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年底，南京的汪政权开场之前，高宗武与陶希圣突然出走，抵达香港后，于1940年1月21日，在《大公报》上刊登来函，并公布轰动一时的文件——《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此为1939年11月的日方草案，修正案改称《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于同年12月30日签字。由于初次公布的是草案，日方要求十分苛刻，更凸显此一《要纲》的卖国性质。在轰动之余，重庆在宣传与情报战场上，似获全胜；而使南京汪政权大惊失色，窘态百出，无可奈何。
高、陶的出走成功，已可确定得自杜月笙以及重庆地下工作人员的协助。陶希圣抵港后，于1940年1月19日收到蒋介石亲笔函，令陶“坦率详陈附逆经过”。黄仁霖于2月17日自港返渝时，陶托黄转呈回函一件，陶对蒋给予“戴罪图功”的机会，“铭感于衷”，自称罪民陶希圣（见亲笔原函影本）。然而陶氏此件于2月13日就被日本情报人员密得，冈崎总领事以第82号极密件发电给东京外务省有田外务大臣，当晚收达（见日文影印原件）。从此一密件得知，高宗武“之参加汪方，早得中枢谅解”，可证高非仅为汪奔走和谈，也一直为蒋效驱驰。高是蒋之人马，尚有四条旁证：
一、当时汪派国民党怕蒋派国民党谋杀，都不敢住租界，而高宗武独住法租界的花园洋房，因为他心里明白，他是敌人的朋友。
二、1939年夏天，高宗武随汪精卫到日本，据亦在随行之列的周隆庠说，影佐祯昭见汪，要把高宗武留在日本，因觉其形迹可疑，但无确实证据，经汪极力反对而未留下。影佐是日本情报头目，显然已有风闻。
三、高宗武到香港后不久赴美，1942年5月28日，陈布雷打了这样一通电报给驻美大使胡适：“胡大使：咸（27）日由贺主任耀祖名义汇上美金四千元，系委座发高君宗武旅学费，即请转交高君，并复为荷。弟陈布雷。勘。”四千美金在1942年不是一笔小数目，学费其名，奖金其实。
四、据高宗武本人的访谈，他自港赴美前，蒋介石曾写亲笔信给他，誉为“浙东强人”（见Bunker，The Peace Conspiracy，p.206）与蒋要求自称罪民的陶希圣，戴罪图功，相映成趣。
汪政权虽然建立，汪记“和平运动”却因高陶事件，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但是骂汪逆的蒋介石并未一心主战，仍然继续他暗地里的“和平运动”。1939年12月下旬，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见了蒋介石的舅子宋子良。几次会谈后，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就派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1940年2月14日，今井武夫和宋子良在香港东肥洋行会见，商定在2月底举行中日两方正式圆桌会议。今井武夫赶到南京，向西尾总司令报告说，奉命在19日飞东京向闲院宫参谋总长和畑俊六陆相说明会谈内容。参谋本部立即派谋略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到了香港，实地了解情况。3月2日，中国代表全体到齐，除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陆军少将张汉年、张治平等人。三天之后，蒋宋美龄以治牙为名也到达香港。3月8日会谈开始，在东肥洋行二楼举行。会谈前双方出示证件，以明身份。日方由陆军大臣畑俊六出证明书，中方由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出证明书。会谈内容主要有关满洲国问题、日华共同防共问题、汪政权问题，以及日本在华北驻兵问题。其中当然以共同防共的意见最趋一致，其他问题也有商量余地。宋美龄于5月间再度来港。宋子良还邀今井武夫在香港海面上游艇中密谈，强调蒋委员长确实想和（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44页），如和谈成功，最快可于7月间对共产党进行讨伐。于是6月6日，双方代表经多次磋商后，一致同意由板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举行长沙会谈。7月22日双方在香港签署备忘录如下：
下记日华代表关于进行停战会谈事，系分别遵照板垣总参谋长及蒋委员长意旨，并互相确认各自上司有关进行会谈的亲笔证件后，约定事项如下：
一、时间：8月初旬
二、地点：长沙
