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就是两种形式：一种是进攻，另一种是防守。交战双方，不是进攻，就是防守。当其中的一方力量足够强大，甚至略微强大的时候，就以进攻为主；处于弱势地位的另一方就会采取防御的措施，尽可能保存、集聚、扩大实力，等待机会、条件成熟后，展开反攻。当双方力量势均力敌的时候，战争就会出现你来我往、你往我来的相持状态。相持状态的特点是攻不会有什么重大的突破，守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如何进攻、如何防守，是领导者水平的体现，是一种领导艺术。曾国藩说：
大凡官军与贼，此消则彼长，彼消则此长，断无中立之理。我能进而剿贼，则贼将竭力御我，不暇他窜；我不能进而剿贼，则贼将乘隙犯我，旁出四溢。
双方力量的对比，决定了战争的特点，即谁是攻方，谁是守方。当对方力量强大的时候，己方只能防守，甚至于丢城弃池，负隅抵抗。当然，只要不轻言放弃，最后还有翻盘的机会。关键的因素是领导者要善于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分析中找到正确的攻防策略。忽视敌我力量的分析、比较，一味进攻，或者一味防守，最后都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曾国藩有着良好的进攻与防守的理论，并且能够结合实际情况作出准确的判断。分析、归纳、总结曾国藩攻防艺术，我们认为，其主要特点是进攻中防守，防守时进攻。他强调的“主客”、“奇正”、“呆兵”、“活兵”、“重兵”、“轻兵”、“雕剿”与“打行仗”等军事思想，其重要内涵即是进攻、防守并重，或者是注重防守的进攻。
湘军攻防的三个阶段
湘军的进攻、防守与太平天国的进攻、防守休戚相关，是两种力量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结果。据有关资料统计，太平天国军队人数最多时达到60多万。清朝的八旗兵与绿营兵总共也只有90万人，其中在江南的只有几万人，而且缺乏战斗力；湘军加在一起最多时候是32万，而且分布很广，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军的只有10多万。形势原本对太平军更为有利，但是，由于太平军多方面的重大失误，导致这种优势逐渐丧失，并最终成就了曾国藩的卓越成就。
湘军与太平军的此消彼长是通过几个阶段完成的。
第一个阶段，1844年，为战略进攻阶段。其特点是湘军刚刚组建，全军上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锐气可用；太平军的主力集中在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兵力相对薄弱。曾国藩水陆俱进，兵种齐备，战斗力强，虽然有靖港、岳州（岳阳）等小败，但是没有伤筋动骨，所以能够一鼓作气肃清湖南、光复武昌，并且取得了田家镇等胜利。
第二阶段，1855年到1861年8月，为战略相持阶段。总的特点是湘军势力由弱变强，所占地盘由小变多，由疲于奔命到逐渐占据优势，最后湖北、江西依次逐渐肃清，战略重点转移到皖中、皖南、赣东北；太平军势力由强变弱，先后有石达开、韦昌辉、黄玉昆、黄文金（守湖口）、赖裕新（受瑞州）、林启荣（九江）以及杨辅清、李秀成等麇集于此，投入兵力由开始的七八万人发展到十多万人，以至于二十多万。这一阶段，双方攻防不断换手，湘军战败与死亡的高级将领有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曾国华、彭三元等，有湖口、崇阳、三河之败、九江之挫，官军有1860年3月江南大营之败等。小池驿、特别是安庆等重要战役的胜利，标志湘军反攻的开始。
第三阶段，1861年9月到1863年6月，为战略反攻与全面进攻阶段。湘军全面向长江下游推进，北面收复合肥、中间进驻雨花台、东面李鸿章进扎上海、东南左宗棠进入浙江，太平军全面防守，基本上没有多大的进攻能力。除1862年秋，发起历时40多天的对雨花台曾国荃军的大规模进攻外，再无大的进攻动作。终于湘军、淮军在1863年底到1864年夏，相继收复苏州、常州、杭州，并最后攻陷金陵。
