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中华传统美德百字经·安:安邦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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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治国之策(2)

汉代的郎官是皇帝的宫廷侍从,数量很大。他们既是皇帝的仪卫,也是一支武装力量。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创设期门军,也隶属于郎官系统,归郎中令掌管。期门通常没有员额规定,多至千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又设羽林军,选调陇西、天水等六郡良家子(家世清白的农家子弟)充当,性质类似期门,员额有700人之多。羽林、期门都是保卫皇帝的禁军,属于南军系统的长从军队,装备精良,训练严格。汉代名将多出于羽林、期门,可见这两支禁卫之旅在全国军事系统中的重要地位。武帝后来又取从军战死者的子孙养于羽林军中,从小就加以严格训练,号称羽林孤儿,以此加强宿卫力量。

为了加强卫戍京师的武装力量,汉武帝又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创建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七校尉,常驻京师及其附近。七校尉都统领于中垒校尉。中垒校尉由中尉属官中垒令演变而来,它与七校尉合称八校尉。八校尉的官秩均为2000石,属官有丞和司马。这八支部队的分布和职能如下:中尉掌北军垒门内外,屯骑校尉掌骑士,步兵校尉专掌位于长安西南郊上林苑的苑门屯兵,长水校尉掌长安西北郊的宣曲胡骑,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射声校尉掌射声士,虎贲校尉掌轻车。八校是全国军队中的劲旅,其中胡骑、越骑尤为重要,西汉时统领者多为皇帝的亲信。每校兵力约有数百人至千余人,是从地方或少数民族中选募来的常备兵。

汉武帝扩建南北二军,目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央武备。从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这些重内轻外的措施确实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征和年间(公元前92—前89年),卫太子受幸臣江充的诬害,被迫起兵诛江充等人。汉武帝听信谗言,以为太子谋反,命丞相刘屈氂率兵平乱。太子派囚犯如侯持节调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结果如侯被侍郎马通捕杀,反而被马通将骑兵引入长安,参加平乱。太子又持节召北军使者任安发兵,安受节后却闭门不出。太子无奈,只好驱赶四市百姓数万人与丞相所率部队作战,交战五日,结果兵败自杀。

◎故事感悟

显然,卫太子起兵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他未能成功地控制南、北二军。否则,双方成败未可知,历史的发展或许是另一种格局了。由于汉武帝创建的“重内轻外”的军事体制切合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所以后世的皇帝无不奉之为圭臬。

◎史海撷英

刘邦斩蛇而起

传说刘邦当年在大泽里放了刑徒后,带领剩下跟随他的十几个人逃亡。这时,前面负责开路的人回来告诉他,说前边有条大蛇拦路,没法通行。刘邦喝得有点醉了,训斥说:“我们这些勇猛之士行路,有什么好害怕的!”他分开众人,自己到了前边,见一条蛇横在路中间,便拔出宝剑将蛇一剑拦腰斩断。

又走了一段路后,刘邦觉得头昏,便躺在路旁休息,也等等后边的人。一会儿,后边的人赶了上来对他说,在路旁看见有一个老太太在哭,问她原因,她说有人把他的儿子杀了。又问为什么被杀,她说她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刚才变成蛇,却在路边被赤帝的儿子杀了,所以才如此难过。大家当时觉得老太太说谎,但老太太忽然就不见了。

此后,刘邦带着人到处逃亡,但每次吕后都能找到他。刘邦很奇怪,就问妻子是怎么找到他的。吕后说,他藏身的地方常有彩云缭绕,所以很好找到。

当然,这些都成为了刘邦达到一定目的而编造的故事,使周围的人敬畏而依附他,以至于到后来,刘邦身后会集了周边地区的青年,被人们称为沛中豪杰。这时的刘邦,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借口了。

◎文苑拾萃

秋风辞

(汉)刘彻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萧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汉武帝儒家法家兼用治国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

张汤(?—前116年),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幼时喜法律,曾任长安吏、内史掾和茂陵尉,后补侍御史,与赵禹编定《越宫律》《朝律》等法律著作。用法主张严峻,常以春秋之义加以掩饰,以皇帝意旨为治狱准绳。曾助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缉,打击富商,剪除豪强。颇受汉武帝宠信,多行丞相事,权势远在丞相之上。

