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中华传统美德百字经·同:大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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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任人唯才 平等待人(4)

大约在此同时,文帝开皇七年(587年)下诏,诸州岁贡三人。到开皇十八年(598年),文帝又下诏明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已经是在以科选取人才了。随即,又出现“举秀才”之制:“开皇末举秀才,尚书试方略,(杜)正玄应对如响,下笔成章。”到了炀帝时,一再强调“立政经邦,选贤与能”,“众善毕举,与时无弃”,命五品以上官“依令十科举人”,“随才升擢”。大业五年(609年),又诏各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自此之后,以科取士的“科举”制度便沿袭下来。鉴于史书中已明确记载,“杨纂,大业中,进士举,授朔方郡司法书佐”,至炀帝时进士已专成一科。这种以科举取士的制度,是凭才能来决定选送与否的,使得不少有才干而无门第的士人可以得到展示才能的机会。

到了唐代,这种设科取士的制度逐渐完善,成为贡举选士的固定制度。尤其进士成为专门一科以后,门第低下的平民士人,便有了得以进取的充分机会。

始自武德辛巳岁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

虽然如此,但在唐代前期,统治集团仍然重视学校出身应举的生徒,即国子监的太学、四门学等与崇文馆、弘文馆的生徒,因为这些人多为官僚、望族子弟。至于寒门子弟,是不能进学馆的。由于官宦子弟聚集,监、馆弊端渐多,不能真正选取有才之士。于是,乡贡举人便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来源。

唐代设科取士,大致可分常科、制科两大类。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五十多种。

其中,进士,明经二科规模最大,也最受社会重视。尤其是进士科,取得进士出身是平民士子跻身统治集团的重要途径,因而成为他们终生奋斗的目标。尽管应举人多,考试甚难,录取又少,士子们仍然孜孜以求,乃有“五十少进士”之说。由于“进士特难其选”,社会上便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起初,进士科试题只是对策,至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加试经、史,以经、史中多治国安邦之策。高宗时,又加试帖经与杂文;文宗时,再加试诗、赋。即使如此,每年入贡应试进士科者都在1000人上下,录取者少则数人,最多也不过三五十人。明经一科,较进士科容易。其他各科,规模及受重视程度远不如进士、明经二科。需要说明一点,唐代所谓的“举人”,只指乡贡入京应试之人,与清代举人指乡试后被取之人不同。

所谓制科,又称“制举”,更是以“待非常之材”的取士制度。没有门第、只有专长却不能上达者,或有绝艺奇技、高蹈隐幽者,皇帝随时下诏,不按常科会试,而是单独考试,即谓制举。制科名目繁多,前后见于记载者,据统计在130科左右。由于是选取非常之材,皇帝往往亲临试之。

无论常科还是制科,各科及第后,基本上都要经过复试方可放榜。尤其制科,更无例外。

设科取士,尤其是进士科,使得门第低下的平民士子有了显露才华的机会,在唐代渐渐废弃取仕问门第的陋习,甚至以奖拔孤寒为美德。

乡贡举人进京赶考,进入考场后也有两件值得提起的事情,以见唐代科举确实为真才实学之士提供方便。肃宗乾元(758—760年)时,李揆为礼部侍郎,主持每年一度的科考。他以过去“主司取士,多不考实”,只是严加提防,“索其书策”,殊不知“艺不至者,文史之囿亦不能搞词,深昧求贤之意”。于是,改变做法,“其试进士文章,请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而引贡士谓之曰:‘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请恣寻检。’”整个考试之事未结束,“美声上闻”,肃宗立即升李揆中书侍郎、平章事,为相,并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再一条便是,科考可以延长时间,有所谓“三条烛尽”之说:“唐进士入举场得用烛,故或者以为自平旦至通宵。”进士入试,“许用书册,兼得通宵”,足见唐代选取贤才的开放和魄力!这是后世不复见的情况。

◎故事感悟

唐代设科取士,确实为具有真才实学的饱学之士开辟了一条发挥自己才智的路途,使唐代社会得以发展,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鼎盛时代。

◎史海撷英

开皇盛世

大隋开皇盛世气象恢宏磅礴,隋文帝下令修建首都大兴城(即后来长安城)。大兴城的修建不仅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规划高超水平的标志,也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大兴城乃当时的“世界第一城”,它的设计和布局思想,对后世都市建设及日本、朝鲜都市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隋文帝于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