湘军由偏师而主力，由一域而全境，由局部的胜利而取得全局的胜利，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结果，是战争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是洪秀全、杨秀清战略思想和太平天国政体设置的失败。洪、杨在1852年攻克武汉后，没有挥师北上河南、河北，进攻北京，攻打清朝的首都，而是折而东下，定都南京，将自己圈定在一个极其不利的极小范围之内。为了巩固天京的核心地位，迫使自己在万里长江与清军展开无谓的争斗，而仅仅以林凤祥率偏师北伐，给了清朝以极好的喘息机会，清政府能够从容不迫的组织军队，来对抗太平军。太平天国设置的政体是封建皇权与神权合一，其中神权占主导地位。总的来说，这是历史的倒退，是不合时代进步潮流的。特别是它复杂的封王体制，最容易引发权力的集中与内部的分裂。洪秀全与杨秀清的矛盾、杨秀清与韦昌辉的矛盾、石达开的愤然出走，就是这种体制弊病的具体体现，极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给了湘军以绝好的机会。
另一方面是曾国藩高超的攻防领导艺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湘军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力量就很强大，也不是一组成军队就善于打仗。它有一个成长、壮大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曾国藩善于进攻与防守。进攻可以一鼓作气，防守则可以蓄气待机。1854年，湘军乘成立之初、斗志昂扬的初气，以一往无前的精神肃清湖南、攻克武汉、荡平田家镇，显示了进攻的巨大力量；然而这种好机会没有持续多久，到1855年初，湘军在江西、湖北、安徽等地遭到太平军的猛烈攻击，进攻步伐立即停下来，一万多湘军辗转于赣、皖、鄂，或攻，或守，忙得不亦乐乎。这个时候，太平军进入全盛时期，湘军进入最困难时期。一是湘军战线过长，兵力分散，难以应对复杂的战争局面。
二是统一指挥权没有完全形成，进入江西后，曾国藩可以指挥湘军，江西、湖北巡抚以及朝廷都可以指挥，曾国藩真正可以自己指挥的只有李元度率领的一支，只有几千人。这种混乱的指挥体系，往往政出多门，号令不一，甚至朝令夕改。三是地方政府不配合。他们对湘军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一支“客军”的基础上，很多方面不给予积极的配合，甚至“掣肘”。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也没有放弃正确的作战方略，将战争的目标始终锁定在剿灭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上，坚守江西战场不放松，终于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太平天国由进攻转为防守，最后被消灭的过程，正是湘军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由被动变主动的过程。镇压太平天国，是湘军的成名之作，也是其终身成就奖。这场战争最后能够以湘军的胜利而结束，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曾国藩善于指挥战争，获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攻的艺术
曾国藩并不是天生会打仗，1854年刚出道时，最初的湖南战场一片混乱。失败在乱，胜利也在乱。宁乡、靖港之败，湘潭之捷，都是乱的结果。
宁乡之败。正月，太平军由通城、崇阳进入湖南湘阴、宁乡，巡抚骆秉章派遣王鑫与曾国藩军一同进兵洞庭湖；二月又派储玫躬进攻宁乡。储玫躬接到命令就急急忙忙赶往宁乡，并不派侦察兵去打探消息。当他带领18人进入县城时，只见满城狼藉，一片血腥，原来太平军刚刚攻下县城，不知道什么原因又离城而去。等到他安抚一番百姓出城时，与再次进城的太平军撞个正着，储战死。太平军也是糊糊涂涂打了个胜仗，因为担心官军大部队援救，当夜引兵退走。这一仗从领导的角度来说，吃亏在急于进城、没有侦查敌情的亏。
湘潭之捷。奉曾国藩之命，塔齐布赶赴湘潭驻防，可是他并不知道湘潭县城已经被占领，正在高兴之际，抬头一看满城墙都是太平军，进退不由己，只好猛攻。城上的太平军呢？还是第一次与官军短兵相接，相顾惊愕，看见城外四面山上的树木，以为都是官兵，吓破了胆，弃城就逃。塔齐布就这样轻松占领了湘潭。
靖港之败。开始的时候，曾国藩没有打算进攻靖港，而是想退守湘潭，取进可攻省城，败可退衡阳之策。按照决定，彭玉麟先率五营去湘潭，第二天曾国藩跟进。正在动身的时候，从长沙来了一个勇。他说靖港敌人力量薄弱，机不可失。听这么一说，曾国藩匆忙进攻靖港。这一次，既没有“人算”，也没有“天算”，去的时候顺水顺风，遇到太平军阻击后，一败涂地。各勇纷纷逃窜。曾国藩在岸上立一面旗帜，仗剑督战，宣布：逃过旗帜的杀无赦。可是湘勇根本不怕，他们跑得远远的。这下曾国藩泄气了，跳入水中想自杀，被章寿麟救起。
