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普朗克等人为他争取到正在筹建中的威廉皇家研究所所长的职位。这个职务，如果高兴，可以出出主意，不高兴，可以撒手不管，日常事务由常任秘书负责。表明-一个人地位和荣誉的职位。这只是可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任何问题。
三是由柏林大学聘任他为教授。爱因斯坦有去那里讲课的权利，但没有非去不可的义务。讲多讲少，讲课的内容和时间，都由爱因斯坦自己定。大学里的一切事务他都不必过问。
一切都办妥之后，德国当时最有名望的两位大科学家普朗克和能斯特亲自到苏黎世来请爱因斯坦。
这下爱因斯坦又踌躇起来了：去吧，他实在不愿意离开苏黎世这个和平、宽松和熟悉的环境。同时，一想到德国统治者的黩武精神，要去同那专制、傲慢和伪善的环境打交道，他心里真有些发怵。不去吧，丰厚的待遇，充裕的时间，好得不能再好的研究条件，不正是自己所向往的吗？一个学者还能企望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这太具有诱惑力了，即使是爱因斯坦这样一位对优越的物质条件和个人荣誉无动于衷的人，也不可能不为之所动了。特别是柏林当时是新的科学观点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是欧洲文明的前哨。无论在艰苦的科学研究、大胆的哲学探索，还是在艺术创作方面，柏林都推崇最新的东西。柏林大学的教授，在各个方面都是起带头作用的。
“你的生身之地，你真正的祖国在等待着你！”祖国，这是两个多么神圣的字眼，由普朗克这样的大科学家郑重地说出来，更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力量。
①[法]赫尔内克：《爱因斯坦传》，科学普及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可是我是个和平主义者，德国是不是不太欢迎呢？”爱因斯坦说。
“我们想到的是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
“但是，”爱因斯坦打断了普朗克的话，笑着说：“这算得了什么呢！相对论是不算数的。朗之万说过，全世界只有12个人懂相对论。”
“这一点我们同意。可是，在这12个人里，倒有8个在柏林呢！”说完，能斯特哈哈大笑起来，3个人都笑了。
爱因斯坦思考了一下说：“你们把我当作良种母鸡，想把我弄到柏林去多多下蛋，可是我自己还不知道能不能再下蛋呢？这样吧，你们二位先到吕吉山去玩，现在正是避暑的好时光，等你们回到苏黎世，我到车站来接你们。要是我手里拿着一束白玫瑰花，就表示不去柏林；要是拿一束红玫瑰花，就是去柏林。”①
几天后，游玩归来的普朗克和能斯特乘火车缓缓开进苏黎世时，他们看到爱因斯坦手里拿着一束红玫瑰花正在月台上来回地踱步。
这次，爱因斯坦是只身赴柏林的。这是他第一次与妻子米列娃暂时分开。但这时他已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永远分离已经成了不可避免的事。与儿子们的分手使他极其痛苦，当着送行人的面，他流下了眼泪。
①转引自秦关根：《爱因斯坦》，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111页。
