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高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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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开篇语(1)

激发我写这部“百姓情怀,学子心声”的中国高考报告的部分起因,是因为我听到几位秀美如柳却内心燃焰的女孩子的话--

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一位刚刚考入大学的女孩子在谈到高考时以视死如归的口气说:“我以我血荐高考。”

《梦里花季不下雨》的作者,已就读四川某大学的刘超、彭柳蓉两位女生在写文章谈到高考时,不无激愤道:“高考不死,大难不止。”

《南方周末》报道:一位女学生以《我要‘武装起义’》为题,撰文说:“如果有一天,全国的学生进行一次新‘五四’运动,炸学校,拒考试,烧课本,那本人积极参加……”

我不知道国人听了这些女孩子的话后有什么感想?而我嗅到的却是一股浓烈的战争硝烟。

20余年了,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使得今天35至50来岁年龄段的社会主流骨干们,每每谈论起它时都有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通过高考,已经走出了人生末途”的感觉。然而当这一代人的子女也开始走向高考战场的今天,为什么我们听到了截然相反的声音呢?

新千年伊始,当国家宣布10年后将使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由目前的9%左右提高到15%的目标,全国各界为此齐声欢呼之时,不知是否有人想到在今后的10年间,中国一亿五千多万青年学生中仍将有85%的人不能步入大学。这个数字给予我们的是怎样的现实?那就是:上大学的竞争较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激烈。

竞争将在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好校与差校、富人与穷人之间展开……因此,高考仍将是中国未来20年间百姓最关注的头等问题和影响民族复兴的大事。

当我下决心在世纪之交做这件事时,又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

“什么,你要采访高考的事?那你什么人都不要找了,我就可以给你说上三天三夜!”

没想到,我的采访题目刚刚透露,竟然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

在素有“状元之乡”美誉的苏州,我碰到了第一位“计划外”的采访对象,当时他激动得失态的情形,着实让我吓了一跳。

阿元,这位家居苏州的某报名记者,在我与他交往多年的印象中,他从来是说话一腔绵软悦耳的吴语,做事彬彬有礼,走路也生怕抢客人半步的“温情男宾”。可这回,他竟然没说完第一句话就从椅子上跳下来,激动得脸都红了:“不怕你笑话,我女儿正准备高考。可为了她能不能考上大学的事,我们全家这3年的日子真不知是怎么过的。3年来,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着孩子读书的事转。我女儿不是那种很聪明的孩子,怎么下功夫抓,成绩就是上不去。不怕你笑话,就在前不久期中考试时,当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要过女儿的试卷看到她的成绩时,我竟然当着孩子和老婆的面,自己打起自己的耳光……你听了好像有点不相信吧?老实说我自己也想不到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当时我确实这么做了,我只觉得自己为了孩子的学习已经把我所能尽的力量全都用上了。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到后来初中升高中和中考,到为她跑学校,以及进入高中后天天盯着她的成绩……说得直露一点,我和老婆甚至为了怕影响孩子每天晚上的晚自习和自习后能踏踏实实睡好觉,连夫妻间做房事的胆子都没了,其它工作和生活上让道的事就更甭提有多少事例了。那天我打了自己的耳光,女儿吓坏了,跪在地上说爸你就打我吧,是我没考好。我对她说,不怪你,都怪我这个当爸的无能,没给你想出好办法使你成绩上去。女儿听了‘哇’地一声嚎啕大哭起来,转身就要冲出去寻短见。她妈见了急坏了,冲过去拦腰将她抱住拉回了家。后来我们全家三口抱头痛哭了一夜……”

堂堂七尺男儿,在诉说他家千金高考的经历时,竟数次呜咽。

我的心感到重重的一击,没想到中国的百姓们为了孩子能考上大学,竟然要付出如此欲罢不能的代价!

