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个叫邢诒前的男人，四方脸，浓眉大眼，身材结实，看上去像一个叫做黄日华的香港电影明星。他躺在长木椅上，只穿了一条短裤。
6月的海南，热气腾腾。无风的时候，即使待着不动，十分钟，衣裤也会被争相冒出的汗水浸湿。
旁边是一张和椅子一样长的木桌。桌上放着手机、万宝路香烟和一壶没有加糖和奶的咖啡。时不时，邢诒前会坐起身点上一支烟，喝一大口咖啡，然后接着躺下。他喜欢那种浓烈的味道。我则以同样的姿势躺在桌子另一侧的木椅上。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就这样躺着聊天。
在海南文昌，邢诒前是名人。就像他家乡的名字一样——东路镇，名人山村。
邢诒前在这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私人鸟类自然保护区──名人山鸟类自然保护区。
《一贫如洗的亿万富翁》、《鸟类保护区让他十年散尽家财》、《刑诒前的梦与惑》……邢诒前的保护区让媒体做足了文章，只是读读这些标题，就很容易发现为什么会有一拨拨的记者来到祖国最南端的这个岛上。
二
海南文昌，著名侨乡。1956年邢诒前出生在这里。侨乡通常是历史上贫穷的地方，人们习惯了漂洋过海，外出谋生。邢诒前是在1979年跟随父亲去的香港，那年他23岁。
他记得那是自己第一次坐双层巴士。父亲带着他们一家六口穿过繁华的城市，来到一个叫做“土瓜湾”的地方，在一栋破旧的楼房里，一间30平方米的小屋成了他们的新家。第二天，邢诒前当上了香港建筑工地的搬运工，此后一年，白天，他拼命打工挣钱；晚上，他躺在客厅的躺椅上，思念自己美丽的家乡。简单粗糙的体力活有时让他觉得缺少尊严，但他依然信心十足，他相信过不了多久他便能衣锦还乡。他是香港人了。
熟悉香港后，邢诒前开始往返于广州和香港之间。两个塞满牛仔裤或是小日用品的大帆布包，是他进入内地时的行李。这是他的进出口生意。到了1982年，为了落脚方便，邢诒前看中了深圳南洋大厦的一套十来万的小房子，他说服母亲借给他2万港元付了首期，自己负担月供。三年后，运气来了。这个落脚的地方，涨到了40多万港元。他将房子卖了，净赚30万港元。
邢诒前把自己的“第一桶金”带回海南，在琼山县开了家服装厂，然后是第二家、第三家。20世纪90年代初，三十多岁的邢诒前成了身家200万的香港商人。1992年，运气又来了。他让厂里的人给政府写报告，打算在服装厂附近要4亩土地，建座职工宿舍楼。几天后，工作人员拿来土地批文请他过目。
他一看，顿时呆住了。
下属把“4亩”听成了“10亩”。邢诒前只得花60多万元，买下了这10亩地。
1992年的海南，报纸上整天都是公开竞买的消息，地价噌噌噌地往上蹿，一天一个价。他刚刚到手的10亩土地，几个月后，价格翻了50倍。职工宿舍楼显然不用盖了，他处理掉服装厂，成立海南怡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那个时候的“弄潮儿”一样，投身了房地产。他做的第一栋大楼，赚了5000万。
如果把房产、汽车、土地、别墅都卖掉，1993年，他的身价是2亿元人民币，也就是人们说的亿万富翁。这是他的助手帮他算的。助手劝他将资产变成现金，到国外名牌大学念上几年书，回来再想干什么干什么。
这种想法是自私的，他觉得。
三
有钱了，得造福家乡。
他回到老家。给乡政府捐汽车，给村里修水塔，装电线和自来水管，将布料、衣服甚至电视机分送给各家各户……
“向邢诒前借钱，比去银行取钱还容易，因为不用排队。”这是当时传到他亲叔叔耳朵里的一句话。这些年来，他投入各种公益事业共计70万元左右。随手借出去的钱，也有200多万元。
当然，仅是大规模的公益事业是很难让人一贫如洗的。让邢诒前千金散尽的是他儿时的梦想。
小时候，他的家乡树多、鸟多，像个世外桃源。多年后，在他真的衣锦还乡时，他发现，儿时嬉戏其间的白鹭湖已成了一潭毫无灵气的死水。远处，浓荫蔽日的森林正在日渐萎缩。天空中，鸟群早已不知去向。没有鸟声的地方是没有生机的，他不想让乡亲们再去砍树卖钱，他开始向政府申请白鹭湖边的一片2000亩的荒岛。他要建一个鸟类自然保护区，把鸟招回来。他要恢复自己儿时的“天堂”，因为他是“老板前”。
1997年，文昌市市政府批准邢诒前创办的名人山鸟类自然保护区为市级保护区，面积3.26万亩，覆盖22个自然村的1500多户人家。
无底洞开始了。
保护区建立后，其间的树木仍归农民个人所有。砍树，这本该由政府部门来管的事，他却决定自己掏钱来管。哪里有人砍树，他就去哪里，把树买下来，让树在原地继续生长。
