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中华传统美德百字经·安:安邦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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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安抚百姓(1)

管仲说安民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谥曰“敬仲”。汉族。中国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周穆王的后代,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历史上认为,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都是“管仲之谋”。而“安民”政策,更是“管仲之谋”的一个重要内容。

管仲在辅佐齐桓公期间,对“民”与“国”的关系有着充分的认识。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因此,他认为,能处理好“民”的若干大问题,就是政治中最可宝贵的:“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以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管仲所说的“顺民心”,其实就是要顺其“四欲”;“逆民心”,就是统治者“行其四恶”。要做到“四顺”,不行“四恶”,统治者就必须首先理解顺于民就是为了取之于民的道理。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统治者肆其所欲,用刑罚和杀戮来压制人民,结果只能是“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国家的政令就无法施行,统治者的地位就危险了。

据《国语·齐语》中记载,齐桓公在得到管仲之后,管仲就提出了一个治天下的纲领:“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而慎用其六柄焉。”这一纲领的中心问题,也就是处理好与“民”的关系。

“参其国”是三分国都以为三军,“伍其鄙”则是五分其郊野以为五属;治理“五属”的重点,就是“民”。管仲回答齐桓公问“五鄙若何”的问题,在短短一段话中,就用了五个“民”字,一个“百姓”:

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陆、阜、陵、瑾、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

合理的赋税、清明的政治,才能使人民生活安定,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使国家强盛起来。这里强调的是政治对于老百姓从事正常生产劳动的保护。在管子看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能够保证人民的“衣食足”,才能建立起和谐的社会秩序;如果物质生活问题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就无法对其进行道德的规范,而专恃刑罚又是不能实行全面有效控制的,所以管子视“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为有国者的根本任务,它能使民“不移”、“不偷”、“不苟”、“不憾”而使其“富”。在管子所说的“四顺”中,这是他最为强调的。

所谓“定民之居”,就是使人安居。在管仲看来,把各种居民归入相应的行政管理系统,就会秩序井然,不相混乱。“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立五正,各使听一属焉。是故正之政听属,牧政听县,下政听乡”。

所谓“成民之事”,就是使民“乐业”。当时将民划为士、农、工、商四类。管仲认为,这四类民,若“勿使杂处”,把他们划归在以上的各乡中,不仅可以减少管理上的繁乱,而且可以使他们便于传授技艺,“不见异物而迁”,使“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

从富民的目标出发,使人民安居乐业,是国家稳定、富强的基本条件。管仲说:“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正卒伍,修甲兵”,才能强化国家的武力。

管仲还认为,人民中间的不安定因素都是施政不当所造成的。他说:“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只有统治者大力发展生产,使国家富足,并为进一步扩大生产创造了条件,人民才会乐于“留处”,才会吸引别国的人民前来归服。

◎故事感悟

春秋前期,政治的动荡造成了人民的大规模流动,因此争取民众就成了统治者富国强兵的首要问题。管子为齐桓公谋称霸之道而首先提出“顺民心”,并把人民中的不安定因素归罪于统治者绝非偶然。“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说明他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顺民心则国兴,逆民心则国亡;富民、“定民”、“成民”,无一没有一个“安”字在。

◎史海撷英

管仲不谢私恩

管仲因罪被捕,从鲁国押往齐国。他饥渴地在大道上走着,路过绮乌郡时,防守边疆的人跪在地上非常恭敬地请他吃食物。因此私下里,这个防守的人对管仲说:“如果你有幸到了齐国而没被处死,还被齐国重用的话,你要怎么报答我呢?”管仲回答说:“假如真像你说的话,那么我重用贤良者,让有才能的人得以发挥,我怎么谢你呢?”这个防守边疆的人因此而怨恨管仲。

◎文苑拾萃

管仲二首

(宋)陈造

(一)

棠潜俄正鲁封圻,施伯安翔稛载归。

尸授夷吾宁复此,君臣应愧始谋非。

(二)

平生勋业载成书,胁制诸侯只霸图。

盍继车攻奏嘉颂,迄今璧帛簉东都。

孟子议安民

◎事因于民者,必成。——晏婴《晏子春秋·内篇》

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战国时期鲁国人。鲁国庆父后裔,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孟子主要活动在战国时期诸侯变法革新的时代,当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诸侯东面朝齐”,而孟子则以承禹、周公、孔子“三圣”自励,以“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气概,奔走于诸侯之间,宣传他的“仁政”理想。

