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1912-1928:文武北洋·风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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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市井有谁知国士(2)

于是,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二十八岁的杨度和全国各地推荐来的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在辉煌无比的紫禁城保和殿里参加了考试。考题为皇上“钦命”。好一个杨度,从容不迫地缴上了答卷,过后,愣是把八位阅卷大臣全“震”了!其中一位“批卷老师”,就是颇有声望的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张之洞。张大人那双老而不昏花的眼睛显然盯上了“杨度”这个名字。五年后,正是已经成为当朝第一汉臣(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与另一位重量级的汉官袁世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联名奏保,在野的杨度才一跃而为中央政府里的四品京官。

初试成绩发榜下来,杨度高居一等第二名,仅次于日后当过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广东人梁士诒!数日后,他和梁士诒等人又顺利参加了复试。封官加爵指日可待矣!

然而,就在朝廷准备为政坛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际,养心殿里猝然传出不祥之讯—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瞿鸿禨时,意外听说,参加此次考试人员,多有“新党”混入其间!这个老瞿,真是“大义灭亲”,他就是湘乡人,为了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竟然把小老乡杨度送上了俎板!太后很郁闷,诏令缩小录取范围,只收前三十名。紧接着,又有两江总督魏光焘两次电奏朝廷,点名道姓地举报杨度等考生曾与上海革命党“通同一气”!老太后正为录取的头一名的名字而生气呢—有多事的官员上奏说,“梁士诒”这名字竟是“梁头康尾”,即老佛爷最痛恨的梁启超的姓、康有为的名(康氏原名康祖诒)。老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传谕:将梁、杨查办!一夜之间,“新科状元”和“榜眼”沦为通缉犯,杨度只好潜逃出京,转道上海再渡东瀛。仓皇亡命的杨度,哪里会想到,是次远航,不过是自己一生中不断去国外或租界作政治避难的“处女航”。

再到日本的杨度,却因祸得福—因清廷先欲重用后又缉捕而名声大噪,那首长达二百四十六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时写成并刊发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的。早在日本流亡的梁启超,曾以长文《少年中国说》打动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杨氏的《湖南少年歌》,算是对梁之呼唤的应答。杨氏以韵句详说湖南人文地理,历数本土先贤名流,讴歌湘军血性精神,警醒同乡奋起救亡。尤其是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一句,更是沸腾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湘籍热血青年的心! 与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发起成立湖南新民学会的萧子昇,晚年在乌拉圭回忆过,当年,毛“曾对杨度和他的政治行动感到极为兴奋和热切”。

《湖南少年歌》虽为杨氏的经典之作,但却不易流传。倒是他创作的一首歌词,传回国内,乘着歌声的翅膀,让其大名“杨子”四处飞扬: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

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河干;

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

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本来,中国式的课堂教育,只有摇头晃脑的吟诵而没有委婉悦耳的歌唱,“音乐”登不上大雅之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第一次在《钦定学堂章程》里明确规定,今后各学堂课程中须设“乐歌”,即音乐课。翌年,清廷又为此事颁诏督促。于是,中国的第一代音乐教材便应运而生。此为杨度主动撰写《黄河》歌词的小背景。

大背景则是沙皇俄国正于我西北边陲上蹿下跳,鼓动外蒙独立。祖国的边关之危,让以天下为己任的杨度不肯缄默,遂在异邦创作了这首讴歌华夏儿女母亲河的歌词,以寄托对祖国命运的忧思与祝福。此歌词也是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传回国内,多位音乐家为之谱曲,尤以沈心工氏所谱的最为悦耳。慷慨悲壮的歌词,加上深沉大气的曲调,使《黄河》成为清末各学堂必唱的一首回肠荡气的爱国歌曲。茅盾晚年就曾说,他那一代人都记得少时唱过的《黄河》。令人扼腕的是,此歌从清朝唱到民国,传唱了二十一年之后,1924年,词作者期盼“饮酒乌梁海”的我唐努乌梁海地区,终被已经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维埃俄国策动独立了,成了附属于苏俄的“乌梁海共和国”,即现今的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好在,又过了七十多年,20世纪末,中国音乐界评选“二十世纪经典歌曲”,杨度与沈心工合作的《黄河》赫然入选。此歌虽不若李叔同从美国人那儿挪来曲调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影响那么广,但意义却更加深远,被评委们列为排名第一的经典之作。迟来之首肯,堪慰词曲作者的在天之灵乎?