他与米列娃之间的感情裂痕早就出现了。还是在结婚不久，在伯尔尼时代，当时他们在经济上还相当紧张，可爱因斯坦老是和一大群朋友一起散步，野餐，举行家庭音乐会，讨论各种在米列娃看来是属于云里雾里、一点儿不切实际的问题。这一切使她感到厌烦。而骨结核、严重的神经衰弱和与日俱增的病态的猜忌心，使她变得越来越暴躁。爱因斯坦漫不经心的性格也使她非常反感。到布拉格之后，德国人对斯拉夫人的种族歧视更使米列娃感到压抑，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夫妻之间的矛盾。他们两个人个性都很强，发生了摩擦谁也不肯让步，米列娃总是觉得做爱因斯坦的妻子，成了一个庸俗的家庭妇女，把自己的科学才能埋没了，太冤屈了。可是，这位大学物理学系毕业的家庭主妇，操持家务的本领也实在不高明，家里经常搞得乱七八糟。她作为一个女人，需要得到丈夫的关心、帮助、体贴和爱，可是爱因斯坦自己还是一个永远长不大、需要别人照顾的大孩子。他虽然也照看孩子，负责生炉子，但心却完全扑在物理学研究上。两个人心灵上的交流越来越少，摩擦日益频繁，就是重新回到他们开始认识和相爱的苏黎世，情况也没有得到好转。越是得不到妻子的理解与支持，爱因斯坦就越是全身心地扑到事业上；米列娃越是得不到丈夫的关怀与温暖，也就越对爱因斯坦不满。然而，大科学家也是人啊，他感情需要得到宣泄．埋在心底的话需要找到一个倾吐的对象。妹妹到伯尔尼写论文时就告诉他，曾经专心听他儿时拉小提琴的堂妹埃丽莎．因与一商人结婚，合不来，离了婚，现在带着两个女儿在柏林和自己的父亲住在一起。这也许是爱因斯坦在潜意识中最终决定去柏林的一个因素吧！
在柏林，爱因斯坦进行科学交往的基本形式是每周一次的物理学讨论会。参加讨论的除爱因斯坦外，还有普朗克、能斯特、劳厄、弗朗克和创立量子力学原理的薛定谔。有一个时期，发现铀裂变的丽萨·迈特纳也出席过讨论会。后来这些人都成了爱因斯坦的朋友。所有参加过讨论的人都对讨论会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其中特别是对爱因斯坦的印象。他不仅能讲出最深刻的思想，作风上无拘无束，十分诚挚亲切，这一切都给讨论会定下了基调。当时，他的主要注意力还集中在相对论问题、引力问题和空间几何的属性对空间中发生的事件的依赖性问题上。
他的思维在加速运动，无时无刻不在琢磨这些问题。
但是柏林的繁文缛节也使爱因斯坦大伤脑筋，新当选的院士必须逐一拜访50位院士。这些礼节性拜访中无非是“今天天气好”、“你好”之类无意义的寒喧。1914年5月，他在给苏黎世的胡尔维茨教授写的信中说：“出乎意料，在这里我的生活安排得还算顺利；我内心的平静只是由于人们在每件琐事上对我苛求才遭到破坏，譬如我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要不然某些所谓长者就会把我归入‘社会渣滓’之列。”①
不管怎么说，初到柏林的一段时间还是比较舒心的。然而，好景不长，爱因斯坦到柏林半年后战争爆发了。
①[德]卡．塞利希：《爱因斯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9页。
柏林街头，到处人山人海。被军国主义宣传鼓动起来的人们就像一座火山一样在柏林爆发了。战旗飘飘，军号嘹亮，出征的队伍由此开赴前线。人们吹呼，把花束投向战士，少女们跑上前去吻别战士。看到这一幕动人情景的外国人都赞扬德国人民举国一致的英勇气概。可爱因斯坦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心情却无比沉重。
皇帝、大臣和议员都纷纷起来号召人民“为保卫祖国而战”，于是，青年们穿上军装，奔赴战场。他们被子弹穿透胸膛，被马刀砍断手臂，倒在血泊中，马蹄从他们身上践踏过去。而政治家和将军们则不断庆祝德国版图的扩大，军火商庆祝他们的利润大增。
这时连素来不问政治的清高的教授们也卷进了战争。学术界93个显要人物起草了《告文明世界书》，表示支持国家的战争政策。普朗克也签了字。许多科学家都自觉地为战争卖力，能斯特教授也当了国防部顾问，爱因斯坦的另一位好友哈伯教授也穿上了军装。他解决了人工合成氨的方法，解决了火药生产的大问题，接着又开始研究糜烂性毒气和窒息性毒气，他说：“在和平时期，科学家是属于全世界的；在战争时期，科学家是属于自己祖国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