“你写,你一定要写。如果你不写中国高考这样一件正发生在千千万万家庭的大事,你这个作家当得也没什么劲!”阿元兄泣咽着,抹着满脸的泪痕对我说,那眼神告诉我,如果我不写这个题材,似乎我就是一个对不起12亿中国百姓的文化痞子了。

我知道,阿元兄家居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是个出文化人的地方,仅明清两朝间苏州就出了好几十个状元。那时的状元可不像今天我们说的带引号的“状元”。旧科举考试时代,每年一次大考,全国只有一名状元(个别年份多一名武状元),最后都必须经皇帝钦定。苏州一市能出如此多的大状元,可见才能教育的风气自古就盛。阿元兄夫妇与现在多数中国家庭相同,只有一个孩子,故女儿娇娇是他们夫妇的掌上明珠。知识分子出身的阿元夫妇对女儿从小重视培养,娇娇小时候聪明伶俐,爱好艺术,软语细声的苏州口音,标致漂亮的脸蛋儿,使娇娇从小有种天仙般的气质。她喜欢苏州评弹,更爱现代节奏的吉他,初中时,娇娇曾经获得过市少年吉他比赛第二名,为学校争过荣誉。要上高中了,爸爸妈妈对她说,娇娇,上高中是为了考大学,可不能再分心了。娇娇是个听话的孩子,嗯了一声后,抱起吉他,把脸贴了上去,然后将吉他挂到墙上,这一挂,就是整整3年……上高中后的娇娇无数次想起身摘下吉他,但手从来没有敢伸上去。阿元在省报当记者,教育口谁不熟?女儿自然到了苏州市的重点中学。但进重点中学并不意味着他的本来成绩就不是很优秀的女儿一下能成了佼佼者。为了跟上同班同学,娇娇使尽全力,仍居于下游。为此当父亲的阿元开始不遗余力地上学校一次又一次地讨好娇娇的班主任、任课老师和各位校长大人,甚至那些比女儿娇娇成绩好的孩子及他们的家长--他不止一次地低三下四地向一个个“聪明囡”和聪明爸爸妈妈们求教,甚至为了获得某一“秘方”而不辞辛劳地寻找那些可以愉悦他人的“特产”,再撕下一向高贵的“无冕之王”的脸面,去叩开本来门槛低于自己一大截的“状元”之门……但3年后的1999年高考时,娇娇和父亲母亲未能苦尽甘来,他们成了这个苏州名校中仅有的几个“落榜生”及“落榜生”家长之一。阿元急坏了,当他看到女儿整天不出门躺在床上欲死不能的情景,跺着脚对天发誓:孩子你放心,只要你爸有口气,我一定让你像别的同学一样去上大学!

阿元为此真的开始了“上窜下跳”,使出全身解数,四处打听那些可以出钱进门的大学--“只要它开口,就是狮子口我也认了。苦的是你孩子成绩太差时,你想找狮子口老虎嘴还找不着哩!”走投无路的阿元最后不得不寻求“电大”、民办大学……就在这时,与他关系不错的某医学院负责人告诉他:他们学校有个内蒙古来的新生因为身体不行要休学,为此学校空出了一个招生名额。阿元一听,简直就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行,什么价都行!”

这个学院不算白也不算黑,让阿元出了8万元(以赞助奖学金名义),终于圆了阿元女儿上学的梦。

“你这工薪阶层出8万元送女儿上大学是不是太亏了点?”

几个月后,当我再次到苏州采访见到阿元并问他时,阿元兄竟然一点不感冤枉地回答道:“亏啥?一点也不亏!我是自愿的。”他神采奕奕地告诉我,自从女儿上了大学后,他“天天精神开心”,而且“喜欢做善事”--“我已经资助了几个因为经济困难而上不起学的孩子或者帮着牵线搭桥。什么都不图,就是觉得高兴,就是觉得我女儿上了大学后整个世界都变得灿烂了。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我有点阿Q精神?可这是我现在心情的真实写照。”