“我的目的很明确，只要能把树留下来，管它是谁的呢？反正都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
他耸耸肩。
远近乡村缺钱需要砍树的人，动手前都会给邢诒前捎来口信。如果“老板前”（邢诒前的绰号）需要，树就卖给他了。
环保，公益这样的事情，对于商人而言，有时候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去做，有时是因为他们想去做。帮助乡亲们解决燃眉之急，是他本来就想去做的，即使不买树，他也会去做。对他来说，这并不难，难的是村里的人要发展经济。要把自己地上的树木全部砍掉，去种胡椒、芒果、槟榔、荔枝等经济作物。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阻止他们。乡亲们不理解，政府也不理解。政府说要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农民才能过上好日子。乡亲们并不觉得，住在有树有鸟的地方就算过上了好日子。
不过，大家都知道邢诒前是好人，是在花自己的钱为家乡做好事。没人希望老祖宗留下来的树毁在自己手上。但毕竟孩子大了得上学，老人病了得进医院，这个社会，什么都得用钱，靠山吃山，砍树卖钱是没办法的事。就这样，依照树木的年头品种，他们会从“老板前”那里点到钞票。十年间，他买了多少树，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了。有些树原封不动地在那里被邢“买了”好几次。
为了让大家不再打鸟，他买来大筐大筐的鱼，倒进保护区的湖里，让大家免费来钓，钓起多少，拿走多少。这是他培养乡亲们其他兴趣的方法。
四
树木成林，白鹭成群的时候，邢诒前早就不是什么亿万富翁了。事实上，他早就开始陆续出售资产。先是大卡车，接着是小汽车，然后是海边别墅。到了2002年，位于文昌市东部海岸的500亩土地，因多年没有开发被政府收回。最后一部汽车，他送给了跟随自己多年的助手，以抵偿拖欠的工资，而助手又转手卖给了别人，因为根本没钱买汽油。
海南泡沫。当地产商们的资产开始大幅缩水时，他却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移栽树木、精心培育“名人山庄”上。他错过了调整自己资产的最后时机。好几次，他放弃了重要的商业谈判，匆匆赶回家乡，只是去买棵树。生意伙伴摇头叹息，说如果邢诒前不离开他那个什么该死的保护区，就完蛋了。
邢诒前开始建设自己的生态文明示范村时，突然没钱了。他发现自己用完了所有的存款和现金，从那天起，他开始节俭度日。第二年，他回到香港，凑了70万港元，其中相当部分，是妻子的私房钱。返回海口后，他听说某个地方有很好的树可能被砍伐，立刻赶到那里。结果，他不但买了树，还花钱给村里修了路。本应用于挽救危局的钱，就这样又没了。
日子一长，村里打鸟的人也就少了。到后来，有个村子决定，发现打鸟者，罚款100块。他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他在已不能支持自己大手大脚的紧张预算里拿出1000元让人送去。他说，人都需要奖励，何况是村子。
他是毛泽东时代教育出来的人，对于困难有自己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他感到困惑。“那时候教我们要大公无私，要助人为乐，可我现在这么做了，却被富人们视为一个失败者，一个笑话，而媒体则把我塑造成一个悲壮的形象。”
有时候，他也觉得媒体挺逗。“他们会来征询你的意见，但不会听你的。”他咧嘴一笑。“有一次，一家报纸将写好的稿子发传真过来，让我确认稿件是否有问题，我在旁边写上‘此文万万不能发表’发过去，可没过两天，他们还是按原文发了。”那报纸并没说他什么坏话，因为没有人会忍心说他的坏话。只不过，他觉得媒体不断强化他“失败者”的悲壮形象对保护区将来的发展不利。
五
有时候，他也会想起自己原来当富翁时的生活。那阵子，城里的大酒楼里常常可以听见自己喊“埋单”的声音。吃的是龙虾、鲍鱼，喝的是茅台、XO，请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很久都没喊“埋单”了，但他仍然喜欢请人吃饭。傍晚来临时，他常常会在白鹭湖边一棵有着茂盛树叶的老榕树下招待那些来看望他的人吃饭。忙碌的“人物们”不来了。围坐的客人换成了附近溜达过来聊天的村民，曾经一起跟他到处买树的老员工，被好奇心和验证感驱动而来的记者，感情质朴却又心事重重的志愿者……
