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来的干警更令他啼笑皆非。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和犯人隔离开来，宁愿自己饿着，也不吃工地食堂里犯人做的饭，他们怕犯人会下毒。尽管缺乏生产经验，但是他们还是固执地安排犯人照他们的想法去劳动，因为他们不相信犯人会改好，会好好劳动。他们没想过，大多数犯人都想好好表现，争取评上劳改积极分子，争取减刑加分，早获自由。他发现他们似乎并不懂得这些最基本的道理。
尽管从1990年开始，国家就明文规定禁止体罚犯人，可体罚现象依然存在。犯人的素质参差不齐，管教也一样。有一次，有个管教发现四个犯人偷偷打麻将，就把犯人叫到院子里，让他们把水泥砖当成麻将打，自己则坐在一旁指挥，“码牌啊，摸牌啊，打啊，碰啊”，看着犯人哭丧着脸把水泥砖搬来搬去。一些打过犯人的干警外出时会提心吊胆，害怕遭到报复。
游嘉良想不出谁会报复他。他在基建队时盖房子的犯人，当上了包工头；他在下井队时挖硫黄的犯人，当上了小矿主；他在教育科时帮他出《新生报》的犯人，现在是县里广告公司的老板。只要在外面碰到他，他们还是叫他大队长，要招待他吃饭。
最让他懊恼的是那些思维被犯人带着走的管教。曾经有管教被犯人唆使着带他们出去在老百姓赶集时偷钱，然后分赃；也曾经有犯人唆使管教放他出去，然后也没收到钱；还有的犯人在外劳动时，看到路边卖水果的妇女，就把裤子脱光了大摇大摆走过去，然后趁妇女扭头蒙脸时偷别人箩筐里的水果，而管教则在一旁放风，看着是否有领导出现……
发现这样的管教干部，他总希望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不留情面。但这并不容易。不少干警都跟各级领导沾亲带故，软磨硬泡地往下压他。人情大过王法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尽管这是个特殊单位。
他工作起来总是全身心投入。长期亏损的四大队，他去了一年后，便有了30多万元的利润。他去哪个大队，哪个大队就离不开他。那些大队之所以扭亏为盈，离不开他的“整风”，而他严肃的“整风”也给他带了不少“风言风语”。他发现要好好地干成一件事真的好难。总是把一个大队干得有起色之后被迫离开。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还是当老师好，单纯。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每当他累得瘫在床上的时候，她会帮他脱下警服，轻轻解下他的领带，帮助他脱鞋，让他休息一会儿。她会把他疲惫的头枕到枕头上。
六
游嘉良在教育科当了三年科长。入监队和出监队都归教育科管。在别人眼里，这是疗养的大队，没有生产任务。可游嘉良不喜欢待在教育科，教育科和生产大队在他眼里的区别好比“京官”和“封疆大臣”。他喜欢在生产第一线。月底时能够完成任务，让大家拿到奖金，自己得到表扬，尽到当大队长的责任，这才能让他满足。
出监队的犯人大多比入监队的开心。与入监队那些“新收”相比，出监队的纪律相对松散，虽说一天八小时的学习时间不让乱串，可从上到下，没人太在意这里的动静。他们的改造生活已接近尾声。他们这时变得遇事能忍则忍，得过且过，只求平平安安回家去。他们成了“自由犯”，可以帮管教外出买买东西，办办事。这些“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人”服的是“残刑”。游嘉良时常能看得到他们脸上那种浮躁的情绪，他知道他们已经开始不断地回忆从前，向往自由，以往这些情绪都被繁重的体力劳动所压抑，现在越接近希望，便越表现出来。
不时有人办手续，取回他们留在账上的钱，等他们在登记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游嘉良就会把“释放证”发给他们，看着他们充满喜悦地从这里消失。偶尔，他能从他们的喜悦中看到一闪而过的迷惘，那迷惘来自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他们不知道出去之后要多久才能恢复一个正常人的感觉，追上时代的步伐。他们没有信心。
七
不是谁对追上时代步伐都有信心，监狱也一样。
从1994年开始，监狱便开始追不上这个时代了。因为便宜，国家开始向加拿大进口硫黄。市场经济让中国的硫黄市场迅速疲软，监狱开始面临接连不断的冲击，犯人们挖出的硫黄卖不出去，可监狱局下达的指标还得完成，资金周转开始困难，只能节省开采成本，然而在科学有效地开采这一前提下，成本不够就开采不出来。经济效益不好以后，福利就越来越少了，伙食越来越差，干部压力越来越大，开采成本跟不上，犯人只有加班加点地做，通过超强的劳动才能完成生产任务。到后来，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只能是乱采滥伐，一所预计还可开采五十年的硫黄矿在十多年内可采资源迅速枯竭。
硫黄矿开始进入恶性循环的时候，管教开始把怨气发在犯人身上。犯人不时地挨打挨骂。每次游嘉良听到山坳里回响的枪声时，他知道，又有犯人跑了。
