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战争非常频繁，所以抢来的财物非常多，大臣和将领们平时都没有俸禄，他们也不需要俸禄，抢来的财物已足够用了，不够用还可以再去抢夺。即使没有机会参加战争的臣僚，也可以分得一份，这也是抢掠的一条规矩。但蒙古军队的规模越来越大，官员也越来越多，战争却相对减少了，抢掠的机会也随之减少，蒙古政权的财政日益困窘。因此不得不改变掠夺方式，他们开始把抢来的东西分给百姓一些，让他们耕作，然后收取赋税，但赋敛没有节制，使得百姓困苦不堪。其中有一种称为“撤花”（礼物）的贡献，便非常刻薄，每一级官吏来了都要索取，有时一个刚走，另一个又来了，如同刮地皮一样，百姓交不胜交。有一首诗的其中两句说：“北军要讨雪花银，官府行移逼市民。”官吏无止境的勒索使百姓手中的财物越来越少，他们不仅无法进行再生产，甚至无法生活，蒙古政权能够勒索的财物也愈来愈少。另一方面，因没有明确的收税制度，苛捐杂税所得到的收入大部分落入地方将帅和官吏的腰包，富了贵族、官吏，却穷了大汗。
由于从被征服地区，特别是从汉人居住的地区百姓身上榨油日渐困难，有些人便想把蒙古人的游牧生产方式搬到中原来。元太宗的近臣别迭等人建议说：“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是一种非常野蛮落后的做法，它的后果必然是使生产力受到极大的摧残，对蒙古统治者自身也没有任何好处。
耶律楚材作为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政治家，当然清楚这种做法的严重后果。他立即上奏太宗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50万两、帛8万匹、粟40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
太宗说：“卿试为朕行之。”于是耶律楚材提议设立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阻、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十路征收课税所，每路设正、副课税使二人，多选拔汉族士人担任，专门负责收取保管钱谷之事，不受地方长官辖制，“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
太宗三年（1231年），元太宗到云中（今山西大同）巡视，十路征收课税使都把户口和金帛陈放在行宫庭院中，太宗看了非常高兴，笑着对耶律楚材说：“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南国之臣，复有如卿者乎？”
就在这一天，太宗拜他为中书令，事无巨细，都先与他商量。此后，耶律楚材又多次向太宗建议制定税法。
太宗八年（1238年），太宗诏令“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耶律楚材上奏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
太宗说：“已许奈何？”
楚材建议说：“若朝廷置吏，收其贡赋，岁终颁之，使勿擅科征，可也？”
太宗同意了他的说法，于是确定天下的赋税定额：每2户出丝1斤，以给国用；5户出丝1斤，以给诸王和功臣。地税，质量中等的田地每亩交2升半。上等田地3升，下等田2升，水田每亩5升；商税，交三十分之一；盐价，40斤一两银子。定下这一税制后，很多人认为太轻，耶律楚材说：“做法于凉，其弊犹贪，后将有以利进者，则今已重矣。”
耶律楚材还建议停止严重扰民的“扑买法”。所谓“扑买法”，就是把征税的权利包给一些商人，由他们自行征收。这种办法使很多商人从中渔利，他们任意勒索百姓，使百姓深受其害，又想尽办法欺骗朝廷，克扣税款，从中渔利。当时由富豪刘忽笃马、涉猎发丁、刘廷玉等人以140万两白银买下全国的征税权，耶律楚材说：“此贪利之徒，罔上欺下，为害甚大。”因此上奏请求停止扑买法。他常说：“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
耶律楚材佐助元太宗制订的另一政策是任用儒臣。耶律楚材是一位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契丹人，他的八世祖，契丹皇子耶律倍便深爱儒家文化，诗文俱佳；楚材父亲耶律履曾修《辽史》，他自己也“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他知道汉文化比蒙古的游牧文化要先进得多，要建立起蒙古族的巩固政权，就必须接受先进的汉族儒家文化。
他上奏太宗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早在蒙古军进攻金朝都城汴梁时，他便派人潜入城中，寻找孔子的后代，找到了孔子51代孙孔元措，他上奏太宗封孔元措为衍圣公。还征召著名儒生梁陟、王万庆、赵著等，让他们解释九经，又为大臣子孙讲解经义。在燕京设编修所，在平阳设经籍所，编修经史，由梁陟任长官，王万庆、赵著为副手。