西汉初年,朝廷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执行与民休息政策,国家安定。到汉武帝时,情况就有了变化。

汉宣帝刘询自小被养育于民间,对民生疾苦有相当的了解。他即位后,致力于改进地方的吏治。吏治的澄清,需要有制度和法律的保证。《汉书·宣帝纪》赞语中说:“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然而,批评他的人却以为当时“方今圣道寝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他所立的太子刘奭对乃父的作风和治国方略也颇有微词:他见宣帝所重用的都是一些精通文法的官吏,并且好用刑法约束臣下,于是常常在宴席上找机会对父亲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很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当时儒家治国思想被认为是行王道,而法家治国思想被认为是行霸道。生气过后,宣帝不禁叹息说:“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的话是有道理的,汉家的制度确实并非纯任德教,而是以“霸王道杂之”。不过,这种治国手段始自汉武帝时,汉初与秦朝固然不同,儒家及其思想有所复苏和抬头,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是以黄帝、老子相标榜的道家,治国的手段也是采用“无为而治”,儒家的德教礼义只是一种点缀。至汉武帝即位后,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汉武帝推崇儒术,甚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是他在管理国家方面并非重用儒生纯任德教,而是依靠那些有才干的文士和精通法律的刀笔吏。汉武帝将原始的儒学改造成一种儒术,于是,流于空谈的儒家思想就成为实际运用的治国手段。他把儒术看成是一种装点,用来掩饰当时严酷的法治。

汉武帝即位后,招纳文学儒者,大臣汲黯很不以为然。一天,武帝跟他谈起这些事,汲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这句话,揭露了汉武帝“外儒内法”的实质,可谓打中了武帝好儒的要害。武帝勃然变色,当即拂袖而去。

武帝的“外儒内法”,从他重用公孙弘和张汤也可以看出。公孙弘是一名儒生,可是他比董仲舒要幸运得多。董仲舒是汉代的儒学大师,他对策所上的《天人三策》深受武帝的赏识。但是,他只是理论家,缺乏实际的统治经验,因此毕生官运并不亨通,后来为推演灾变还差一点儿被武帝治罪处死。

公孙弘早年当过狱吏,到40岁后才学《春秋》杂说,他的儒学修养并不高。但是,他懂得趋时奉势,讨好皇帝。他在对策中巧妙地把刑法和礼义结合起来,把原本被人们看成互相对立的这两种统治手段统一起来:“故法不远义,则民服而不离;和不远礼,则民亲而不暴。故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和之所赏,礼之所取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也。”结果大受武帝赏识,特地把他从下等提为第一名,拜为博士。

每次朝会时,公孙弘只表达个人的看法,让皇帝自己拿主意,从来不当面与武帝争辩。武帝认为其品行慎厚,又熟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于是在一年中将公孙弘提拔为左内史,最后竟封侯拜相。西汉王朝以布衣拜相者公孙弘是第一人。公孙弘升官的秘诀,就是用儒家的经术为文法吏事作缘饰,这一点深合武帝崇儒的真意。

与公孙弘异曲而同工的是张汤。张汤是个典型的治狱吏,由于他精明强干深受武帝信任。他任廷尉时,廷尉府重用的都是文史法律之吏。后来,张汤碰上一件很棘手的案件。处理的结果总是不合武帝的心意,属下的掾史不知如何是好。恰巧府中有个地位很低的儒生名叫儿宽的,从中出了一点主意,掾史立即依照他的意思写成报告,呈递给张汤。张汤上奏武帝,武帝一看就知道非一般俗吏所为。张汤体会武帝的用心,于是学习儒家经典,并且重用儿宽为奏谳掾,即专门用经义来处理疑难案件,从而形成一种以《春秋》决狱的风气,实际上是假借经义来秉承和执行武帝的意旨。《汉书·张汤传》说:“是时,上方乡多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谳疑,必奏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法廷尉挈令,扬主之明。”

公孙弘虽是儒生,但他对张汤由衷钦佩。而张汤重视儿宽,他虽是法家人物,却深知武帝用心,还是用儒家词句装点门面。

◎故事感悟

汉武帝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实质上却是儒法兼用,公孙弘和张汤是深知个中玄奥的。所以汉武帝以后的各代君主多效法这种治国之术。

◎史海撷英

张汤死后留名

张汤在任职期间,得罪了丞相府的三任长史即朱买臣、王朝和边通,他们串通起来诬陷张汤,汉武帝果然认为张汤心中险诈,当面撒谎,便派使臣带着簿籍以八项罪名指责张汤。张汤不服,一一予以否认。于是,武帝又派赵禹责备张汤。

赵禹见到张汤后,便责劝张汤说:“阁下怎么这么不懂分寸呢?您审讯处死了那么多人,如今人们指控你的事情都是有根据的,圣上很重视你的案子,想让你自己妥善处置,为什么还要多次对证呢?”