三、方法：板垣征四郎及蒋介石商谈日华停战问题
代表铃木卓尔（印）
代表宋士杰（印）
昭和十五年7月23日
这就是日本人所谓的“桐工作”（Kiri Kosaku）。宋士杰为宋子良的化名，其实宋子良也是特务顶替的。
同时，蒋介石又于6月21日致电香港杜石山，再邀萱野前来和谈，并代致“表示后悔”之意。萱野原拟8月初赴港，然因板垣正着手于“桐工作”而受阻。在侍从室工作的唐纵已于8月5日觉察到，“日来和平已在暗中举行，此事关系重大，外间知者极少”。（《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45页）唐纵并未参与其事，他只是从“许多小征候”观察而知。8月28日，戴笠又告诉唐纵，“张季鸾昨天回来，今日又飞香港，这是与日秘密交涉有关”。（同书，第151页）可为正在进行中的“桐工作”的一个旁证。
这个“桐工作”，可以说是蒋日和谈的最高潮。谈到三人会谈的地步，实由于战局对中国不利，当时英法都想与日本妥协，日军又已进占宜昌，直接威胁到重庆。蒋于和战之间自然动摇到最严重关头。然而正当“桐工作”积极进行之际，近卫文磨第二次组阁，蒋氏记得近卫有不与他做对手的声明，遂于7月31日要求以某种方式撤销，他才放心。他也顾虑到汪日之间的条约，汪政权已经成立，与汪平起平坐也是难题。不过，汪倒是很愿意日本与蒋直接和谈（参阅Bunker，The Peace Conspiracy，p.155-156），唯蒋提出“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的论调，要求汪出国、隐退，甚至把汪交给蒋处理，日方表示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中共发动了“百团大战”，日本人写的《太平洋战争史》认为百团大战“是中日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激战，给予日本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并认为中共抗日力量的展示，使“蒋介石不敢脱离抗日阵营”，显然蒋若不抗日，中共还是会继续领导抗日。这种说法已被大陆学者证实，他们更进而指出，百团大战就是因为获知“桐工作”而发起的。若然，则中共救了蒋介石没去当汉奸。蒋介石既然起了犹豫，板垣虽于8月22日写来亲笔信，深信三人会谈“当能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向蒋打气，但蒋终于不敢接受，于9月中旬由宋子良转达，推说重庆意见不一，“目前不应马上举行长沙会谈”。9月19日，所谓“桐工作”以失败告终。虽如此，蒋介石并未因此放弃和谈。他于同年的11月1日又托杜石山致电萱野，有谓：
蒋公既以石山等与先生有所约，中日和平路线绝对已有维持，故拒绝红军进攻平津以断日军接济，不准小张复出而重东北纠纷。（《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696页）
我们从这一则密电才知道，蒋介石不放小张（张学良），原来还有日本因素。
蒋介石又于11月16日向头山满与萱野长知致意，说是宋子良擅自与板垣代表晤谈、接受条件，并说宋子良“惧而避之美国”云云，显然要在国民党的日本朋友面前推卸责任。（蒋原函可见于杨天石《民国掌故》，第329页）其实，连宋子良都是假的。今井武夫到1945年才弄清楚，与板垣代表谈判的宋子良，根本是戴笠手下特务曾广（王新衡）顶替的（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46—147、162页），再据参与“桐工作”的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于1953年访日时，告诉今井武夫，当年会谈蒋介石确是幕后的大老板，由戴笠秘密执行。（同书，第163页）
蒋介石虽然一再解释，殷勤示意，日本政府仍然于1940年11月30日正式承认了汪政权。但是蒋介石依然没有死心。1941年5月，萱野到澳门，蒋又派柳云龙前往征询和平意见。萱野建议托头山满，蒋即赠相片示意。头山满却不领情，认为蒋不识抬举，对愿提携的日本“反戈”，骂蒋“终竟是傻瓜”！自此蒋与这些日本“民间人士”无法再从事有意义的谈判。上面这些秘密接触，都是从日本战败后公布或泄露出来的文件证实的，宣传绝不中途妥协、宣传抗日到底的蒋介石当然是守口如瓶的。这些秘密接触，当然只有他们优为之，他们干了，也不会戴上“通敌叛国”的帽子。
蒋介石暗通日本，多次密谈，只因日本政府受到军方的干扰，拿不定主意，而蒋之一方，则感到难以“化暗为明”，迟迟难决而延误时机，再加上共产党一直在揭他的底，以及半途杀出一个汪精卫，更加搅了局，却让蒋介石最后“八年一觉渝州梦，赢得人间抗战名”！
