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927—976），中国北宋王朝的建立者，庙号太祖，涿州（今河北）人，出身军人家庭，高祖赵朓，祖父赵敬，赵弘殷次子。948年，赵匡胤投后汉枢密使郭威幕下，屡立战功。951年，郭威称帝，建立后周，赵匡胤任禁军军官，周世宗时官至殿前都点检。周世宗柴荣死后，恭帝即位。建隆元年（960），赵匡胤以“镇定二州”的名义，谎报契丹联合北汉大举南侵，领兵出征，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代周称帝，建立宋朝，定都开封。
汴河在北宋时期的重要性，犹如动脉血管在于人体的地位。这一点不仅众多朝臣认识一致，就连当时的皇帝也不例外。这里有一个例子：宋朝开国不久，割据今江苏南部、浙江全境和福建北部的吴越王钱俶，就向北宋朝廷称臣进贡。有一次，钱俶向宋太祖进献一条玉犀带。太祖说：“朕有三条宝带，与此带不同。”钱俶颇为惊讶。太祖笑着对钱俶说：“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宋太祖赵匡胤将汴河等三条流经京城的运河比作三条宝带，足证其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淳化二年（991）六月，汴河在京师附近的浚仪县（今河南开封市）决口，宋太宗亲自乘步辇出乾元门，前往决口现场督修，车驾陷于泥淖中，群臣纷纷谏阻，但太宗说：“东京养兵数十万，居民百万家，天下转漕仰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以上充分说明北宋时君臣对于汴河的重要地位都有着明确的认识。
汴河对于北宋朝廷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是北宋朝廷的一切国用开支和居住在京城的官府、军队、百姓的衣食生活消费，全赖汴河从东南地区的输入。
汴河的漕运量，约占宋都大梁年漕运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并且所漕运的粮食、物资等，均输入太仓，作为国家物资储备。而其他河道的漕运，只作为补充或用于京畿一带的地方消费，不输入太仓。
汴河的水源主要来自黄河，黄河是条“一石水而六斗泥”的河流，以它为水源，也就是为自己找麻烦。早在唐朝时，汴河的泥沙淤积现象已相当严重，只是能够坚持每年进行一次疏浚，所以才没有继续恶化下去，使汴河保持着航运畅通的状态。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每年疏浚汴河的工作中断，结果汴河呈现着“泽灭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泞”的破败现象。战后，刘宴奉命恢复漕运工作，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沿河群众，对汴河全线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治理和疏浚，这为汴河在此以后的20年间，每年完成110万石粮食的漕运量奠定了基础。到了唐末和五代前期时，又因战乱不休，无人管理，汴河下游蛹桥（今安徽宿州市）一带，泛滥而成“污泽”，完全失去了河道形状。幸经后周世宗显德年间的多次治理疏浚，汴河得以恢复航运畅通的局面。但是，到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朝廷为了节省疏浚劳役费用，决定“自今汴河淤淀，可三、五年一浚”后，不仅疏浚次数大为减少，而且疏浚制度日益松弛，甚至发展到后来竟有20年未加疏浚的不正常状况，以致汴河的河床因泥沙淤积而日益抬高，至真宗末年即天禧年间，河面终于高出地面，汴河成为地上河，不得不依靠着两岸的堤防以维持其存在。
为此，朝廷上下想尽了一切办法，采取了各种措施，治理和解决汴河的泥沙问题，使汴河保持着畅通，可以进行漕运。当时所采取的防泥沙、保畅通的措施有如下一些：
