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1912-1928:文武北洋·风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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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市井有谁知国士(8)

不久,我就和我生母回到了苏州。她又把自己的首饰拿去变卖,把钱一起汇给了父亲。我问她:“这么多钱拿去干什么?给什么人?”她回答说:“这些人都是革命家的家属。这些革命家为了挽救国家,被军阀杀死了,留下的家属们生活很艰难。你爹爹要收集一笔钱去救济他们。”

杨度当年到底拿出了多少家产来帮助落难的同志?恐怕连当时的党的负责人也记不清了。所幸周恩来一直记着他的这些功劳,这才有了“文化大革命”中杨氏遗孀大难不死的幸事。此为后话。

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杨度自浦东高桥杜月笙故里参加完杜氏家祠落成式后,即卧床不起,9月17日上午11时,就在我找到过的那所洋楼里,溘然归西,享年五十六岁。

生前,他为自己撰写了挽联:

帝道真如,于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真如”并非现在人们熟悉的上海的一处地名,而是佛学术语,指不变的最高真理或本体。自知一病不起的杨度,认定他的帝道是“真如”,诚所谓“至死不渝”。

丧事自然是杜月笙出面操持的,9月18日大殓,众多上海滩的名流又纷纷现身。送葬其实是一个社交平台(近年,有潘汉年、周恩来到场吊唁的说法,显然这是为了拔高杨度或周恩来的无稽“戏说”)。20日,灵柩暂厝上海的湖南会馆,后又择期下葬于万国公墓,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捣毁—1966年夏,万国公墓遭到毁灭性破坏。你想,连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父母亲的陵墓都未能幸免,一个臭名昭著的帝制健将的铭碑与土丘何能独存?

周恩来悼念杨子,是在此后若干年,而且,用的是特殊的方式。故事还是杨云慧女士讲述的——

一件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重庆的左翼艺术团体排演话剧《袁世凯》,而此剧肯定要捎带着骂一骂杨度。杨云慧听说后,自然不高兴,就在左翼作家兼演员凤子跟前发了牢骚。过了几天,凤子通知她,说周恩来同志要见她。周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是共产党在“陪都”重庆的最高领导人,“国统区”里的左翼文艺人士都信赖并听命于他。见到周恩来以后,周主动向她提到,听说她对《袁世凯》有意见,并关切地问及其母及弟妹们的现状,之后,周还向杨云慧讨要了一张杨度的书法。这次接见后不久,《袁世凯》就停演了。个中原委,只有杨云慧心里清楚。

还有一事。“文化大革命”时,杨度的遗孀徐粲楞女士被上海红卫兵揪斗,不得不拖着七十多岁高龄的病躯,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去打扫弄堂(即我去过的建国中路上的那条弄堂)。杨云慧在北京闻讯,立即向章士钊伯伯求援。章因毛泽东的庇护而极为罕见地未受伤害,且能“通天”。杨云慧第一次听章世伯说,父亲确是中共党员,这是毛主席亲口告诉他的,但为什么一直不公开,老人却不得而知。章士钊将杨度遗孀的悲惨处境转告了周恩来。不久,他回信说,周总理已经打电话给上海有关方面,叫杨云慧和母亲放心。事后,杨云慧长舒一口气,在《我的父亲杨度交往纪略》一文中,她写道:“果然,我家从此平静了下来,再也没有人来骚扰了。”

当杨度的棺椁下葬于上海虹桥的万国公墓中的某个墓圹后,人们便慢慢地遗忘了他。若不是临终之前的周恩来终于道破此事,杨度到现在怕也是个可憎复可笑的历史小丑呐!

1995年暮春,在闹中取静的上海万国公墓里,在杨度墓旁的一块树荫里,我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比邻排列的,是民国银行家钱新之、民国社会活动家杨杏佛和海派京剧大师周信芳。

后来知道,万国公墓曾毁于“文化大革命”,重建于1973年,至1981年才收回全部被占墓园。

绿茵上,一排排相仿的花岗岩石碑植成历史的树林,抚着这片坚硬而方正的树林走下去,我会觉得人生很沉重但也很让人开窍。

我老爱看名人之墓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时,我很自然地想起杨度的那句诗—

市井有谁知国士?

杨度的这声长叹实在太长了!它幽幽穿过七十多年的历史深巷,隐隐传至我的耳中,依然叩痛耳鼓,震悸人心!怀才不遇,为世所弃,这是古往今来国士的天大不幸!

