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中华传统美德百字经·同:大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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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崇尚理想 大同平等(3)

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克服了种种困难,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但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不切实际,在外面奔波了七八年,还是没能让别人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在他68岁的那一年,他的一个学生冉有当了季康子的家臣,受到重用,出兵打败了齐国的军队。冉有劝说季康子将孔子迎回国,季康子就用很高的礼节请孔子回到了鲁国。

孔子岁数也很大了,他被鲁国人称为“国老”,很受尊敬。鲁国国君和季康子经常就一些国事来咨询孔子,但始终不重用他。孔子很失望,只好在家整理古代的文献资料,著书立说。孔子整理了《诗经》、《尚书》、《春秋》等多部文献,为保存我国历史资料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书后来成为儒家的经典著作,是每个读书人必须研读的书目。

孔子还教育了许多优秀的学生,据说他的门徒多达3000人,出色的有72个。晚年的时候,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早逝、子路战死,这极大地打击了孔子的精神。很快,在公元前479年,孔子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

墨子的大同思想

◎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宋·黎靖德

墨子(公元前480—前390年),名翟,《墨子》一书中多称“子墨子”。是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先秦诸子中唯一的自然科学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并有《墨子》一书传世。

“大同”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在宥》: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乎己也。同于己而欲之,异于己而不欲者,以出乎众为心也。……大人之教,若形之于影,声之于响。……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无己,恶乎得有有。睹有者,昔之君子;睹无者,天地之友。”

在这里,“大同”谓与天地万物融合为一,是指“养心”应当达到“忘物”、“忘我”的境界。而第一次对“大同社会”做出完整解释的是汉代的《礼记·礼运》,其中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从字面来解释,所谓“大同”就是——完全相同,无所不同,一切皆同——没有尊卑等级,没有贫富悬殊,没有种族差异,没有国界纷争。“大同社会”,就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全体人民所共有,财富为“天下”人民所共享,任何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怀,任何人都主动关心社会;没有亲疏之别,没有奸诈谋略,社会和谐,人民安康。

《礼记·礼运》篇是汉儒传下来的,这里面引用孔子的话就只能供参考。孔子本人对“大同社会”思想的论述和墨子很有不同。因为孔子是维护“周礼”和“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度的,孔子所向往的其实是私有制的“小康社会”。儒家讲究“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集解》:“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固曰不同。”

事实上,人类“大同社会”的思想来自墨子,墨子是受老子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大同社会”的思想家,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出“大同社会”的概念,但他提出的“大同社会”的伟大构想却影响了人类几千年,其功绩不可磨灭。

墨子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尚同”。《墨子》书中有《尚同》篇。“尚同”即“上同”,墨子主张:治国之道在于,人们的意见应当统一于上级——百姓上同于里长;里长上同于乡长;乡长上同于国君;国君上同于天子,天子最终上同于“天”。这是墨子针对当时国家混乱而提出的政治纲领。墨子认为,天下混乱是由于没有符合天意的好首领,因此主张选择“仁人”、“贤者”担任各级领导,他们爱国利民,造福于百姓。百官爱民,百姓安康,就能够达到天下大治。天下既然得到治理,天子就使得天下之人思想统一,并与天道保持一致。只有取信于民、依靠众人共同治理国家,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

总之,墨子认为,“尚同”是治国执政的根本与关键,只有做到了“尚同”,才能实现“天下大治”。

而墨子的“尚同”思想,和《孙子兵法》又有很大渊源。《孙子兵法·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孙子的原文如下: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在这段话中,孙子主要谈战略的相关要素,提出了“五事七计”。“道”就是“五事”之一。

孙子的这段话意思是说:“要想打胜仗,要以如下五个根本方面的因素为基础,去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估,从而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这五个根本方面即: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 四是“将”,五是“法”。所谓“道”,就是要使民众与君主同心同德,可与君主同生共死而不会惧怕危险。所谓“天”,就是指昼夜、寒暑与四季的更替。所谓“地”,就是指道路的远近、地势的平坦艰险、开阔狭窄与高低向背等地理条件对部队安危的影响。所谓“将”,就是要求将帅要具备足智多谋、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果断和严格要求等五种品格。所谓“法”,就是指军队的组织层次结构,责权划分,资金物资调配。凡属上述五个方面的事,身为将帅,都必须十分清楚。清楚这些情况,就能打胜仗;不清楚这些情况,就不能打胜仗。

所以要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哪方的领导与部下心志相通?哪一方的将帅贤能?哪一方占有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法令能够执行?哪一方的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公正严明?我们根据上述情况,就可预知谁胜谁负了。

