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永久黄”团体1000多名员工分别从天津、南京、青岛、海州等地撤出，陆续到达汉口，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由范旭东、侯德榜带领的技术人员，出国寻找新的制碱方法，并完成建厂设计和设备购置工作；另一路由李烛尘带领其他技术人员、员工和家属等，于1938年3月全部安全到达重庆。他们在四川省犍为县五通桥老龙坝重建化工基地，名为永利化学公司，下设碱厂、硫酸厂、油厂、石灰厂等企业，继续进行工业生产以支援抗战。
1945年日本投降，范旭东十分高兴，准备向银行贷款，建设系列化工厂，发展中国的盐碱工业，使之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实现他的报国梦想。但是国民政府要员对他们的申请不予理睬。
范旭东本来就积劳成疾，此时心情更为郁闷，竟一病不起，1945年10月4日在重庆病逝。在范旭东的追悼会上，中共领导送上“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充分肯定了他在中国化学工业领域的地位和为中华民族作出的杰出贡献。
◎故事感悟
范旭东为奠定中国近现代民族工业的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求回报，在祖国最艰难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济危扶困、实业救国。范旭东这个名字和他的贡献将永远被我们后辈所牢记！
◎史海撷英
范旭东发展实业
范旭东在创立永利碱厂后，碱厂的业务规模迅速得以扩展。在资金有所盈余后，范旭东又满怀热情地继续投身于民族化学工业当中。
1929年1月，范旭东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申请，希望可以获得资助2000万元的资助，以建设“国立酸碱厂”，但未能如愿。
1930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工商、农矿两个部门合并为实业部时，制订了十项实业计划，其中就有创办硫酸（即硫酸铵）厂一项，并于1931年成立了中国氮气公司。
消息刚一传出，英国卜内门公司与德国蔼奇颜料工业公司便表示愿意与中国一起合办硫酸铵厂。然而在正式商谈过程中，他们先是称中国没必要办厂，继而又提出如果“合作办厂”，那么12年内中国政府不能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八省与其他公司开设新的硫酸铵厂。同时，他们还坚持中国氮气公司的硫酸铵产品均要由英国和德国两公司组织联合包销。
由于英、德两公司所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商谈没有成功。
对商谈过程耳闻目睹的范旭东，此时更加坚定了独立创办中国硫酸铵厂的决心。他表示，一定要将这一实业办成。
随后，范旭东取得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国银行、中南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资助，再加上永利制碱公司几年来所积累的资本，于 1933年11月22日呈请实业部备案，自行创办硫酸铵厂。
同年12月8日，经当时的行政院会议批准，永利制碱公司于1934年3月更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新创办的工厂定名为南京铔厂（以后通称永利宁厂），设计能力为年产硫酸铵5万余吨。
自此，范旭东终于走上了发展实业的道路。
“红心灰皮”商人张云乔
◎烦天下或窜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
张云乔（1910—？），浙江慈溪市人。张云乔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师从大画家刘海粟。1932年，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创作了撼人心魄的传世之作《血战宝山路》大型油画，在上海引起了强烈反响。随后，他加入了由地下党领导的左翼文联控制的“电通影业公司”，结识了夏衍、田汉、聂耳等进步人士，深受革命思想的感染和熏陶。在白色恐怖的战争年代，张云乔以工商业者的身份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多次为党的抗日救亡运动筹集经费和运送战略物资，多次冒生命危险执行党的指示，为党转交巨额经费，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了大量工作。
张云乔的名字鲜为人知。抗战期间，他受中共某首长的单线领导，以经营企业为掩护，为地下党多次提供汇款，为抗战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上海的新华影业公司宣布暂时停业、疏散职工。
在该公司工作的张云乔因为有几位亲戚在汉口金融和工商界任职，所以几经周折，他来到了汉口。到汉口后张云乔才知道，自己的亲戚们已经分别去了湖南的长沙和常德。于是，他先是找到了老朋友史东山，后来又见到了著名演员陈波儿。
这时，陈波儿已有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打算，因此与中共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俩雇了一辆马车，前往大和街的招待所找党的组织，请示今后的去向问题。
到招待所后，陈波儿把张云乔介绍给党的一位领导，这位领导紧紧地握住张云乔的手，非常亲切地说：“早就知道你了，夏衍对我提起过你。你是新华影业公司的人。今后有什么打算？”
张云乔向党组织详细汇报了自己原计划继续搞电影工作，但目前条件不具备，而工商、金融界有亲戚朋友，有意向工商业发展等具体的打算，请党组织指示。
这位领导沉思片刻后说：“你在工商、金融界有较好的条件，就向这一方面发展也很好嘛，也同样可以为抗战事业作出贡献。”
另外，这位领导还就一些具体的工作细节做了安排和指导。张云乔有了明确的方向，决心暂时离开心爱的电影事业，利用亲戚朋友的关系从事商业活动，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这位领导同志此时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的副主任。张云乔的好友孙师毅担任其机要秘书，这样彼此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
最后这位领导同志指示，张云乔以工商业者身份在社会上出面从事党的外围工作，接受他的单线领导。
