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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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章 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2)

“……头年夏天,我到金华百货公司进货,求人敬佛,好不容易进了2000把纸扇,当我担着担子往回赶火车时,因为天热担重,又空了两顿没进一口水和一粒粮,我沿铁路走着走着,突然心头发闷,两眼直冒金星,连人带担子倒在了铁路边……我怎么也起不来,心想这回惨了,别说赚钱,就是性命都捡不回了。就在这时一位好心的道口工瞧见了,是他把我扶进小屋,又是端水又是帮着揉腰,才算使我缓过劲来。说起到外地进货的苦处,真能讲几天几夜。那时各地的政策还没开放,我们这些个体户上国营单位进货,人家就像见瘟神似的害怕,生怕多收你一分钱也会沾上‘资本主义病菌’。可毕竟有不少企业的积压产品太多,又见我们都是现钱交易,所以我们的货源还能解决。但回程的路常常比上门求货更难,铁路线上的‘打击投机倒把’比抓小偷还严。为了躲避一道又一道的检查,我们都不敢走火车站的检票口,全得等火车出站或到站放慢车那段时间里扒窗上下车。你想都是几十岁的妇道人家,又带着筐子拖着货,那扒车的光景谁见了都说我是要钱不要命啊!可他们哪里知道,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孩子能上学吃饱饭,我这么做是既要钱来又不敢舍命啊!有一次带着货跳车稍稍慢了一个眼神,结果差点摔断我的双腿。那时我们这些上街出门摆摊做生意的人,都被看做‘投机倒把分子’,你一不留神就可能被‘市管委’那些戴红袖标的人抓进去,罚没钱物,上学习班。我印象中最可怕的情形要算外出进货回义乌的事了。那时哪像现在条条大路通义乌,只有一条铁路连着外面,所以我们出去进货只能搭乘火车。每次回义乌时,眼看快到站时的那几分钟里,远远先把货从车窗口扔到铁路旁边的庄稼地或野草丛里,然后人再随着减速的车子一个跟头跳下去。转身猫着腰重新捡起货物拔腿便跑……你问为啥这么做?怕呀,每趟车到站时总有好几队戴红袖标的人,像宪兵似的在站口左右的几百米之间巡逻,抓住还了得!说出来你可能会觉得好笑,有一次我跳车下来刚刚把扔下来的货物重新收拾到担子里,刚直起腰就见迎面有个戴红袖标的人朝我这边走来,吓得扔下担子扑通卧倒在地。你说戴红袖标的他检查就检查吧,可偏偏这冤家遛遛逛逛不走人,害得我整整趴在野草堆里好几个小时,苦啊,现在回想起来就要掉眼泪……”

刚直的冯爱倩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掉泪,她把头往上一仰,嗓门一下高出两倍:“你说我们这么玩命从外面运回些百姓生活日常用品,到市场上摆摊换那么几个辛苦钱,可偏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硬要砍断不可。当时我们义乌城关的稠城镇没现在这么多的人口,城市面积也没这么大,但也有几万人在这里生活着呀。我们这摆小摊的人天天就像游击队似的东摆一时辰,西摆一时辰,好不容易后来在县委、县政府门前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有了可以做买卖的气候。有关部门的人就一下出动了好多人,把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和来买货的顾客赶得四处奔跑,当时百姓们敢怒却不敢言,因为上面也一直在喊不准这不准那。可我们是小老百姓一个,要吃饭要生活呀,卖个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针头线脑、牙膏笔头有什么不可以的嘛!我们一帮在北门街摆摊的小贩们扎堆在一起议论,一议论就心里来火。大伙好不伤心地说,阿拉义乌人看来永远只能外出披风戴雪去当‘敲糖帮’,过吃百家饭的苦日子了!我听后心里也好难过,寻思着难道自己的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就这么不能体察民情?不行,我一定要弄弄明白,说啥也得让当官的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一声,到底让不让我们百姓有口饭吃?