当年的杨度,能写一流的歌词,更有一流的政见。

在留学日本的中国“少年”们那儿,自“泰西”传来的这主义那主义的,风生水起。但特立独行的杨度,经对东西各国的人文、政治、经济乃至国民性等深刻研判之后,毅然独创了自己的主义,即“金铁主义”,他认定,只有金铁主义才能救中国:

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

对内的—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政党。

对外的—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国会。

说得够明白了吧?别忘了,那会儿还是大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是大臣们只会说“皇上(或太后)圣明,臣(或奴才)罪该万死”的君权时代。老大帝国,历来君主一个人说了算,哪有什么“政党”、“责任政府”和“国会”的概念?更遑论“民权”(即人权)!早在那时,不及而立之年的杨度即对国家未来体制有了如此清醒的架构,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等清朝统治者终于被迫组成责任内阁时,却已是1911年5月,距龙旗坠地只剩下半年时间了,晚矣!

悠悠百年,杨氏的主义早被人们忘到了爪哇国。读其旧作,竟每每被其思想的光芒刺得眼痛!

比如他说:

民权不昌之国,其政府必为专制之政府。夫专制政府之行为,决未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之意,即或口为保护之言,亦不过虚伪以欺人,不旋踵而自相违反矣。

再比如他说:

政府非以人民意思所组织而成者,故对于人民不负责任,而无以国事为己事之心也。故今日之政府,对于内而为偷钱之政府,于外而为送礼之政府。以国权寄托于此等政府,其所余者有几何矣?

即使论及两年前在中国领土上结束的日俄战争,他也没人云亦云地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于两国战略与军备的对比上,而是将结论下在两国的政治体制的优劣上(时俄为专制国体,日本为君主立宪制),最终,板子却落在吾国落后的“专制政体”上:

如今世界,论最野蛮之国当首推俄。俄宜居于优胜矣,然而与日本之军队遇,遂将数十百年来执牛耳于欧亚两洲之雄威,一败涂地而不可复振,则纯粹之野蛮国其不足以居优胜也必矣。何也?彼之国内组织至不文明,宗教上、政治上、种族上阶级至多,人无平等自由之乐。其治内力既如此之弱,其对外力之决不能强者,此自然之理也。

世界各国之内治上,其尚为专制政体者,惟俄与中国也。俄既如此,宁可复肖之欤?

将吾国衰败的所有症结都归诸专制体制,真是超人一等,入木三分!甚至对本国何以屡遭列强欺凌,杨度也大有“反潮流”的卓然见解:

由家族而成部落,由部落而成国家,至成国家而政府立焉。政府者,所以为国民谋公益者也,所以拒他民族之妨我民族之权利者也;故各国之政府,无不以国民利益之所在,而为举动之方针。??

夫各国政府,孰不思夺他国国民之利以自利其国民?我国民若以此而怒人,不如其求自立也!

在国运式微,朝野一片哭天抢地的抱怨声中,他的声音颇有些刺耳,但平心而论,却极有道理。

知否?杨度还是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人。就在其《金铁主义说》中,他写道:

“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族名??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

在此之前,最先把“中华”与“民族”联缀起来的梁启超只把它当成了“汉族”的同义词,是杨度第一次将其定义为文化上而非血统上的概念。杨氏版的“中华民族”问世后,马上得到吾国知识精英的认可,口口相传,最终演进成现在的一个全球华人认同的政治概念,一张属于中国大地上各民族的最光亮的名片!这实在是原创者始料未及的。