最有趣的，照龚德柏《汪兆铭降敌卖国秘史》的说法，汪精卫生前死后的一大罪状，乃在于他“妨碍中日讲和”！龚德柏是拼命丑诋汪精卫的，但弄巧成拙，岂不正好反证了蒋介石那边在跟日本讲和吗是以“蒋汪双簧”的谜底是，两人并无默契，各自搞一暗一明的“和平运动”，只因阴错阳差，两人的“努力”不仅不能“合流”，反而相互抵消。“和平”的失败，却让蒋介石熬到意外的“胜利”。
蒋介石与日本讲和的管道，于抗战八年之中，始终不断，连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亦曾于1939、1940、1941年，替蒋向华北日军提过只要长城以南主权的和平条件。（见Shaw，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p.125）近人论史，居然还要以为用“抗战到底”一词来表达其（蒋）领导对日抗战的基本方针，足以涵盖一切（见蒋永敬《蒋中正先生领导对日抗战的基本方针——抗战到底》，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第499页），请问“涵盖”得了与日寇暗通款曲的事实吗
§§§第二节国共阋墙之故
国民党写八年抗战史，往往说共产党不打日本人而打国军，抢夺地盘，乘机坐大。乘机坐大没错，但他们不必自找麻烦打国军来抢地盘。地盘被日本人侵占的太多了，只要在敌后继续不断地打游击，就可抢到很多地盘，赢得更多的人心，是以愈抗战，愈有机会坐大。
国共两党曾互比谁的抗战功劳大，但有一点国民党绝对无法比的，那就是抗战决心。据英文《剑桥中国史》估计，抗战期间，中央军投敌部队多达五十万人，就在1943年投靠敌人的降将就有四十二人之多（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3，Pt.2，p.571），而共产党领导人以及红军中没有一个在抗战期间降敌或与日本人偷偷谈和的，更没有当汉奸的。这种情况，国民党又何以自解呢
国民党说共军打国军，其实是国军打共军。蒋介石于战前没能消灭红军，已感到十分遗憾；战时见共党坐大，更是痛心疾首，一心一意想“溶共”“剿共”“灭共”。蒋介石于抗战期间对中共充满杀机，绝对是事实。之所以如此，因蒋氏原以“红色将军”起家，深知共党之厉害，加上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的性格，更加害怕中共会夺取他的政权，故非除之而不快。政治比赛中的“公平竞争”原则，对他而言是笑话。他的戏路老是想“唯我独尊”，不让别人在政治比赛中获胜。但是用“强”的，便会有反弹；强者更是打不倒的，反弹的结果是自己被打倒。
1966年，左舜生到台湾来，向李敖说：他在延安时候，见到湖南老乡毛泽东。毛泽东激越地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国民党在日落余晖的今天，能不能临终悔悟到太阳不止一个没人相信它会，也许国民党已自大狂到迷信它是“如羿射九日落”中的神性人物，但是，又怎样呢，九个太阳落了，后羿还不是身死族灭、为天下笑了吗“不信邪”是一句道地的湖南话，意即不管三七二十一之谓。左舜生在《万竹楼随笔》中也提到，“毛有一股子湖南人的蛮劲”。蒋介石虽然阴险多诈，但是碰到湖南蛮子，也就没完没了了。
蒋介石容不了共产党，然而国共在八年抗战中没有完全决裂，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在举国一致抗日的大环境里，蒋不敢公然大举“剿共”，只能暗中搞。到抗战后期，“剿共”的意愿虽然增高，但碍于国际观瞻，不敢贸然动手，仍只能暗中搞。其二，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挑战，有时针锋相对、有时退让，尽量不导致决裂，也就是毛氏所谓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一方面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在中央政府之下，奉蒋介石为最高统帅；另一方面则维持红军及共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不惜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因此冲突与矛盾固然不断，但共产党不与国民党决裂，奉行国共合作、长期抗战的既定政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