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个地方重要，曾国藩认为一个外省人在那里做官不太合适，需要安排一个熟悉情况，能力较强，能干事的人来。第三种情况，不一定有资历，不一定是本地人，但是对当地情况熟悉，按照这一原则使用人才。同治以后，洋务事件越来越多，与外国人交涉的事情越来越多，而这方面的人才实在非常缺乏。按照惯例有些人是不能够提拔的，但是考虑到人地适宜的原则，曾国藩力荐张开祁担任江苏上元县令，其理由就是该人“才识宏通，熟谙洋务”，虽然“原不能请补繁缺，但人地实在相需，且专为洋务起见，未便拘于常格”，请求朝廷安排他担任“要缺知县”。
个性化用人
如何用好人，如何将人才用到最适当的岗位上去，是领导者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大问题。曾国藩认为：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犛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诅语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
是不是只要是人才，就做什么都可以呢？就可以不顾人才的特点随便安排就行呢？不可以。用千里马去守街、用牦牛去捉老鼠、用贵重的宝剑去劈柴、用夏商周三代的鼎去垦田都是不合适的。杰出的人才只有“器使而适宜”时，才可以发挥出巨大的人才效益。将不同类型的人才适当安排到不同的岗位上，让人才各得其所、各展其所长，以“奏神奇之效”，是曾国藩用人的总的特点、总的方法。他主张“驭众之道，愈简愈妙”。具体岗位安排具体人才，如办理厘金，主张“多用小者，少用大者”。因为厘金是具体、细致的工作，需要小才，不需要大才。讲究操守，不看重地域，不管是官还是绅，只要有德有才，就可以使用。“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取之欲广，用之欲慎”。因此在用人循序上，他注重个性化用人，即根据人才的特点做好人才的安排。
根据人才的能力大小来使用人才，不让人才过度负重，是曾国藩个性化用人的一个重要做法。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是领导者必须了解的。一个人只能挑50斤，却要他担100斤，结果是把腰给压折了，事情还是没有办好。他说：
譬诸担夫，力能负百斤者，增至百二十斤则汗流而蹇，增至百五十斤则僵踣矣。臣力本不胜百斤，今且增至数十倍之重，僵踣不足惜，倘遂贻误大局，敢不祗惧。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个人的能力不够，却将安排他做超出他能力范围的工作，其结果是导致事业的失败。历史上，这种因不量才用才的错误不少。曾国藩对自己的短处看得很清楚。1864年秋，朝廷要他去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指挥剿捻的工作。他上奏朝廷推辞不去。他的理由就是自己是挑100斤的，而不是挑200斤的。他认为亲临前线指挥是他的短处。倘若亲临前线，他不能不发号施令，下级指挥官就会为唯其马首是瞻，他们的指挥才能就会受到限制，不能发挥。清廷看到曾国藩的奏章后，取消了原来的决定。
鲍超是湘军著名战将，镇压太平军立下了很多汗马功劳，官至湖南提督。1865年清廷任命去西北指挥作战。当时西北形势非常严重，多隆阿、杨岳斌曾经相继调往那里，都没有什么建树。对于朝廷的这种任命以及决策曾国藩是反对的。他指出：
鲍超统率该军径入新疆，大漠苦寒，艰险异常。虽有名将深得军心，平日信之如金石、爱之如父兄者，至塞外亦恐携贰思归。鲍超威严有馀，恩信不足，本不甚孚于部曲。倘出关后离怨溃散，必见轻于回众。一有挫失，则叛回大炽，全局震动，后人更视关外为畏途矣。且行军贵顾根本，贵取远势。昔年向荣、和春等进攻金陵，惟不能取上游之势以为根本，卒至覆败，几误东南全局。今若甘肃未平，而遽谋新疆，后路之根本不稳，不惟难期急效，又将更长寇氛，求速而反迟，求扬威而反损国威。鲍超之功，自咸丰四年以至九年，屡破大敌，频受重伤，姑不复论。即自十年以后，臣驻祁门，四面为贼所困，全赖鲍军左右翼蔽，纵横苦战，危而复安。如青阳之坚城，宁国之悍贼，东坝之要地，皆该军独任其难。而辛酉、甲子二年，两次肃清江西，勋劳尤著。臣岂忍忘其大功，而摘其小过？惟谋短识浅，众心不固，实非独当一面之才。
曾国藩反对鲍超率兵进入新疆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战略思想问题，曾国藩认为进入新疆首先要稳定陕西、甘肃；现在这两个地方没有稳定的局面，轻易进入新疆不能够取得胜利，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另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对鲍超的使用不当。鲍超虽然立过大功，遇到困难能够“独任其难”，但是他“谋短识浅，众心不固，实非独当一面之才。”对于鲍超的使用，曾国藩一直用其“斗胜之力”，用他做游击之师，并且给他安排好后勤之类的工作，解决其后顾之忧。鲍超为人贪暴，恩信不足，士卒不深信，一旦进入苦寒之地，没有像曾国藩一样的领导者支持、爱护、指挥，就很容易众叛亲离、导致溃散。根据曾国藩的建议，后来清廷撤销了对鲍超的任命，鲍超也得以保全名誉。
任何人才都有优点、缺点，有长处，有短处。领导者用人不能求全责备、吹毛求疵，只见缺点、毛病、短处，不见优点、长处。曾国藩认为：
大抵人非圣贤，难于求备。短长互见，乃土之常。在朝廷之用才，贵节取其所长，而纠察其所短。在臣子之自饬，贵勉其所已知，而增其所不能。
曾国藩认为：“用人要用其所长，去其所短。”他早年用人注重德，不注重才，重视德行的使用，而忽视才力的使用；后期由于事业的需要，改变了这一思想，才长德短者也使用。体现的正是这一原则。不过这一用人方法，主要讲究人的才能的长短问题，根据人才的能力来给予合理、科学的安排，而不至于“指鹿为马”、“张冠李戴”、“上错花轿嫁错郎”。
严树森是一个典型。同治元年有人参奏湖北巡抚严树森，弹劾他三点问题：一是说他“胆怯见偏、量狭性愎”，不能与文官和谐相处；二是不谙军务，不能给下游的曾国藩提供有力的支持；三是胆小怕事，在任河南巡抚时不敢开门迎敌。在朝廷征求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从用人之长，去人才之短的角度给予解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保全了严树森。他分析认为：“严树森之所短，在负气自矜，计较过熟。稍有龃龉便事吹求，处人鲜留余地，而人亦攻之甚力。计较既熟，则利害太明，趋避亦所难免。”性格缺陷，这是造成别人攻击他的主要原因。
至于在河南闭门不迎战捻军，曾国藩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严树森自度新集之卒，未可深恃，与其出战挫衄，不如婴城坚守，此盖未可厚非。”其二是“惟军旅之事，必看毫无瞻顾之心，而后有一往直前之气。严树森于祸福成败多涉计较，则危急之时，难期坚定。功名之地，难泯矜争。”这第二个原因就是指他想得太多，难以决断。这正是他的短处。与此同时，曾国藩分析了严树森的长处，给朝廷提供了一个相互参照的系数。接到曾国藩的解释，朝廷没有免除严树森的职务，也没有调开他，事实证明，严树森后来做的很好，对曾国藩在下游的用兵也起到了很好的帮助、支持、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