在此之前，耶律楚材便已经引用陈时可、赵眆等士人为征收课税使，取得很多政绩。在金朝灭亡前夕，金朝大文豪元好问曾给耶律楚材写了一封信，提出对于归顺的士大夫，应“聚养”，委以职务。
他还列出54个人的名单，对耶律楚材说这些人“皆天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他日阁下求百执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耶律楚材对其中的一些人予以安排，有些还得到重用。
太宗九年（1237年），楚材对太宗说：“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
太宗说：“果尔，可官其人。”
楚材说：“请校释之。”
于是命令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分经义、词赋、论为三科，儒生被俘而为奴隶的人，也允许参加，主人把奴隶藏匿起来不让考试者，处以死罪。这次考试共取士人4030人，有四分之一被免为奴隶，其中不乏精通政事、廉洁干练之人，如杨奂。金时举进士不中，“乃作万言策，指陈时病，皆人所不敢言者，未及上而归，教授乡里。”后来刘中策试进士，杨奂在东平应试，两次都为赋论第一。随同监试官北上，被耶律楚材所欣赏，上奏予以推荐，授予河南路征收课税使，兼廉访使，“奂既至，招致一时名士与之议，政事约束一以简易为事。按行境内，亲问盐务月课几何，难易若何。有以增额言者，奂责之曰：‘剥下欺上，汝欲我为之耶。’即减元额四之一，公私便之。不逾月，政成，时论翕然，以为前此漕司未之有也。”
◎故事感悟
耶律楚材协助元太宗制定的各项政策，对推动蒙古民族的进步，对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史海撷英
耶律楚材的突出政绩
耶律楚材任职期间，坚决反对战争中的残暴行为。按照蒙古的惯例，对拼死抵抗的城市，城破之时就要屠城，以此作为报复。而耶律楚材却力劝元太宗改变这种野蛮的做法，保全普通百姓生命。元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一场毁灭中原农业文明的浩劫被阻止了，中原千百万生灵也被保全了下来。这也是耶律楚材对中国历史、中华文明作出的最大贡献。
◎文苑拾萃
过济源登裴公亭
（元）耶律楚材
山接青霄水浸空，山光滟滟水溶溶。
风回一镜揉蓝浅，雨过千峰泼黛浓。
元世祖定制度
◎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范仲淹《岳阳楼记》
刘秉忠（？—1274年），邢州（今邢台市）人。元代政治家、作家。曾祖于金朝时在邢州任职，因此移居邢州。蒙古王朝灭金后，刘秉忠出任邢台节度府令史，不久就归隐武安山，后从浮屠禅师云海游，更名子聪。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注意物色人才，他与云海禅师一起入见，忽必烈把他留在身边，商议军国大事。即位后，国家典章制度，他都参与设计草定。拜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改名秉忠。
《元史》中对元世祖忽必烈是这样记载的：“中统元年，世祖即位，问以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旧典，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条列以闻。于是下诏建元纪岁，立中书省、宣抚司。”又说：“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秉忠便是元初名臣刘秉忠。
刘秉忠早年出家为僧，法名子聪。元世祖忽必烈尚未继位时，一次路过云中（今山西大同），“闻其博学多材艺，邀与俱行。既入见，应对称旨，屡承顾问”，“论天下如指诸掌”。忽必烈即位前不久，刘秉忠上书劝他确立政治制度，以便更有效地统治新占领的地区和为统一天下奠定基础。
这次上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讲“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所谓“马上取天下”，就是以武力逐鹿中原，统一天下；“马上治”则为依靠武力进行统治。那么为什么能“以马上取天下”，却“不可以马上治”呢？因为历史的经验证明，靠武力统治人民，既困难，又不易成功；即使成功了，也难以保持长久。因此，刘秉忠提出了几条“不以马上治”的办法，这些办法都是针对蒙古政权当时的一些问题提出来的。