1.人工直接挖除河中泥沙。前面提到的每年疏浚汴河一次，或三、五年一次，其疏浚方法多为人工清挖。据宋人王巩《闻见近录》记载：“汴河旧底有石板石人，以记其地里，每岁兴夫开导至石板石人以为则，岁有常役，民未尝病之，而水行地中。”这条记载说明：北宋前期，朝廷配备着专门的役夫疏浚汴河，在进行一般的常规疏浚时，并不动员老百姓参加，所以“民未尝病之”。同时，对疏浚河中泥沙有一定的标准，即挖至看到石板石人为止。神宗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复相后，在都水监丞侯叔献主持下，对汴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疏浚工作，“自南京（今河南商丘市）至泗州，一概疏深三尺至五尺”，即是人工清挖的一次实例。
2.加高加固汴堤。汴河两岸有堤防，始于隋炀帝凿成通济渠之日。当时筑堤的目的，一是为了防止汛期洪水泛滥；二是为了在河堤上修筑御道，以供隋炀帝乘着龙舟巡游时，随行的护卫人员夹河而行。唐朝时，通济渠改称汴渠，堤防的功用也只是为了防洪。到了北宋时，汴堤功用除了防洪外，还常用以约束河水，即以堤防代替河岸。由于汴河水源来自黄河，黄河水多沙善淤，早在唐朝时就对汴渠的畅通构成威胁，但是在北宋以前，“诸陂泽沟渠之清水皆入于汴，即沙行而不积，自（北宋）建都以来，漕运不可一日不通，专恃河水灌汴，诸水不得复入汴，此所以积沙渐高也”。因此，北宋时的汴河，泥沙淤积速度比唐朝时明显加快，致使汴河底部不断抬高，终于形成了地上河。北宋朝廷虽然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减慢汴河泥沙淤积的速度，但是收效甚微。面对着汴河的河底日益抬高，不得不在汴河两岸不断地加高加固河堤。这是一种十分消极、被动的办法，但在当时也不失为一种简单、有效的措施。因此，北宋对于汴堤的修筑可谓是不遗余力。
如今，在商丘市以西的汴河遗迹已经难以寻觅；在商丘市以东至泗县一段的汴河遗迹，则已成为坦荡的公路。当人们乘车行驶在这条公路上时，一种历史沧桑的感慨不禁会在心头油然而生。
◎故事感悟
所谓汴河，即隋朝的通济渠，唐朝的汴渠。在运河建设方面，北宋虽然没有开凿过较大的运河，但为了确保漕运的畅通，继唐朝之后充分利用了现成的南北大运河，并对大部分河段进行了一系列的整治和改造，其中对汴河的整治与改造用力颇多，值得称道。
◎史海撷英
“国家根本，仰仗东南”
宋朝建立后，为吸取唐朝因地方藩镇权重势大、朝廷难以控制、最后造成亡国的深刻教训，制定了重内轻外的基本国策，即加强中央集权，将各地方的军、政、财、法等权力，全都集中到中央，在中央设置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驻扎了数十万军队。同时，将国都设置在无险可守、但地理位置接近东南富饶地区的开封。为了保障都城庞大的官僚郡和军队的消费需要，宋朝一开始就确定了“国家根本，仰仗东南”的财经方针，即国家的财赋收入，主要依赖东南地区对京师的漕运。
◎文苑拾萃
宋朝的运河技术
宋朝在运河工程技术方面有诸多成就，如运河上船闸设施的发明，测量技术在运河工程中的运用，钻探技术在工程中的初步尝试，以及堤防工程技术的不断创新等。其他如漕运方面，也在唐朝成就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创建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漕运管理制度，使漕运效率空前提高。北宋时年漕运量达到600—700万石，最多时达800万石，创造了历史纪录。
元朝济州河与会通河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
伯颜（1237—1295），蒙古八邻部落人，其父为元世祖忽必烈胞弟旭烈兀所建伊利汗国的大臣。伯颜自幼生活在西域，至元初，旭烈兀派遣他到大都入朝奏事。世祖见此年轻人身体魁伟，声音洪亮，言谈间精通文韬武略，十分喜爱，称赞说：“非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遂将他留下，并破格“拜中书左丞相”，当时伯颜还不到30岁。
元朝建立之前，蒙、金之间交战频繁。当时成吉思汗率领骑兵，在金朝境内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由于蒙古军早期采用游牧民族的战争方式，即每当攻占一城一地后，除杀戮外，还虏掠人口和牲畜、财产而去，于是造成北方人口锐减，田园残破寥落，使以后的六七十年间，北方地区农业长期凋敝，粮食严重短缺。