于是,张汤上疏谢罪说:“张汤没有尺寸的功劳,从刀笔吏起家,因得到陛下的宠幸而官至三公,没有任何可开脱罪责之处。然而阴谋陷害我的是丞相府的三位长史。”于是自杀身死。

张汤死后,家里的财产不超过500金,都是皇上赏赐的,此外没有其他产业。他的兄弟之子要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张汤作为天子的大臣,被恶言诬蔑致死,有什么可厚葬的!”于是便用牛车装载他的尸体下葬了,只有棺木而没有外椁。武帝知道后,感慨地说:“没有这样的母亲,不能生下这样的儿子。”于是将三位长史处以死罪,丞相庄青翟也被迫自杀。汉武帝很为张汤的死惋惜,便晋升了他的儿子张安世的官职。

◎文苑拾萃

咏史上·张汤公孙弘

(宋)陈普

张汤绝似公孙子,一样奴颜裹祸心。

不赖汲生如日月,汉廷谁与破幽阴。

陆逊为政清明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

陆逊(183—245年),本名陆议,字伯言。汉族。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历任吴国大都督、上大将军、丞相。吴帝孙权之兄桓王孙策之婿,世代为江东大族。他于222年率军与入侵东吴的刘备军作战,“猇亭之战”中以火攻大破刘备的蜀军,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著名的积极防御的成功战例。后因卷入立嗣之争,力保太子孙和而累受孙权责罚,忧愤而死,葬于苏州,至今苏州有地名陆墓。

文武之道,贵在一张一弛。三国时期东吴的陆逊文武双全,不仅是一位军事家,也是一位政治家,深知“张”与“弛”的奥妙。如果说陆逊在旌旗蔽日、杀声震天、尸横遍野的拼死鏖战中所表现出来的睿智值得浓墨重彩地渲染,那么其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及高瞻远瞩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孙权据有江东而历三世。从父孙坚创业、兄孙策开辟江东根据地,至孙权殚思竭虑以图稳固江东政权,这一政权在每一历史阶段都不得不仰赖江东士族的合作。在建成政权巩固统治的过程中,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江东吴郡顾、张、朱、陆四大姓的土著豪门和南渡的张昭、周瑜、鲁肃等江北世家大族是孙吴政权仰仗的主要力量。这些世家大族不仅在经济上有雄厚的实力,而且在政治上可以左右孙吴政权。当时,顾、张、朱、陆四大姓做郡吏的有一千余人,陆氏一家就出了两相、五侯、十余个将军。为了保证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利益,吴国实行了“领兵制”和“复客制”。这样,世族地主的经济利益在得到保障的同时,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依附关系也进一步得到强化。

面对江东大族地位的不断攀升及权势的日益膨胀,陆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深知“民,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理,一直以关心百姓疾苦为己任,注重减轻百姓负担,重视与民休息。

陆逊早年在海昌县担任屯田都尉一职时,就鼓励督促农民搞好农业生产和桑蚕的养殖,使当地百姓受益匪浅,生活有了保障。不久,海昌一连几年大旱,饿殍累积于路侧。其他官吏置若罔闻,唯陆逊据理力争,力排众议,开启官仓赈济贫民,由此深受人民的爱戴。

由于陆逊善于抓紧农业生产,会稽太守淳于式曾上书揭发陆逊不正当地征用人力和物力,给所在地区造成不安。此事传到陆逊耳里,陆逊只是一笑。后来,陆逊到了京城,向孙权称赞淳于式是一名优秀的官吏。孙权听后很惊讶,说:“淳于式向我告发你,你却向我推荐他,这是为什么?”陆逊说:“淳于式的意思是让百姓们休养生息,所以告发我。如果我又来把他指责一通,扰乱您的视野,是不可取的。”孙权听后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