“决心已定,我就一连几天守在当时的县委大门口。因为听说县里刚来了个新县委书记,我想要找就找最大的官。大伙都知道我要找县委书记论理,都又盼又怕地跟在我后面想看个究竟。一天,有人告诉我说那个个头不高、衣着很朴实的人就是新来的县委谢书记。我见他刚从理发店里走出来,便壮着胆迎上去问道:‘你就是谢书记吗?’他打量了我一下,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在市场上经商的,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可政府为啥赶着我们天天无处落脚,或是拿高得吓人的收费来逼我们干不下去呢?’我说完这几句话,谢书记用不同寻常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番,见在我身后又站了一大群围观者,便把头一甩,说你到我办公室。一听县委书记这句话,我身后的那些伙计们真吓坏了,心想你冯爱倩这下完啦,不是被抓起来,也要狠狠地被批一通。那时‘文革’刚结束没几年,大家受阶级斗争的影响太深了。我当时心里也紧张,人家是一县之官,我小小老百姓一个,他一句话说不定够我坐不完的牢呢!可又一想,事已到此,我即便是坐牢入狱,也要从共产党的书记嘴里弄个明白:到底做买卖错在哪里?就这样,我跟着进了谢书记的办公室。不想这个谢书记一进门嗓门就大了,说你在县委的大门口吵吵嚷嚷成何体统?我一听也来火了。看他在桌子上敲一下,我就在桌上拍两下。兴许谢书记还是第一次看到有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敢在他面前为了摆摊与不摆摊的问题如此动肝火,于是竟然慢慢平静下来,给我让座倒水,又坦诚相待地问我义乌百姓的生活。我呢,一看这么大的父母官能静下心来听百姓的话,顿时多少年憋在心头的话像开了闸的水,我说,我们义乌人祖辈穷,穷就穷在人多地少田又薄。可为什么还能在此生活繁衍至今呢?就是义乌人会经商,你可别小看这‘鸡毛换糖’,它作用可大呢,一方面解决了我们这儿人多地少劳动力充裕的矛盾,另一方面大伙通过点点滴滴的做些生意弥补了家家户户的生活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义乌人最敢闯,肯吃苦。如今其他地方都在搞开放,我们义乌人没有啥优势,也学不像人家,但我们这儿的人都会经商,都会‘鸡毛换糖’呀!要能把‘鸡毛换糖’的精神和经商积极性发挥出来,我就不信义乌人不如别人。我说到这儿,谢书记眼睛也跟着亮了起来,问我,你真认为行吗?我说怎么不行?随后我把自己前阵子做小生意,有时一天赚的钱比过去一个月挣的工资还多的事一说,谢书记频频点头,又不停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起来。后来,他站在我面前,大声说道:‘好,你先回去,让我好好想想。’我一听很高兴,刚出门又想起一件重要事,便转身问谢书记:‘那我们能不能在街上摆摊呀?’他一挥手,说可以,你们先干干再说。我又担心地说道:‘可市场管理人员天天赶我们呀!’谢书记双手往腰里一叉,说:‘放心,我会打电话给他们的。’跟县委书记见面会有这么好的结局,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难怪当我走出县委大门时,那些等候在外准备看热闹的经商朋友一下拥了过来,说你怎么没被抓起来呀?我笑笑说:‘谢书记还给我倒茶递烟,怎么会抓我呢!’可大伙最关心的还是让不让摆摊经商的事。我说:‘只管摆,我有谢书记的话呢!’大伙将信将疑,我呢心里有底,像以往一样挑起担子往马路边一放,便吆喝起来,而且这天的嗓门比平时更清脆响亮了许多。伙计们一看我真的毫无顾虑地重新做起生意,便纷纷跟着摆摊设点起来。这不,一连几天我们红红火火摆摊卖货,顺顺当当,再没有人来赶我们了。而且不几日,县委以‘整顿市场领导小组’的名义,发布了在义乌改革开放历史上有名的第一号《通告》。这个《通告》是手抄的,在北门街上贴了有七八张。这对我们这些‘地下工作者’般的经商户来说,是天大的喜讯。《通告》一贴出,市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着,那场面至今让我难忘。没几天,北门街头的小商小贩一下多了几倍,而且每日见涨,直到后来整个一条街上摆满了摊位,到这儿来买货看热闹的就更多了,这就是我们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的雏形。现在一说起当年的事,义乌人就半真半假地说我是义乌市场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夸我说要不是你冯爱倩敢冒坐牢房的险,跟县委书记较真,‘第一号《通告》’就不会那么快出台,小商品市场就可能形不成今天这个样,咱义乌市的发展更谈不上了!‘哎哟,我区区一个小百姓哪敢贪天之功呀!要说义乌有今天,当家做主的谢书记才是最了不起的功勋!’

“对,正好这次博览会他也来了,你一定要采访采访他才是。”冯爱倩从那段难忘的回忆中恢复过来的第一句话对我这样说。

她说的谢书记,全名叫谢高华,是1982年7月调任到此的义乌县县委书记,任期至1984年底。谢高华在义乌只有两年多时间,但他是义乌历史上口碑最好的一位县领导。因为在60多万义乌人心目中,他们一致认为,是谢高华书记当时排除阻力,适应民心,果断地站出来砸碎了紧箍在人们手脚上的枷锁,之后才有了义乌飞速发展的商品市场和现代化建设,以及人民的富裕生活。

谢高华是义乌人心中的丰碑。

我来义乌便听说,前两年就有人自发起来集资,要为他们的谢书记立一座大理石碑,后来因为远在衢州过着退休生活的谢高华本人极力反对,才放弃了此事。1998年10月底,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访问团成员,在义乌市参加中国小商品博览会期间,有幸见到并采访了谢高华本人。