直到元世祖在北方大地上建立元朝时，才意识到其祖宗留下后遗症的严重性，他在即位诏书中说：“祖述变通，正在今日。……虽承平未易遽臻，而饥渴所当先务。”将解决粮食问题列为当务之急。为此，他下令修治运河，沟通南北，希冀以南粮北运来解决问题。
但是，修治运河，工程艰巨，颇费时日，远水难救近火，当时只能根据现有条件，利用部分可通航的现成运河，采取水陆联运方式进行南粮北运。其时，最重要也是常用的一条水陆联运漕路，就是：“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达于京。”由于这条漕路途中自中滦镇（在今河南封丘县黄河北岸）至淇门镇（今河南浚县西南淇门村）之间需要经过180里路程的陆运，所费人力、财力很多，粮食损耗也惊人，很不理想，所以丞相伯颜一直在操心和盘算着，以更有利的运输方式来取代这条水陆联运的漕路。
自幼生长在北方的元朝丞相、平南宋元军统帅伯颜，于上一年率军进入水道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太湖流域地区以后，深感江南水运的发达，舟楫往来的畅通，水利灌溉的便利，农业物产的丰饶。因此，他在灭宋回到京师大都后，对枢密副使张易、同佥枢密院事赵良弼说：都邑乃四海会同之地，贡赋之入，非漕运不可；若由陆运，民力惫矣。
伯颜立即去上都向元世祖奏报南征灭宋等情况，并向世祖提出建议：江南城郭郊野，市井相属，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载，比之车乘，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远方朝贡京师者，皆由此致达，诚国家永久之利。元世祖对此建议十分重视。
济州河就是在丞相伯颜上述指导思想下，于至元年间所开诸多运河中的一条。
在济州河所在的鲁西地区，是一片地形略有起伏的广阔平原，平原上分布着河流和湖泊，其中主要的是泗水和汶水，自东向西流经平原的南部和北部，这为开凿济州河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
济州河开通后，从江淮地区北上的漕船，可以直达汶水下游的安山镇，原本计划漕船由汶水入大清河，顺流而下出利津，再由海路抵达直沽，组成一条河海联运的漕路。可是，事与愿违，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当时从南方北运的粮食每年约100万石，其中10万石计划由济州河运输。由于济州河开挖深度不够，加上水源不足，存在着“水浅，大舟常不能达”的问题，不得不“更以百石之舟，舟用四人，增漕舟三千艘，役夫一万二千人”。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运输成本。
再者，利津县大清河口泥沙淤积十分严重，漕船难以通行。这是因为在规划开凿济州河时，未对大清河口进行实地勘查，在发现河口壅沙后又未及时加以疏浚，而是采取消极的放弃态度，临时决定改用水陆联运方式，即自大清河北岸的东阿起，向北陆运200里路程至临清，再入御河水至通州。可是，这条水陆联运的漕路也不顺利，主要是途经荏平县境的一段陆路时，因“地势卑下，遇夏秋霖潦，牛车跋涉其间，艰阻万状”。因此，至元二十四年“遂罢东平河运粮”。
东平河，指的就是济州河。这条经过长期准备、好不容易开通的济州河，只使用了四年就被搁置起来。幸运的是，不久由于会通河的开通，济州河得以成为京杭大运河的重要一环，终于在历史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自至元二十四至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朝臣提议开凿会通河。而当时正值济州河基本遭受失败，海运则曰趋兴盛之际，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还要如此积极地倡议开凿会通河呢？原来，开凿济州河并没有失败，失败的是由济州河、大清河和渤海组成的河海联运路线，因为大清河入海口壅沙严重，无法行舟。前面已经提到，按照丞相伯颜“今南北混一，宜穿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的指导思想，在开凿济州河后，再继续开凿会通河是必然的趋势，这样可使南面的泗水与北面的御河相沟通，组成一条南粮北运的直达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