鱼顿顿有，每天从湖里捞。炸的、煮的、蒸的，味道鲜美，百吃不厌。运气好时，能赶上蘑菇汤。加点盐，做成汤，奇鲜无比，蘑菇是从林中发现的，可遇不可求。
“环保的事我已经关心过了，如果我做的一切，丝毫没有唤起那些有能力的人继续环保的话，那不是我的悲哀，那是社会的悲哀。”一天晚饭后，他突然声音低沉了下来。
“你说这难道不是社会的悲哀吗？”他试图通过更大声量的反问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
“你知道我的烦恼有多大吗？关心、感动、理解、支持我的，给我打电话，写信的都是普通人，而真正能改变环境的富人却是在破坏和掠夺。我是一个想到、说到并做到的人，但在现在的富人眼中，我却是失败者，是一个笑话。一些外地自愿者来这里帮我干活，你说，我对得起他们吗？我面对他们，能不感到惭愧吗？他们在这里没有物质上的奖赏，也没有精神的奖赏，我想给他们这些，可我给不了他们，看到他们每天默默无闻的样子，我心里更加难受。”
“只要喝二两酒，我就开始说真话。”他开始兴奋起来，让他的脸变得越来越红的是北京产的“牛栏山二锅头”。
他说，不能再让自己镇定下来了。他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
没事儿的时候，邢诒前喜欢到周围的村子里走走。村子里很安静，古树参天蔽日，年轻人都进城打工、学习了，路边放牛养猪的都是老人，只剩下老人。他常来看看他们，让他们知道，他“老板前”还在这里。
只要他进村，老人们黝黑的脸就会变得生动起来。他们都会主动从屋里出来跟他说说话。
他们记得“老板前”的好。
员工也都记得他的好，尽管他的脾气越来越不好，时常横眉立目地大声叫喊。但十多年来，“老板前”的所作所为大家都看在眼里。
六
“老板前”是好人。所有人都喜欢他做的事，除了他最亲的人。
这几年，他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面对父亲和妻子的抱怨和责骂了。但他不会忘记那一次。他从香港返回“保护区”，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手机响了，是妻子从香港打来的。他把车停到路边。他听到她在电话那边号啕大哭。他听到一声从未听过的号叫，从灵魂深处迸发的歇斯底里的号叫。她绝望了，因为他离开时，悄悄拿走了她300元港币。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似乎要永远改变了。果然，为了自己和3个孩子每个月在香港1.5～2万港元的生活费，这个曾经的亿万富翁的太太在餐馆洗了四年盘子。她希望丈夫从来没建过什么保护区。还有，就是父亲。谁都不想伤害自己父母的情感，他也不想。电视台把父亲请去采访。父亲在电视里骂他是不孝之子，这让他很难过。“我父亲在电视里哭，难道是我喜欢的吗？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想伤他的心，可电视台为什么把我父亲哭的镜头拍得那么长？”他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再抬起头时，眼睛已经红红的。他攥紧拳头，咚咚地敲打着桌子，愤愤然地说：“说不好听的，电视台这是玩弄人性。”
他曾给文昌市的市长写了一封信。信里，他写道：“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各方面欠我的款项，总共有数百万元之多。几百万元的沉淀在我的事业遭受了挫折的今天，足以使小企业一蹶不振了。”
市长批示说：“对事业的执著追求，难能可贵。困难是暂时的……”
有时，文昌市甚至海南省的官员，也会来这里参观他所干的这个“大事业”。他们会说一些鼓励的话，给他授予一些“爱琼赤子”、“福造楷模”、“文昌市特别荣誉市民”的称号。学生们也会不时地由学校组织过来参观，因为这里已经是“青少年环境保护教育基地”。
不久前，他寻思，应该利用这地方赚些钱了，因为好多人都在批评他没有让这里形成良性循环。他开始在湖边一片风景最好的区域搭建餐馆、吧台、茶楼，还像其他的度假村那样建起小木屋，那是他亲自设计的。
一切妥当，他开始找人散发简易的“名人山庄度假村”宣传单。
但似乎没什么效果。城里人不怎么愿意来，来也只是零星的一天半日的租住。他们觉得这里的娱乐项目太少。好在周围村子里的乡亲们不嫌娱乐项目少，他们喜欢这地方，喜欢“老板前”和“老板前”供应的啤酒。越来越多的乡亲喜欢聚在“老板前”的林子里整晚神聊，将自己灌得酩酊大醉，然后吵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