其一为选贤任能，设官立职统辖万民。蒙古人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无暇建立巩固的地方政权，因此仍由原来的地方官员进行统治；而中央的官制也很不健全，皇帝最宠信谁，谁就是宰臣，出征则临时任命将领，没有固定的官制。所以刘秉忠建议：“君之所任，在内莫大乎相，相以领百官，化万民；在外莫大乎将，将以统三军，安四域。内外相济，国之急务，必先之也。”
刘秉忠的建议意思是说，人君必须先选择好宰相和将帅。相主政，总领全国大政，制定各项政策，处理重大事务；将主军，责任是统领军队，安定四方，制止动乱。这两个职务是治国的关键，任人不当，便很难治理好国家。但仅靠将相还不能治理国家，因为“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万事之细，非一心之可察”。所以还要选择好地方官，处理地方政务。当时的地方官多为金代旧臣，不懂得蒙古政权的法令。
刘秉忠建议：“当择开国功臣之子孙，分为京府州郡监守，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劳力而定也。”官制的另一个问题是怎样确定其赏罚。当时官员的赏罚非常混乱，“官无定次，清洁者无以迁，污滥者无以降”。总之，官员的升迁赏罚都没有标准，所以“百官自行威福，进退生杀唯意之从”。刘秉忠建议，“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禄仪仗，使家足身贵。有犯于民，设条定罪”。这样，就把予夺威福的权力掌握在君主手里，使百官不得任意妄为，只能尽心奉职。
刘秉忠还在用人方面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任命官员应根据才能量才任用。在这次上书中提出：“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随其巨细长短，以施规矩绳墨……君子所存者大，不能尽小心之事，或为一短；小人所拘者狭，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长。尽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这是很科学的用人方法。他所说的君子，指的是那些能力较强、道德高尚的人。如果把所有的事都交给君子去做，固然很好，但却不现实，也不合理。一来君子毕竟是少数，无法完成浩繁琐碎的工作；二来以大才理小事，是人才的无谓浪费；三是君子也未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正如俗语所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另一方面，如果把大事交给能力低微的小人去做，则会造成失误。所以，完全任用君子和不依据能力任用小人都是不妥当的，正确的方法是量才任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样才会做好各项工作，也不觉得缺乏人才。
其二是整顿赋税，安顿百姓，恢复和发展生产。蒙古政权在初入中原时，四处抢掠杀戮，各地深受其害，人民或被杀掳，或四处逃散，使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蒙古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逐渐采取征收赋税的办法，但仍不时抢掠，所定赋税也非常繁重苛杂，人民无法承担，只好逃亡。正如刘秉忠所说：“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百姓流离失所，生产停顿，对统治者也是不利的。因而刘秉忠建议赋税“比旧减半，或三分去一，现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旧业”。
他还更进一步从国与民之间的关系说明减轻赋税的必要性。他说：“国不足，取于民；民不足，取于国，相需如鱼水。”那么“民不足”，怎样“取于国”，“国不足”又怎样“取于民”呢？刘秉忠解释说：“有国家者，置府库，设仓廪，亦为助民；民有身者，营产业，辟田野，亦为资国用也。”国与民相辅相成，国家才会富强，但根本还在于民，没有人民生产，所谓富民强国都无从谈起。而“今地广民微，赋敛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耨以厚产业？”民无力营产业，田野就不会垦辟，当然更无法资国用，国家财政收入也更加没有着落，因此急需“差劝农官一员，率天下百姓务农桑，营产业，实国之大业也”。他还指出，减轻百姓科徭赋税，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慎重选择县级官吏，这一级官员与百姓接触最多，人称“亲民官”，他们的好坏，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县级官吏选得好，百姓就会热心生产，社会才能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