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就是用人者。看重人才、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是曾国藩领导术的重要内容。他识人用人的艺术得到人们普遍认可。他认为：“千羊之裘，非一腋可成；大厦之倾，非一木可支。”国家中兴需要人才，干大事业也需要人才。他推崇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追求，立德、立言可以通过自己的修养做到，唯有立功靠一个人的努力很难。曾国藩审识其中奥妙，所以极其讲究人才的收集、推荐、使用。曾国藩一生孜孜不倦搜集人才，他在京师的时候，就向年轻的咸丰皇帝两次上疏，建议他重视人才的使用、培养，并且推荐了5位杰出的人才。从军后，曾国藩讲求人才更是逐渐登峰造极。他说：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馀。
用这样一种手段、精神去搜集人才，没有人才不愿意为他所搜集的。容闳《西学东渐记》记载：“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现在有人统计是400多人。曾国藩为国家、事业用人，不讲私心私念，也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讲究“广收、慎用”，“取之欲广，用之欲慎”，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颇有特色的识人、用人之道，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保守统计，曾国藩一生推荐担任各级官吏的各类人才不下1000人，其中被他保举担任巡抚一级的官员就达几十个，著名的有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至于虚职领导则不计其数。他们不仅满足了曾国藩“集众人之私成一己之公”、“宏业以众智而成”的宏大事业的需要，而且成为晚清政治经济社会的主宰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开启群体。
重人之才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这样的怪现象：人在政在，人亡政息。前任领导者不管有多能干、做得多么好、有多么好的政策措施，只要一换领导者，一切都要按照新领导者的意图重新开始。年号要换新的，班子要大面积调整，工作要有新的举措。这就是所谓的“新政”。咸丰即位后，新政随之开始。曾国藩看准这个机会，提出了自己关于培育、激励人才的理念。他建言说：
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
他认为，中国缺乏的不是人才，而是忽视了人才的教育培养。他建议年轻的皇帝咸丰将用人作为第一要务。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道光以来，政治腐败，官场黑暗，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优秀人才越来越远离政治，归隐田园山野，因此每每到了关键时候，国家就有人才缺乏之感。他说：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所谓无竞维人也。若不得其人，则毛羽未满，亦似难以高飞。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若仅恃区区楚材、目下知名之数人，则干将莫邪，恐亦未必终不刓折。且取数太少，亦不足以分布海隅。
这是1858年曾国藩写给左宗棠信中的观点。当时国际形势是英法联军发动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国内形势是太平天国正处于强盛时期，各地的农民、少数民族武装斗争烽火四起，内忧外患，无一安稳日子可过。曾国藩认为，不论是对外作战，还是讲究求和，都需要忍辱负重、能够致远、刚毅果敢的优秀人才主持，而且需要一批人才，而不是几个，也不是湖湘区区数人。国家大计需要人才，必须立足长远、立足战略高度来讲求。《应诏陈言疏》针对的正是这一高度。在这篇疏里，他提出了解决人才问题的三个措施，即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
转移之道，主要指国家应该培养一种什么样的用人风气、用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维系与发展。曾国藩分析了满清各个时期用人的导向，指出顺治、康熙时期用人讲究“宽”，雍正时期讲究“严”，乾隆、嘉庆时期“人尚才华，士骛高远”，道光时期讲究“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到了咸丰初期，“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官僚主义畅通无阻，衙门习气浓厚，不敢承担责任，看不到大是大非，没有长远思想，只管眼前利益。转移之道，就是要整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的习气，克服“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的严峻问题。
培养之方，就是要求内阁、六部、翰林院加强对人才的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其意图在于充分发挥各部门主要领导者的作用，不要皇帝一个人统包统揽。他认为部门领导者的教育是很重要的。他说：
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时降、苗勃然兴也；堂官常到署，譬之农夫日日田间，乃能熟悉穑皇乡。
实际情况是部门主要领导者与属下不熟悉、不了解，不能很好地教育、甄别，更莫说提拔使用。结果是六部中有的二十年不能补缺，有的一辈子不能主稿，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职，严重打击了人才的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曾国藩建议各部门主要领导者要加强与下级的联系，多沟通，多了解；皇帝也要经常询问、了解，掌握人才情况，并且不时破格提拔，以激励人才振作。
考察之法，就是考察九卿科道、督抚藩臬办事能力与建言献策的水平。按照清朝的规定，部级干部由皇帝考察，各部门所设机构官员由三年一次的京察和督抚的考评。曾国藩认为这是不够的。按照规定，九卿科道、督抚藩臬，有上奏说事的责任；各省道员，也有专摺谈事的责任。皇帝要做的事情，就是从他们的言谈中，看他们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从而分别人才的高低，能力的大小。这本来是一个好办法，但当时做得很差，“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摺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咸丰想改变这种风气，要求官员上书言事，各地纷纷上书，但是千人一词，千人一面，因此咸丰也有厌烦感。针对这种情况，曾国藩提出的解决之法，就是“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
1851年4月26日曾国藩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上这道奏章，曾国藩下了很大的勇气，甚至想到了“死”。为什么可能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产生呢？因为他将矛头直指咸丰。这篇奏章里，他指出人才评判不能由皇帝一人说了算，也不能由几个高官说了算，而应该由各级官员、国人说了算。进一步提出，使用干部不能由天子一人做主。说这样的话，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试问有几个皇帝会不将干部的任免权死死抓住呢？曾国藩居然针对这种权力提出自己判断人才好坏的标准与使用人才的办法，不能不说是大逆不道、敢逆龙须。然而，这也正是重视人才的关键所在。曾国藩认为，重视人才，必须立足于平时。平时不注重培养人才，遇到紧急事件需要处理时，就缺乏人才。“夫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要求咸丰培养、储备刚正、风骨、威棱的人才，以备不时之需。他强调使用人才的重要性，他批评咸丰处理国家大事不与大臣分担，“独任其劳”。
曾国藩这种敢于与至高权力者叫板的做法，体现了他对人才的极度关注与重视。当他有机会担当重任的时候，他更是身体力行。
军事方面。他认为“军事以练将为最要”。“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但是当时的客观情况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臣等一军，皆招选乡勇，本乏将弁，苟有翘楚之材，臣等不惜破格超保，储为将领。乃甄择已久，求其独当一面者实难其选；求其虽遇败挫，仍能措拄者，尤难其选。”湘军采用500人为一营的制度，营下又设几个层级，因此需要大量的人才负责，而当时恰恰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所以他广泛找求这方面的人才，以期满足事业之需。在训练湘军上，他总是把选将放在首要的位置，早年一度感叹将才难选，一旦知道谁是人才，往往思之若渴。当时，他深知左宗棠、郭嵩焘是大才，但是他们不愿意出山，因此深感遗憾。
江忠源在安徽，他要求江找到李鸿章，认为李是“可用之才”，想收罗到自己麾下。纵观曾国藩军事上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他大胆使用了一批将领，包括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宜、李续宾、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杨载福、彭玉麟、刘松山等，没有这一批人，曾国藩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成就。1868年12月16日，曾国藩受到慈禧的接见，两人的谈话也是关于将领的问题。慈禧询问将领，目的是要曾国藩调一些好将到直隶去练兵，然而在曾国藩的眼里，当时称得上好将的已经寥寥无几。主要原因是湘军经历十多年的战争后，一批优秀的将领已经或老、或病、或死，而新起之人才还没有出现。这一看法，对曾国藩的直接影响是1870年天津教案的处理，因为感觉缺乏将领，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曾国藩觉得中国不能与法国开战，只能求和，所以在处理时过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