张云乔按照这位领导同志的指示，首先前往长沙，与亲戚创办了中国汽车贸易公司。他认为，抗战时期交通工具十分紧缺，在此时发展汽车贸易是个难得的机会。由于上海水路和陆路中断，他们主要从香港购进汽车。
在一段时间内，张云乔经常自己驾驶着新购的轿车押队，沿着粤湘公路开回长沙。有时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白天休息、晚上在崎岖的山间公路上颠簸北进，其中的辛苦和困难张云乔是非常清楚的。但为了能给抗战多筹措一些资金，他任劳任怨。
武汉沦陷后，这位领导和孙师毅等人来到长沙，在水风井设立了临时办事处，指挥政治部的人员和物资的过境撤退事务。第三厅的不少人到达长沙后，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就临时在张云乔的汽车公司暂住和办公。
在此期间，张云乔听说三厅撤退在交通工具上有困难，就把自己的一辆汽车交出来供调度使用。这位领导同志立即安排夏衍、池田幸之（日本反战同盟成员鹿地亘的夫人）、于立群等乘坐这辆轿车离开长沙到桂林，为三厅的随后跟进做前期准备工作。
为了确保汽车的安全行驶，张云乔驾车一路护送，直到桂林。然后孙师毅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同志联系，既给夏衍的《救亡日报》解决了办公地点，也给他们一行找到了临时住处。
几人在稍事休息后，张云乔又以购车作为掩护，驾车陪同夏衍到香港公干。为了抗战工作，张云乔可谓是操心劳神、日夜奔忙。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张云乔所驾驶的别克牌“373”小汽车十分具有传奇色彩。它的第一位车主是赫赫有名的少帅张学良，后来几易其主，最终到了张云乔手里。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在由湖南长沙到湘桂的大撤退途中、在帮助革命同志秘密转移的过程中，它来往穿梭，运送物资和人员，立下了汗马功劳。张云乔企业的员工们称其为“功臣车”。张云乔曾自豪地说：“如果现在能找到这辆汽车，我国筹建汽车博物馆的话，当是无愧的展品之一。”
为了更好地为抗战服务、为党多做一些工作，也由于战争的原因，张云乔的汽车贸易公司也搬到了桂林。他一边经商，一边协助夏衍主办《救亡日报》在桂林的复刊以及运作等事情。
为了筹措办报的经费，1938年12月4日，张云乔又驾车陪同夏衍赴香港，找有关同志联系，接受华侨的捐款。
过了不久，张云乔的汽车公司又给夏衍的报社购买了一台印刷机，大大提高了报纸的印刷效率。《救亡日报》从1939年1月在桂林复刊，到年底已从每天出版2000份骤增到8000份。
中共首长后来到了重庆，但仍然和张云乔保持着单线联系。孙师毅在重庆曾多次给张云乔写信，转达中共首长对他的指示：为了工作上的安全和保密，要他在桂林以工商业者的身份在社会上出面，避免公开和党内人士交往。
《救亡日报》社长是郭沫若，他是无党派人士，夏衍为主编，同时也兼任对民主人士的统战任务，没有以党报的面目出现，因此张云乔可以公开给予援助。所以，报社的不少资金和费用都是张云乔的企业资助的。
重庆的党组织还通过重庆中国银行两次汇款20万元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都是先汇到张云乔的名下，由他取出后再凭暗号交付给桂林真正的用款人。为了保密起见，中共首长的安排可谓用心良苦。
为了扩大企业的规模，同时考虑企业的发展、为抗战事业和党组织筹措到更多的资金，张云乔又在桂林先后创建了中一机械厂和一中制烟厂，既做汽车方面的生意，又生产、销售香烟。这些工厂后来都成了我们党在桂林的联络点，中共组织通过该厂与地下党取得联系。
张云乔看到香烟的销售前景不错，但自己的烟厂规模较小、生产的质量也不太好，于是决定终止汽车修理等业务，全力投入制造卷烟机器、扩大香烟生产规模，并抓好香烟的质量。
1944年8月，日军攻陷衡阳以后，向湘南和桂北进犯。桂林局势十分紧张，工商企业开始自行疏散，张云乔的烟厂被迫迁往贵阳。他带领全厂职工，经过多日的颠簸，与员工建立了同甘苦、共患难以及互相信任的特殊感情，所以到贵阳后，大家同心协力，一个星期就恢复了生产。
当时贵阳卷烟行业的厂社多达60多家，由于张云乔的烟厂信誉好、香烟质量高，张云乔被大家一致推为“贵阳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的会长。经过内部调整和资金的筹措以及一系列的广告、宣传活动，他们生产的香烟有了很好的销路，在湘、桂、黔及重庆、成都等地供不应求。
由于业务上的事情，张云乔到重庆找到了住在通运门外街协合里1号的孙师毅，这一时期，中共首长经常在半夜单独到这里和他碰头联系工作。
此时，这里已被军统的人注意并监控了。为了安全起见，张云乔与孙师毅商量，他的烟厂在重庆设立一个销售点，表面上是售烟，实际上是把孙师毅的许多重要文件存放在这里，以免引起特务的注意，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人身的安全。
在此期间，张云乔曾委托孙师毅转告中共首长提出自己的入党问题，首长明确地对他说：“你不入党要比入党好，因为许多工作需要党外人士去完成，这也是革命的需要。”
张云乔无条件地听从党的安排，表面继续挂着经商的牌子，但却从事着党内人士不方便从事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首长和其他领导同志等也跟着前往南京，在梅园新村设立了办事处。在此期间，张云乔到上海联系烟厂事务，廖沫沙受党的委派和张云乔联系，将梅园新村拨给香港《华商报》的一笔法币交给他，委托他想方设法代为转交。
接受任务后，张云乔马上把这笔款项交到了《华商报》经理萨空了手中。另外，他还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把孙师毅从重庆接到贵阳、安排到烟厂当顾问，一如既往地掩护进步人士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地进行地下活动等等。
◎故事感悟
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风雨岁月中，张云乔从上海到武汉，从长沙到桂林，又从贵阳到重庆，辗转广州、香港，风尘仆仆地奔走于抗战后方，为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史海撷英
东北抗日义勇军
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初期以旧军队为基础的自发抗日武装力量，人数最多时曾达30万人上下，活动地区几遍于全东北。
东北义勇军的兴起，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并且及时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伪造民意、树立伪满傀儡政权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