阿元兄对我说这话时,脸上丝毫没有半点自嘲的神色。我的内心却感到无比惊愕。

从苏州回到北京,听说我姐夫的女儿考上了大学,我们全家忙去祝贺。这是我太太的姐姐的孩子,她叫红红。

红红是1999年9月跨进北京电影学院的。她上的中学是西城区的一所普通中学,没有列入区重点,更不是市重点。问题出在红红在班上的成绩一直是中流水平,为此急坏了我姐夫一家。我姐夫没赶上好年景,像城里多数与他年龄相同的人一样,在“文革”中“上山下乡”去了,大学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一个未圆的梦,可他不死心,靠自学完成了大专,又续大本,读完大本又攻下了硕士,最后成了某大学的系主任。回忆他的“后大学”经历,姐夫用了这样一句话:“那真正是奔命。”然后又有了家庭,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又因单位工作情况需完成6年的高学历课程,姐夫的苦可以从他的“少白头”上窥见一斑,更可以从他不该先逝的父母身上获得某种解释,当然我还从姐姐的无数埋怨中直接体味到。怎么办?一向神通广大的姐夫看到自己的女儿在一个本来就高考升学率比较低的学校里混个中等水平--明摆着照此下去上大学没戏的前景,唉声叹气的情绪几乎都带到了自己的讲台上。

不能就这样断送了独苗苗的前程!高中一个学期一个学期过去了,姐夫比自己面临减寿还要着急。怎么办?庞大的京城,该想的辙都想到了,没有的辙也想到了,但最后还是没辙。高二了,红红的学校和红红的成绩还是老样子。我姐夫的本事就是在别人没招的情况下想出招来--他听说河北燕郊中学能把“死马治成活马”,因为那是个农村中学,那是个专门训练出大学生的“工厂”,专门培养高分的“集中营”。

于是姐夫决定:把在北京城里上高二的女儿送到离北京城几十里之外的河北燕郊中学。

“第一次送她到那个学校时我的心悬了一路,送走红红回来时我哭了一路。那学校哪是我们城里孩子上的学校嘛!说太惨了好像我有意给人家抹黑,可对我们这些城里生活惯了的孩子来说,真是要什么没什么呀!”姐姐曾亲口告诉我。

“那天爸爸妈妈帮我向学校交完好多学费,在没法说不脏的学生宿舍里铺好床,向我挥手告别时,我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我心里向他们喊着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北京,可我喊不出来。我知道为了能考上大学,我是回不去了……”红红想起当年的情景依然一脸悲伤。

“先不说钱--那肯定少不了。红红她妈放心不下,恨不得天天下班后去看孩子,无奈,为了方便就借钱买了一辆小车。开始我们真的是一天去一次,而且每次去时火急火燎,可一到那儿就像偷东西似的不敢露面,怕学校和老师见了不高兴,还怕孩子看到了心更不踏实。头几个月,弄得我们夫妻俩整天心神不定,什么都干不成。想想看,一个在城里娇生惯养的女孩子,突然一下子到了陌生的条件又十分艰苦的农村,怎么习惯嘛?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家,你是放手还是放心?手也放不下,心就更放不下了!总之,比当年自己上山下乡那份难熬劲还难上几倍几十倍……”姐夫说。

红红就是在如此的煎熬中度过了360天,我姐夫和姐姐也在煎熬中度过了360天。

1999年7月初,红红回到北京原来的学校,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高考。8月,成绩下来,484分,被电影学院录取。而这个分数在燕郊中学,许多同学根本进不了重点名牌大学,最多进个大专,或者就只有名落孙山。

姐夫后来笑着告诉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红红离开北京到乡下去受了一年苦,他说河北的录取分数线要高出北京近一百分,也就是说,在河北那儿上学,最差的考分学生,在北京反倒可能上重点大学。红红通过一年的熏陶和努力,赶上了那里学校的中等水平,自然回到北京就考上了电影学院。

秘密原来就在这里。我看到姐夫说这话时的那张笑脸上流淌的是苦涩的泪……

第三件事是我的一个战友的故事。他原来是部队的功臣,但去年突然转业了,原因是由于他的一枪射出,彻底毁掉了一个考生的大学梦,我的老战友因此不愿意再继续从军,甚至对功臣的荣誉也产生了某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