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1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见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回炉面包、牛肉膏、毒豆芽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这番话的确触及到了关键之处，然而却有网友犀利地评价道——当法律在裸奔的时候，你怎么能期望道德会穿上裤子？
这样的评论显然是有根据的，在食品行业中，造假、贩假的行列中甚至可以看到政府监管部门协作的身影。在央视新闻频道对河南“健美猪”事件进行曝光的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养猪户添加违禁药‘瘦肉精’，监管部门收钱放行，经纪人联络其中，下游厂家有意收购”。
在河南孟州市、沁阳市、温县和获嘉县等地，用“瘦肉精”喂出来的“健美猪”，钻过当地养殖环节的监管漏洞，进入贩运环节。每头猪花两元钱左右就能买到号称“通行证”的检疫合格等三大证明，再花上一百元打点河南省省界的检查站，便可以一路绿灯送到南京一些定点屠宰场，无需检测“瘦肉精”，每头猪交10元钱就能得到一张“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有了这张证明，用“瘦肉精”喂出来的所谓“健美猪”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南京市场销售。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用瘦肉精喂食的猪，还堂而皇之地流入了肉食行业的龙头老大、以“十八道检验、十八个放心”著称的河南双汇旗下的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透过上述这些案例，显然可以看出它们的根源产生在利益驱动上。不过，这却仅仅是原因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这种利益驱动的存在，使得一条罪恶的利益链很容易被建立起来，甚至蔓延到了政府的机体当中。
原因绝不仅仅只是道德缺失，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中国食品安全存在着产业机制上的隐患。
事实上，当一种食品的生产过程有多人经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对这种食品的质量负责到底时，质量安全问题往往就会出现。
套用时下流行的说法，这种多环节的生产模式被叫做大产业链，然而，正是这种环节极多的庞大产业链，让问题开始出现，在《美味欺诈》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对于这一状况的最好描述：
“如果在农村做生意，掺假就是在冒险。比如说，你是一个在农村里卖牛奶的人，你和客户之间关系链很短。你认识客户，客户也认识你，客户就是你的街坊邻居。如果你给牛奶兑水，你就是在玩火，因为很快村里的所有人就都知道你作假的事情了，你会被大家排斥。不过，假如1820年时你在伦敦这种大都市卖牛奶，你的客户永远不固定，就容易玩点儿鬼花活。那些不容易腐烂的商品，比如茶叶、糖果、香料等就更容易作假了。由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链很长，因此很难找出究竟是谁在哪个环节做了肮脏交易。”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看到类似于蒙牛这样的食品企业，一旦发生安全事故，都会声称是在产业链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好像政府部门常常将临时工作为推诿责任的理由一样。
除此之外，对于产业链上游的管理、检测手段不完善，同样让食品安全问题更多。据中国青年报10月19日报道，2011年9月中旬，公安部在“打四黑、除四害”行动中一举破获了涉及14省的重大地沟油案，直捣地沟油的“老巢”。
然而，一个月过去后，相关部门依然没有找到地沟油的检测方法。来自卫生部、科技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粮食局和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7家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对地沟油进行5种方式的检测，结果发现完全无效。有关专家表示，目前全世界也没有检测地沟油的有效方法。
谁也没有料到，听起来简单的地沟油检测，竟然成为国际难题。10月12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不得不宣布，目前卫生部征集到的地沟油检测方法特异性不强，均无法有效识别地沟油，并开始向社会公开征集方法。
技术上无法识别，自然为监控带来更大的难度，再加上企业道德缺失、产业机制漏洞，可以预见的是，无论是蒙牛的“黄曲霉素”，还是各式各样的“毒食品”、“假食品”，都不会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控制。
有趣的是，政府机关在最终也成了食品安全的受害者。2011年11月15日，深圳警方称：“地沟油”甚至已流入某些政府机关的饭堂，鉴于打击“地沟油”犯罪的效果还不理想，打击“地沟油”犯罪将成为下阶段重点。
或许，只有当管理者感同身受的时候，公众才能够看到一丝根除剿灭毒食品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