在孟子的“仁政”思想当中,摆正民众的地位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孟子认为,在整个社会政治当中,“民”是最主要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絮,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认为,在民、社稷和君主三者中间,后两者都无法与“民”的地位相比。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权是否巩固,国君是否有威信,关键就在于他是否能获得民心。所以,只有得到了百姓的支持,才能做诸侯王和天子。孟子的这一论点是商周以来最为大胆、最为新鲜的意见。

孟子还认为,诸侯的宝贝不是珠玉,而是“土地、人民、政事”三宝。“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用历史事实证明,尧舜能得到天下,是因为能得其民;桀纣所以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其民,而“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

什么叫“得其民”呢?孟子说:“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孟子言必称尧舜,他虚拟了尧舜的行事及其制度来论证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尧舜的政治是得民心的典型,为国者应当“法尧舜”。在处理人民的事务方面,如果“不以尧之所以治民”,就是“贼其民”。残害人民,那绝不能保有天下的。只有“保民而王”,才会“莫之能御也”。

有理性的认识还不够,孟子认为,统治者还需有感情上的转变,必须与百姓同乐。《孟子·梁惠王》中,记载了一则孟子与齐宣王讨论音乐和快乐的故事很有趣,也很深刻。

孟子听说齐宣王爱好音乐,就去谒见他,对他说,大王爱好音乐,齐国会很有希望的。齐王不好意思地回答说,他不过是爱听点“世俗之乐”罢了。孟子还是很夸奖齐王,说不管是古代音乐还是现代音乐都一样,齐国会因此而很不错的。齐王不懂这个道理,于是便产生了下面的对答:

孟子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齐王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孟子马上接着讲了欣赏音乐与娱乐的道理。他说:假如百姓听到大王在这儿欣赏音乐,全都觉得头痛,愁眉苦脸地互相议论:我们国王这样爱好音乐,为什么使我苦到这般地步呢?父子不能见面,兄弟妻子东逃西散!假如大王打猎,百姓也做出同样的反应,这原因就是大王只图自己快乐而不同大家一起娱乐的缘故。假如百姓知道大王听音乐、打猎,却眉开眼笑地相互传告说:我们的国王大概很健康吧!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大王同百姓一同快乐。而“与百姓同乐,则王矣”,“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与民同乐”更广泛的意义是“与民同好”。无论对财货男女的欲望,统治者均应“与百姓同之”。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对重大问题的处理,应当主要听取民众的意见。

孟子把自己的政治主张统称为“仁政”,包括思想、感情、具体的政治措施在内的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心是处理好人民的各种问题。所以,他将符合自己理想的统治局面叫做安民。他说“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他很自负,说如果齐王肯起用他,“岂徒齐民安”,而且是“天下之民举安”!可见他“仁政”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安民,安民便是他追求的一大目标。

◎故事感悟

孟子的思想产生在战国那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目的最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的安民思想从基本认识到具体措施也都包含着许多理想的成分,但是从中所表达的“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民同乐”、“轻徭薄赋”、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等主张,却不能说没有民主思想的精神。《孟子》一书,直至五代后蜀才开始列入了儒家的经典当中,后来在明初又发生了关于其地位的争论,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

◎史海撷英

孟子提出道德理论

孟子将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他还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而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又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因此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能用仁、义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那么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为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还提出了性善论的思想。他认为,尽管每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他们的人性却是相同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在这里,孟子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了平等的地位上。

◎文苑拾萃

读孟子

(宋)曾巩

千载士推无此拟,一编吾喜窃窥观。

苟非此道知音少,安有兹人得志难。

机巧满朝论势利,疮痍连室叹饥寒。

先生自是齐梁客,谁作商岩渭水看。

贾谊论安民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轲《孟子·梁惠王下》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18岁即有才名,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二十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23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33岁忧伤而死。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著名。

秦王朝二世而亡,在当时可以说是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继起的汉朝和后世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力图从秦亡的教训中总结长治久安之道。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贾谊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过秦论》,从民生安定与治乱的关系探讨了秦朝的兴亡,提出了“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的论点,可谓切中要害。

贾谊在《过秦论》中引述的谚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认为:君子治国,必须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即“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只有这样,才能“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接着,贾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的秦王朝,为什么会“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贾谊认为,这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