙开门,请把他送交廷尉处死时,景帝却对申屠嘉说:“晁错凿开的不是庙墙,只是庙内空地上的围墙,没有犯法。”申屠嘉只得谢罪而退,一气之下,发病不起,不久就死了。这样一来,晁错的地位就更加显贵了。

唐太宗定东突厥

◎国家忧患我当先,人间幸福我后享。——朱熹

温彦博(573—637年),字大临。隋朝至唐初并州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会善村人,温大雅之弟,唐初宰相。温彦博青年时代即与兄温大雅、弟温大有皆以品行、学识、文章闻名于世,时号“三温”。兄弟三人从小就被薛道衡断言皆卿相才,曾被突厥流放阴山的温彦博最终成为与房玄龄、魏征等名臣共同辅政的宰相之一,死后获得陪葬昭陵的殊荣。

突厥族是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隋朝初年一度相当强大,不断入侵内地。后被隋军所败,分裂为东、西两部,史称东突厥、西突厥。

隋开皇十九年(599年),东突厥突利可汗降隋,隋文帝封他为启民可汗,以宗室女义成公主嫁之。其部众迁到河套南面畜牧,受隋保护。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地处西域的西突厥处罗可汗也投降了隋朝。但是在隋末,突厥又强大起来,不断内侵。尤其东突厥,近傍内地,危害尤甚。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北方诸割据者多向东突厥称臣,借助其力量。而东突厥统治者也封他们为可汗,分别从他们那里获得子女金帛,并且对他们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以便维持这种割据格局,从中得到长久的利益。

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为了安定后方,免除后顾之忧,也曾向东突厥称臣,岁送金帛子女。唐朝建立并且统一中国后,东突厥无法像从前那样坐取财富,于是频繁入扰,不仅边境不宁,内地也常受其害。唐高祖因此曾想迁都,被唐太宗李世民等劝谏而止。东突厥已成为唐初最大的边患。

为了巩固政权,安定社会环境,唐朝在太宗即位后,开始大举反击突厥。贞观初年,东突厥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之间因争权夺利矛盾激化。贞观二年(628年),突利可汗请唐朝出兵攻打颉利。唐太宗君臣抓住这一机会,一方面对东突厥统治者进行分化瓦解,另一方面积极备战。贞观三年(629年)冬,唐太守命徐世勣、李靖等率军十余万,向东突厥全面进击。次年初,李靖等大破突厥,突利可汗被迫来降。颉利可汗遁走铁山(今内蒙古阴山北)。李靖乘胜追击,深入大漠,擒颉利可汗,俘其众十余万,东突厥灭亡。

东突厥灭后,如何安置多达十余万的东突厥部众,如何重新布设边防、安定边境,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关于这类问题,历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仍让该族人口留居旧地,恢复其国,任其自生自灭;另一种是将其部众迁居内地,同中原王朝之间维持一定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受中原王朝控制。

究竟对东突厥应当采取哪种方法?唐太宗命群臣商议此事。中书令温彦博建议仿照东汉光武帝在五原塞下安置投降匈奴的故事,将东突厥部众安置在河南一带,“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故是含育之道也”。而魏征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主张将他们“遣还河北,居其旧土”,认为“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给事中杜楚客等人也赞成魏征的意见。温彦博则据理力争,提出:“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悯,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他还提出了安置突厥旧部的具体方法:“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