“鸿恩大德,前古未比。”“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20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参踪盛烈。”这就是隋书里的“开皇之治”。隋文帝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大量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6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这个数字大约直到唐玄宗时才达到。直到唐太宗死后,唐高宗继位,计户口380万户。唐玄宗时,全国760万户,4100万人。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唐天宝十四年已垦田地1430万顷。隋炀帝登基就有890万户,而唐太宗直到驾崩才有380万户,国力之差距可以想见。

◎文苑拾萃

科举名衔称谓一览

孝廉:本是汉朝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为士大夫的主要途径。明清俗称举人为孝廉。

举主与门生:汉代察举制度中,有资格者举别人的人士,称为“举主”,刺吏、郡称为举主,被举、被辟的贤士便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后科举考试及第者对主考官亦自称门生。宋太祖之后,进士由御前殿试取录,进士从此成为“天子门生”;同时亦明文规定以后举人不得自称考官门生。

进士:意即贡举的人员。唐代科目中以进士科最被重视。明、清两代,始以进士为考中者的名称,凡是举人(乡试考中者)经过会试考中者为贡士,由贡士经过殿试录取者为进士。

状元: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状元。唐代举人赴京应礼部考试都需投状,因此称进士科及第的第一名为状元,也叫状头。宋代以殿试首名称状元。明、清会试以后,贡士需作殿试,分三甲取士,一甲三名,第一名为状元。

榜眼:科举殿试一甲第二名称榜眼。北宋初期,殿试录取的一甲第二、三名都称榜眼,意思是指榜中双眼。明、清两代专指第二名,第三名称探花。榜眼授翰林院编修。

探花:科举殿试一甲第三名称探花。唐代进士曲江杏园初宴,称“探花宴”,以同榜俊秀少年进士二三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探采名花,探花之名始于此。宋代又称探花郎,南宋以后,专指殿试一甲第三名。元、明、清三代沿袭不改。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贡士:古代向朝廷荐举人才的制度。自唐以后,经乡贡考试合格的叫贡士。清代,会试考中的为贡士。

会元:科举制度中乡试中式为举人,举人会试中式第一名为会元。

举人:原指被推荐之人,为历代对各地乡贡入京应试者的通称。明、清两代,为乡试考中者的专称,作为一种出身资格,中了举人叫“发解”、“发达”,简称“发”,习惯上俗称为“老爷”。

解元:唐代,举进士者皆由地方解送入试,故相沿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宋以前称解头。

秀才:别称“茂才”。本系优秀人才的通称。汉代以后,成为荐举人才的科目之一。南北朝时,最重此科。唐代初期,设秀才科,后来渐渐废去,仅作为对一般儒生的泛称。明太祖曾采取荐举的方法,举秀才数十人,反以知府为官。明、清两代,专门用来称府、州、县的学员,习惯上也称为“相公”。

贡生:明、清时府、州、县学的生员,凡已考选升入国子监肄业的称为贡生,意思是以人才贡献给皇帝。

张居正选才六原则

◎尽公者,政之本也。——《晋书》

张居正(1525—1582年),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字叔大,少名张白圭,又称张江陵,号太岳,谥号“文忠”。明代政治家,改革家。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明代伟大的政治家。

张居正是明朝中叶一位致力于经济改革的人,也是明朝政绩最为突出的宰辅。明穆宗朱载至于隆庆六年猝死,6岁的太子朱翊钧即位(明神宗),张居正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掌权。张居正重视用人,并且突出选才公平的原则。

张居正认为:“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顾持衡者,每杂以私意,持之以偏见,遂致品流混杂,措置违宜。乃委咎于乏才,误矣!”指出了选才者往往以偏见与个人利益干扰选才,造成才不堪用,反而归咎世上缺乏人才的社会通病。

如何纠正这种偏差呢?那就是出以公心,执行公平选才原则,应“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这样,不论是否亲故乡里,也不管以前有无过错,只要是为国效力、为君尽忠者,都可以任用,就可以造成“内不敢任爱憎之私,外不轻毁誉之说”的公平气氛。

张居正认为,要切实做到公平选人、用人,有六项原则是必须遵循的。

一是“毋徒炫于虚名”,不为人的空名声所迷惑,而考察其实际才能与成绩。

二是“毋尽拘于资格”,不为资历、资格所局限,而要看有无生气与实际才能,特别不要忽视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

三是“毋摇之以毁誉”,不要轻易地被舆论的褒扬贬斥所左右,要实地考核决定弃取。

四是“毋杂以爱憎”,评判人才时不要掺杂个人爱恶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