七八月间，收玉米的时候，犯人爱跑，他们能轻易地把自己藏到茂密的玉米地里。停电的夜晚，大雨滂沱、风雨交加的夜晚，犯人也爱跑。
犯人跑了就要去追。追之前，先要上报狱政科，调出档案分析，犯人可能会往什么方向跑，并制订追捕方案，然后到所有可能会经过的路段设伏蹲守。当地农民觉悟高，胆子大，只要听到枪响，他们也会提着锄头出来追，抓到逃犯，监狱是会给奖励的。路上守不到，就得赶紧去犯人家。在犯人家一蹲好几天是常有的事。有时能抓回来，有时抓不回来。抓不回来就要被扣钱。跑一个犯人，最先是500元，然后800元、1200元，最后是10000元。劳改局扣监区的钱，监区扣大队的钱，大队扣中队的钱，中队扣个人的钱，一层层地扣。跑了犯人的管教很长时间内都抬不起头，晋级、涨工资也都受影响，管教情绪更恶劣，犯人就更加痛苦，各种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伴随着监狱的下坡路。
八
再也挖不出硫黄了，领导们开始思考监狱的出路。刚开始，计划整体搬去旁边的金沙县搞煤矿，可偏巧那时候贵州发生了几起矿难，上面便没有批。于是，各个大队的队长就带着那些刑期短、表现好的犯人出去打临工，帮别人挖煤、修路、打石头……什么都做。
监狱一直熬到2002年才正式解散。那一年，贵州省监狱管理局进行布局调整，撤销一批长期亏损或是为适应时代需求而建在偏远之地的监狱。大方监狱两个条件都符合。
犯人们被转移到省内几个条件较好的监狱。命令一下，几分钟内犯人便打好了自己的背包；三天之内，这座关押了上千名服刑犯的大方监狱便再也不需要警戒，高墙电网的历史使命就此终结。
较之犯人转移的简单迅速，干警的分流相对复杂。有门路的自己调走，没门路的等待安排。整个过程中，最苦恼的是那些老婆在附近乡镇政府单位工作的人，干警分流只能在监狱系统调动，而附近已经没有监狱，要么干警辞职，要么老婆调动，要么两地分居，没人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选择。
有了新去处的干警迅速变卖着自家带不走的家具和物件，价钱很低，便宜了当地人。大家都匆匆搬走，过客一样，没有什么眷恋的。
九
几十年来，监狱和当地人形成的是一个二元世界。监狱的子弟学校不招当地的学生，监狱自己发电，自己养猪，自己种菜，从不向当地人买东西，也不跟他们来往，国家司法机关的干部给了他们难以控制的优越感。唯一的来往是给当地人赔钱，硫黄的烟熏死了他们的庄稼。刚开始，农民单纯，觉得监狱就是国家，赔多少是多少，说什么是什么。到了硫黄矿走下坡路的时候，农民却有了经济头脑，开始提出更多的赔偿。那时候，老天爷也似乎跟监狱过不去，时不时刮些怪风，把硫黄烟刮去一些之前从来到不了的庄稼地。于是，老百姓便会捧着被熏过的大白菜当着监狱领导的面捏成黄色的粉末，说，您看，昨天还是绿油油的，怎么赔吧！
不过，与此同时，国家刑罚的威慑力也在当地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里的治安，一直都比附近村寨好。当地老百姓还意外地学会了一件本事，讲道理。过去，这里出现纠纷靠的是宗族势力和谁家男孩多，打架厉害。而在后期，经过和监狱长期的处理纠纷的实战训练，他们发现要在监狱干部面前捍卫自己的权利，只能是去跟他们讲道理，所以，附近村寨的农民都比别乡的更擅长讲道理。
几条岔路通往附近的寨子，他能隐隐听到寨子里的鸡鸣犬吠。一扇扇监房的门都敞开着，他突然间想去摸摸那些墙壁和地砖，敲一敲，看看会不会有地道，秘密夹层，或是伪装起来的门。他觉得自己有些好笑。他想起了每年过年的节前大检查，搜查违禁品。
他路过井口，硫黄矿早已封闭，井口外有一潭透着铁锈色的死水。他曾以为硫黄的味道将会伴随他一生，可现在却消散得无影无踪。他有些怀念那刺鼻的味道，它是消毒的，这让他从来不得什么皮肤病。他经过炼硫黄的混凝土燃料炉，一个老人正在费力地敲炉边的混凝土，以求弄到一点点钢筋。曾经带电的铁丝网也被村民剪掉了，透过瞭望哨被撬光了玻璃的窗户，他能看到监区里长疯了的野草，野草堆里散落着村民赶进来“圈养”的鸡。监区的电线杆被拉倒了，村民们把外面的水泥敲掉，把里面的钢筋拿去卖了。他经常作报告的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已是杂草丛生，礼堂顶上的瓦已经被揭光了，门、窗户也被拆得七零八落。唯一令他欣慰的是不远处曾经布满硫黄灰的山坡有了绿色，那是当地人新栽的。
一路走着，他突然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而又陌生。每轮到他值班，他总是这样，到所有自己工作过的大队走一圈。天很蓝，阳光也很明媚柔和，只是，没人再叫他大队长，他再也没犯人可带，再没机会和那些飘忽不定的眼神较量。
值完班，他会回到交警队，在那里打零工并非只为挣钱。他喜欢和交警队的年轻人在一起，这让他觉得自己也还年轻。年轻的交警如果向他打听监狱里的事，他就会用缓慢低沉的声音跟他们聊聊监狱，聊聊犯人，聊聊硫黄矿，聊聊自己的经历。有时候，他似乎能在记忆中闻到那硫黄的味道，隐隐约约，突如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