这几次失败或胜利，表面看是乱，深里看则是求速效。但凡求速效，就不能够从容研究敌情，不能科学作出决策，不能按照正确的方法去做正确的事情。1857年之前，湘军一直存在这种情况。1857年，曾国藩在家终制，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指挥艺术，认识到轻进的危害性，多次写信告诫曾国荃，要他“无好小利，无求速效”，“千万莫忘”“不求近功速效”，要求他“专意整顿营务，毋求近功速效”，形成了自己的攻防指挥艺术。
明确进攻目标，是曾国藩攻的领导艺术的重要特点。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1852年5月，太平军进入湖南，12月主力出湖南，随即攻陷武汉三镇。次年2月，挥师东进，所向披靡，相继攻下九江、安庆、芜湖等军事要镇，3月19日攻克南京。占领南京后，洪秀全改南京为天京，建立了太平天国。作为代表清朝的武装力量，曾国藩与太平军的斗争其本质是维护与争斗国家政权之争，是国与国之间的争斗。这一性质决定了他进攻的目标必须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天京破，则天国灭。这是不容置疑的道理。正如他在给咸丰的奏章中指出：
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老巢。今之洪秀全据金陵，陈玉成据安庆，私立正朔，伪称王侯，窃号之贼也。
“窃号之贼”就是指建立了自己国家与朝廷争权的敌人。其特点：一是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不仅有中央政权，也有地方政权，像江西由石达开统治，安徽由陈玉成统治，浙江由李秀成统治；二是其根本目的还是要灭亡敌对的政权，朱元璋的目的是灭亡同样建立了国号的陈友谅、张士诚以及元朝，太平天国的最后目的也是消灭清王朝；三是组织严密，力量强大，要打败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四是要消灭这样的国家，必须攻陷其首都，首都是他们的向心力，核心指挥部，首都攻克，其他各地势成散沙。根据这些认识，曾国藩将目标锁定在金陵。他的所有的军事进攻，目标所指都是金陵。目标的正确性，决定了他最后胜利的旨归。
目标，是领导者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目标不明确，往往半途而废，或者一事无成。曾国藩所率领的湘军，开始只是一支偏师，偏师的作用，充其量只是用来“剪除枝叶”，所以，在1858年、1859年曾国藩多次被朝廷要求援闽、援浙、援蜀、援津。从四援来看，朝廷对曾国藩的指挥是很恰当的。当时曾国藩每一次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支援，始终如一的坚守在江西、安徽主战场，将一支偏师发展成一支王牌主力，究其原因，确实是他坚持战略目标不动摇的结果。
确定进攻的战场，是曾国藩攻的领导艺术的重要内容。目标确定后，战场定位也就随之解决。湖北、江西、安徽是湘军与太平天国必争的军事要地。太平天国建立后，确定了“巩固天京、控制上游、偏师北伐”的战略方针。1853年6月，天国派遣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殿左一检点曾天养等人率船千余艘溯江西上，开始声势浩大的西征，再一次攻克并占据安庆、九江、武汉三镇。到1856年，江西八府五十二县被太平军占领。曾国藩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对这些战略重地，自然洞若观火。他认为：
上而武汉，下而湖口，皆东南所必争之地。湖口破，则扼长江之腰膂，使安庆贼舟不能与湖广相通；武汉破，则雄据长江之上游，使金陵贼巢百货皆绝其来源，而有日就穷蹙之势。故论古来争关夺要之道，则湖口之与武汉，其轻重亦略相等。而论目前形格势禁之道，则必力争武汉，而后可以保全邻省。能保全完善之省，而后可以规复被陷之区。
根据这一认识，曾国藩一直把进攻的重点摆在武汉、湖口、九江、安庆。在1855年到1861年秋天，湘军与太平天国的争斗皆是围绕着这几个点开展。1856年前后的江西战场，争斗的是九江，湖口；1860年春天，太平军组织数支军队，由陈玉成、刘秀成、黄文金、古贤隆、赖裕新、杨辅清等率领，从长江南北两岸西进江西、安徽、湖北，其目的也是救援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