令杨度始料未及的还有,就在他风头正健时,清廷的通缉要犯广东香山人孙文竟找上门来,拉他这个坚信要以立宪改造中国的青年领袖加入革命队伍。

杨度的老乡兼好友章士钊曾于六十年后写过当时的情景:

中山孙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旨在合留学生,议起大事。而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彼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

不过,有“孙大炮”谑称的孙文说了三天三夜,愣是没说动有“骡子”之谓的湖南人中最特立独行的杨度。到头来,反倒是杨度很认真地告诉孙先生:

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橐鞬随公,窃愧未能。

“橐”乃口袋,“ ”指马上的盛弓器。饱学的杨夫子用文言文告诉前香港西医孙逸仙:对不起,政见不同,我不能随您出征。不过嘛?

杨度想起了一个与来客志同道合的同乡来,于是,话锋一转:

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

喏,这就是杨度,恃才傲物的杨度,促成孙、黄两大革命领袖相识的子。

此时的他,已经转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与汪精卫同班学习政法基础课程。其间,他发动湘鄂粤三省学生,发起将粤汉铁路收回自办的运动,被留日学界推为总代表,已经是颇负盛名的人物。不然,比他大九岁的孙文也不会屈尊登门拜访并苦苦游说他几天几夜。

雄辩的“孙大炮”最终也没能轰开杨度的心扉。分手时,杨度对孙中山说了这样一段很不客气的话:

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末一句,实在刺耳。

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确实不认同,他认为,革命—暴力推翻满清—如一剂猛药,疲弱的中国难以承受。若让中国康复,只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宪的温性药力来逐步改良体质。为此,他反对革命。

杨度之政见,后来公开发表于他创办的《中国新报》上。他认为,清廷本不是人民所托付才组成的,凭什么要责难它不为国民谋利?若改造中国,只能从每个国民自己做起。他很不赞成孙氏利用外国人以及苛责本国政府的做法,指斥那样做是放弃了国民的天职。

其原话如下:

至我政府之甘为人所用,或为人所愚,吾以为皆不必论之。何也?我国民若又以此而咎之,谓其不为国民谋利,而转夺其利以利他国国民,为了不足受国民之托付,是则是矣,然而,何责之之高也?况此不自咎而咎人之心,已自损失其国民之资格,放弃其所以为国民之天职。

分手后,孙中山与黄兴在章士钊住处相见,孙、黄结盟,广东人的兴中会与湖南人的华兴会结盟,随后,在日本人的参与下,留学日本的反清志士大结盟,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孙氏被推举为总理,黄兴成为二号人物。而死活不肯做革命党发起人与领袖之一的杨度,则凭其政治才干和雄辩能力继续赢得中国留学生的信服。就在同盟会成立之后,他以七百四十余票的高票当选清国留学生总会干事长(会长),可见人气之高。

对了,这一年,他还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请人把辫子剪了!彼时,即使革命党人,剪辫子的也是少数,毕竟还要回国,还要面对全社会。而他,一个君主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居然去掉了大清国臣民的标志,确实令人刮目。

因悉心研究并奔走宣讲各国宪法及政体,杨度成了“宪政”的权威诠释人,名声远播帝都北京。1905年12月21日,奉旨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的五大臣中的两位—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率团经过日本。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为该团随员,他正是当年湖南时务学堂的总理。熊希龄找到杨度,请他撰写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以供五大臣回国后写“考察报告”时作参考。对杨度来说,此番受托代笔,实是一次更能展示思想锋芒与非凡文采的“殿试”。于是,他奋笔疾书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两篇重要文章。1906年8月,五大臣回京后,杨氏的“答卷”获一致颔首,润色成官样文章上报后,深得坐在养心殿里的那位老妇人之心,9月1日,清廷即颁旨:“预备仿行宪政。”

在内忧不止、外患不已的困境中,清政府终于小心翼翼地走上宪政的道路。杨度成为清国倡言宪政第一人,他的两篇文章,成了清廷立宪的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