现今卸任颐养天年的谢高华,比我想象中的传奇人物显得瘦小得多,然而谈起当年他在义乌的政治生涯,却是滔滔不绝--

“我是浙江衢州人,刚调任义乌时情况不了解,但对这儿‘鸡毛换糖’的传统却早有所闻。80多岁的老母亲听说我要到义乌工作,很心酸地说,儿啊,你干吗要到一个穷地方?就是老母亲的这句话,在我心头留下了阵阵隐痛。俗话说,为官一任,总得给百姓留点什么才是。义乌是个穷得出名的地方,我去后能有些什么作为呢?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在下面‘左’的干扰还很严重,可是我到义乌后的感觉是,这儿的农民思想很活跃。外出经商,上街摆摊的不少。但由于当时的政策不太明朗,有关部门对这些现象一般都是采取‘批、打、管、刹’,百姓为此怨言很多,那天冯爱倩上我办公室论理,说真的是给我上了一课。她走后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件事:既然义乌有善经商的传统,而且百姓能从中改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因势利导,网开一面呢?当我把自己的想法放到县委领导班子会议上讨论时,我没想到大多数人沉默不言,这是为什么呀?后来我才知道,正是因为义乌自古以来有‘鸡毛换糖’做些小买卖的传统,‘文革’中的历任领导甚至包括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一直遭上级的批评,原因是即便‘批资本主义’最激烈的岁月,义乌始终没断过有人摇着拨浪鼓偷偷外出‘鸡毛换糖’搞经营的历史,而且一些大队、生产队甚至公社干部带队外出。这在‘文革’年代当然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抓住一个这样的典型,肯定没好结果。但义乌的同志又告诉我,在咱义乌,‘鸡毛换糖’的事,就像野火春风,你怎么打、怎么禁、怎么赶,它就是断不了根。我问那到底是啥原因呢?他们只告诉我一句话:穷到头了自然就得想法求活命呗!冯爱倩和这些干部们的话,给我当时的心灵上触动巨大,我决心要把义乌一直受压制的‘鸡毛换糖’经商风,作个彻底的调查,看到底是该刹还是该放。为此我发动县机关的一批干部,到下面进行全面的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本人亲自到了稠城、义东、苏溪、佛堂、义亭等许多村镇实地了解。因为我新来乍到,那时不像现在县里市里都有报纸、电视,我当县委书记的也没多少百姓认识,所以下去很容易获得第一手材料。但也有例外的,有一次工商局的一名干部坐在吉普车上跟我一起下乡,当地那些参与经商的人过去被工商局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打’怕了,一见我们下车便纷纷出门躲避。我对那位工商局干部开玩笑说:‘不行,一两年之内,你不能跟我同行,否则连我都接近不了一个百姓!’”

通过调查摸底,大家汇总的结果是:50%以上的人以为开放经商市场没问题,应当大力提倡,40%的人认为问题不大,可以试着办,只有百分之四五的人反对。有了这个调查依据,谢高华在县机关大会上就提出:“义乌的小商品经营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义乌的一大优势,应当大力提倡和鼓励……”这话刚落音,会场上顿时议论纷纷,看得出大多数人是喜形于色,但也有人立即反问:“可上面要严厉打击各种投机倒把活动,像‘鸡毛换糖’这样的经商活动,分明算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应当给予坚决的打击,应当毫不留情地割其尾巴!”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又是不可回避的。当时他内心也很激动,但还是强压着自己的情绪,用通俗的语言坦诚地对大家说:“过去我在别的县也干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当地生产力发展,百姓怨声载道。而今我们的党号召改革开放,干工作实事求是。我到义乌虽然时间不长,但从百姓的话里,从干部的深切感受里,我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没道理。就拿我们义乌人‘鸡毛换糖’的传统来说,人家过大年欢天喜地,咱义乌货郎却在冰天雪地里走南闯北,没日没夜,一脚滑一脚撺地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去用糖换鸡毛、换鸡内金。回来后将上等的鸡毛出售给国家,支援出口,差的直接用来做地里的肥料,把鸡内金卖给医药公司,自己呢赚回一点利,这样利国又利民的经营,好还好不过来,怎么可以说成搞‘资本主义’呢,当‘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呢?我在这里向大家表态,从今开始,我们要为义乌人‘鸡毛换糖’正名,不仅不准再把这类经营活动归为搞‘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且要大力提倡,积极鼓励!”后来的第一号《通告》就是在此次会后,谢高华敦促下面的人搞出来的。最先开办的稠城、廿三里小商品市场便名正言顺地由“地下”走到了“地上”,义乌人从此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

我注意到谢高华那张与他实际年龄并不相符的脸上,有过多的沧桑,而这也许正是他性格中异常刚毅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