但遗憾的是,我只能模糊地记得杨度写过这样一句表达自己心境的诗,却未识这首诗的全部。直至几年后,我翻阅书架上的存书,方窥知这首完整的七律。诗曰:

茶铛药臼伴孤身,世变苍茫白发新。

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

胸中兵甲连霄斗,眼底干戈接塞尘。

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

诗写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岁杪,名为《和济南韩虔谷》。那时的他,即将卸任张宗昌的总参赞,心境黯然。临别泉城前,他写下了这首七律。他借表扬一位济南名士的同时,也发泄了自己的郁闷:虽胸有千军万马,志在运筹帷幄,但庸俗的市井只容他不咸不淡地做个诗人而已!

民国初年,有许多让我深感困惑的人物,而杨度则是一道最解不开的谜。这个从少年时代即坚信君主立宪的顽固政客,怎么在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曾自作聪明地以为,是人格高尚的李大钊的圣像在绞架上的定格,让杨度对旧势力彻底绝望并觉悟,自此幡然变成革命党的同路人,并最终成为其中一员。我把这个“发现”写了出来,被人民出版社《人物》杂志的朋友张伟涛拿去刊登出来,很快就被几家报刊转载,不过署名成了最初的剽窃者,弄得我啼笑皆非。

其实,对杨度晚年转变原因的推断是十分牵强的,只是按现时的政治标准对故人的善意“拔高”而已。你想,像杨度这样一个举国闻名的政坛独行侠,只相信自己的“旷代逸才”,怎么会因一位比自己年轻的朋友的被难而彻底改变信念呢?

他从来没有变,是的,他从来没有改变志向,也从来没有改变性格。

志在救国,性如游侠,追求光明,向往刺激,这就是杨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万目睽睽之下做出各种怪事之原因所在。

前清末年在日本留学时,留学生们都决心不惜以全体罢课回国为代价,来反对日本文部省的新规定,独杨度这个中国留学生总会干事长却主张和平交涉,反对全体罢课回国,他因此而触犯众怒并差一点被人刺杀。民国初年,国人都骂杨度为袁氏帮凶,但他却说:“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后来,他主动投奔孙中山门下,领受秘密工作,仆仆奔走于各军阀豪门间。再后来,他摇身一变为中共地下党员,甘冒杀身之祸,从事情报工作,直至谢世。这一切,都不过是他一贯追求的结果罢了—帮助“非常之人”,成就救国大业。一言以蔽之:帝王学也。

纵横捭阖,救难助危,独树一帜,乐善好施,20世纪30年代的杨度,只是在做古代纵横家或游侠所能做的事罢了。

随着北洋政府的垮台,杨度失去了接触权力中枢的机会,也失去了自身的“策士”的价值。两千多年前,荀子即说过:“虽有国士之力,不能自举其身。”显然,杨度已无法按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造中国,在帮助了袁世凯和孙中山之后,他便把最后的智慧献给了最能代表其理想与性情的、尚处于“地下”的中国共产党。

我想,这或许是杨度之谜的答案。

如果再去上海,我还想进万国公墓一谒,除了再看看“文化大革命”后修复了的民国“国母”及其父母的归宿外,更想再到杨度先生的那方小小的绿地前待一会儿。

他的墓碑有两方,一方是立着的,一方是卧着的。

立着的是一方普通的花岗岩碑,碑文为:

湘潭杨 子先生之墓

夏寿田题

夏氏乃杨度的湖南同乡兼同学再兼“洪宪帝制”的同案犯,由他题写杨度墓碑,最合适不过。只是碑身太新,显然是依照“文化大革命”前的原碑克隆的。

竖碑下一块小小的横碑显然是“文化大革命”后重修万国公墓时新立的,碑上嵌着死者的一帧头像,碑文是书法大家赵朴初先生题写的:

杨度之墓

只有姓名,没有称谓,碑文显得很冷漠。杨度生前既是中共党人,也是佛门弟子;既为一代居士,亦为书法大家。请当代最受尊崇的居士赵朴初为其题碑,倒也应该,但为何不对故人表示起码的敬重,称其为先生或居士呢?

倒是墓前的一方为导游而制作的石头上,刻着的死者平生介绍,第一句即是:

杨度同志原名承瓒,字子,湖南湘潭人

没错儿,承认他是“同志”了。

不过,窃以为,“先生”也罢,“同志”也罢,“居士”也罢,都不尽合适。如若能在赵朴初题写的那四个字前再加上“国士”这两个方方正正的大字,岂不妙哉?

2000年12月23日完稿

2005年7月28日修订

2011年7月4日重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