这个“道”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之“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所谓“道”,就是要使民众与上级(军官、君主)同心同德,可与上级(军官、君主)同生共死而不会惧怕危险。这就是“上同”。

在孙子这里,“上同”还不是一个词,而是两个词,“上”是上级(军官、君主),“同”是同心同德。后来就变成一个词了。

春秋时,周天子大权旁落,“政多出门”,诸侯列国间竞争日趋激烈。墨子面对兼并日益激烈的战国形势,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同情饱受战争之苦的劳动人民,同情被侵略的弱小国家,渴望出现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府。于是他就把《孙子》中的这个“上同”加以引申发挥和改造,成为建立一元化中央集权政府的理论体系——“尚同”思想。

墨子为实现他所憧憬的一元化政体,订下一条指令性的原则:“上同而不下比。”“上同”就是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同心同德;“不下比”就是,下边的百姓不准比周勾结,对当地的政治情况有所隐匿。换言之,唯有以天下百姓为耳目,高高在上的天子才能赏善惩恶,顺利推行政体的运作。

《尚同·中》说:“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

可见墨子主张:天下之人,都可以随时向天子反映情况,好与坏均可,这样天子就能够聪明圣智,无所不知,惩恶扬善。人们就不敢为恶了。如此,则可以实现天下大治。

而这,正是天下万民“上同”于天子的最好说明。

这个“上同”的主张,在墨子的时代,是根本行不通的,墨子漠视了天子和百姓之间的阶级鸿沟,但是墨子的大同思想却揭示了一个道理:即“大同社会”必须是没有阶级的。

《尚同》理论的出发点是:在“未有政刑”的初民社会里(奴隶社会早期),人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人人有自己的意见,“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欲使政治及社会上轨道,唯有人民自乡里而上,层层都服从各级的“政长”,最后所有各级的人民和政长都绝对服从于天子。而天子则“上同”于天。这种政体一定是公正合理的,因为天子是上天为人民福利而选择出来的。

这显然是孙子“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的理论范畴最大可能的延伸和提升,并且更加系统化。

《尚同》上、中、下三篇一再出现“一同天下之义”的语句。下篇更进而推论:“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

可见,在墨子看来,“尚同”作为治国的理念,最终的结果就是使“天下一家”、“万众一心”,这样就可以“天下大治”。

“尚同”的最终结果就是实现“天下大治”,即“天下大同”(一切人都“上同”于天子)。为达此目的,就需要人们做到如下两个方面:“兼爱”与“非攻”。

墨子主张仁爱之君治理国家,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什么是天下之害?用墨子的话说,就是:

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人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

墨子认为,“天下之害”是由“别”即“恶人、贼人者”产生的;“天下之利”由“兼”即“爱人而利人者”产生的。因此,他提倡“兼以易别”,并比较了“别士”与“兼士”的不同:

谁以为二士,使其一士者执别,使其一士者执兼。是故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是故退睹其友,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可以看出:“别士”不把朋友当做自己看待,也不把朋友的亲人当做自己的亲人看待。他看着朋友饥、寒、病、死而无动于衷,一概不管。“别士”自私冷酷,没有爱心,心里只有他自己。

“兼士”则不同:他把朋友当做自己看待,把朋友的亲人当做自己的亲人看待。他对待朋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完全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兼士”大公无私,博爱众人,爱人如爱自己,心里装着天下人。

墨子把天下的国君也分成两种,“别君”和“兼君”,并比较了他们的不同:

谁以为二君,使其一君者执兼,使其一君者执别。是故别君之言曰:“吾恶能为吾万民之身,若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君之言若此,行若此。

可见,“别君”不把万民之身视为己身,对待万民的饥、寒、病、死而无动于衷,一概不管。他是只管自己享乐,不管老百姓死活的昏君。

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明君于天下者,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

“兼君”他先考虑万民,然后才考虑自己。对待老百姓“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他是心里装着老百姓、爱民利民的明君。

墨子认为“兼”就是“仁”,就是“义”。“兼爱”就是真正的“仁义”。他提出 “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认为是完全可以实行的。墨子认为“先圣六王” 都亲自实行过这个主张。

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

《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王取法焉!

《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若吾言非语道之谓也,古者文、武为正均分,贵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武取法焉。

墨子认为,大禹、周文王、周武王都实行过“兼爱”的学说,为万民“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如日月普照大地,无所偏私。他不过是向他们学习罢了。

墨子引用《诗经·大雅》:“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仁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