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员在吴，听到楚平王已死，不能亲手刃及其身，以报父兄之仇，废寝忘食，日夜于吴王前请命伐楚。吴王准许之，陷楚都郢城，楚昭王出奔。伍员遂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
这时伍员的老友申包胥逃亡山中，听到伍员对楚平王掘墓鞭尸，不禁愤慨。遣人对伍员说：“你虽然为父兄报仇，但平王已死，也就应该算了，而你竞掘开他的坟墓，鞭尸三百，未免有点过分了吧？”
伍员对来使说：“请你回复申包胥，我是日暮而途穷，故倒行而逆施！”
伍子胥能见机识诈是他的高明处，只是有了多算的这一步，才有了他后来的奇功。伍子胥算高一招后采取的是逃跑的办法，但如果你逃无可逃又当如何？
有一种说法，就是“真正聪明者，往往聪明得让人不以为其聪明”。这话不无道理。古往今来，聪明反被聪明误者可谓多矣！倒是有些看似“笨”的人，却成为事实上最聪明的人。洪武年间，朱元璋手下的郭德成就是这样一个用一种最笨的做法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的人。
当时的郭德成，任骁骑指挥。一天，他应召到宫中，临出来时，明太祖拿出两锭黄金塞到他的袖中，并对他说：“回去以后不要告诉别人。”面对皇上的恩宠，郭德成恭敬地连连谢恩，并将黄金装在靴筒里。
但是，当郭德成走到宫门时，却又是另一副神态，只见他东倒西歪，俨然是一副醉态，快出门时，他又一屁股坐在门槛上，脱下了靴子——靴子里的黄金自然也就露了出来。
守门人一见郭德成的靴子里藏有黄金，立即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见守门人如此大惊小怪，不以为然地摆摆手：“那是我赏赐给他的。”
有人因此责备郭德成道：“皇上对你偏爱，赏你黄金，并让你不要跟别人讲，可你倒好，反而故意露出来闹得满城风雨。”对此，郭德成自有高见：“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想想，宫廷之内如此严密，藏着金子出去，岂有别人不知之道理？别人既知岂不说是我从宫中偷的？到那时，我怕浑身长满了嘴也说不清了。再说我妹妹在宫中服侍皇上，我出入无阻，怎么知道皇上是否以此来试一试我呢？”
现在看来，郭德成临出宫门时故意露出黄金，确实是聪明之举。
恰如郭德成所言，到时的确有口难辩，而且从朱元璋的为人看，这类试探的事也不是不可能发生。郭德成的这种做法，与一般意义上的大智若愚又有所不同，他不只是装傻，而且预料到可以出现的麻烦，防患于未然。
7.防止被别人用暗渡陈仓的方式算出局
这里的要点在于一个暗字。算计人不可能把所想所算都摆在明面上，必须下足“暗”功夫。尤其你想把一个身处局中又掌握局势的强力人物算出局的时候，暗算对善耍心眼儿的人来说是个最为稳妥的选择。
一日，慈禧命奕诉往东陵为慈安之死三周年行祭奠礼。此事通常是闲散亲王的差事，这次让奕诉去做，政治嗅觉敏锐者就怀疑其中有问题。果然当天慈禧便亲临寿庄公主府第，借向这位公主赐奠的机会，在那里召见醇亲王奕赧，两人共同密谋了如何罢免奕沂，由奕嘏接管军机处这一重大问题。
奕裰欲夺恭亲王奕诉的大权，取而代之，由来已久。早在同治年间，他们弟兄即因政见不同，已“不甚合”。奕糍思想固执保守，很少与洋人接触，属于封建顽固派，对奕_沂重用汉人，提倡并支持曾、左、李等人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技术，采用机器生产，颇以为非，曾向慈禧上折，“请摒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他尤其不满于奕裰所推行的外交路线，1870年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曾同奕觳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奕诉在天津教案的问题上采取了激烈的态度，严厉指责奕赧对外国侵略者的要求“有可无否”，全盘否定奕觳的对外政策，实际上是要奕赧下台。不久，奕诉甚至直接密请慈禧，不让奕诉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企图剥夺奕诉手中所掌管的清政府的外交大权。1873年同治帝亲政之后，奕赧又在年初所上的一份奏折中，说“去年系军机大臣拟旨，现在乃圣主当阳，遇不相牟”，借以发泄他对奕诉掌管清廷中枢大权的不满。
奕诉阅过此折后大为“不悦”，立即命军机章京办理奏稿辩明此事。李鸿藻等人极力劝说，奕诉意仍难解，终于上奏抗辩，称自任首席军机大臣以来，“未敢不候谕旨擅行拟议”，恭、醇两王至此隔阂日深。同治年问，奕诉大权在握，尽管“疾其兄之专权，久眈眈之意”，却莫奈其何。但自光绪帝继位后，奕裸以小皇帝亲生父亲的身份，树立私党，在和奕诉的竞争中便逐渐占了上风。
慈禧在奕诉和奕赧的矛盾斗争中，有意排斥奕诉，支持奕裰。当初光绪帝继位之后奕裰为了避免后患，自动请求免除一切职务，得到慈禧太后的批准。这样奕赧本来已不能直接干预朝政，但在1883年7月，慈禧却命奕擐参与会议法越事宜。中法交涉原由军机大臣兼总署大臣恭亲王奕诉、武英殿大学士宝箍、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人主持办理，慈禧突然又命奕赧加入会同办理，实际是对奕沂等人表示不信任，鼓励支持奕赧向奕诉夺权。因此，慈禧的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后来罢免全体军机大臣的先声。
早就盼望取代奕诉执掌国政的醇亲王奕最，见慈禧和他密谋罢免奕诉，自然乐于献计献策，大效其力。首先，如同北京政变时由奕旅秘密起草宣布肃顺等人罪状的上谕那样，此次也由奕赧负责草拟罢免奕诉等军机大臣的上谕。其次，两人还就由哪些人接任军机大臣一事进行了初步密商。4月7日，慈禧再次召见奕耀、孙毓汶等心腹人物，研究确定了罢黜全体军机大臣的行动计划。
4月9日，领班军机章京沈源深传出太后懿旨，宣布了太后的决定，人们大吃一惊。
懿旨宣布处分决定，将奕诉为首的军机处全班尽撤，但是处分有轻重之别。对奕诉“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是最重的；对跟随奕诉20多年的宝望开去一切差使，以原品休致；对李鸿藻和景廉降二级调用；对翁同觫革职留用，退出军机，仍在毓庆宫行走，继续为光绪帝授读，算是处分最轻的。
懿旨申说：“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既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给人一种错觉，似乎言官弹章中有许多难以明言的地方，叙述出来将对奕诉很不体面，不叙述出来是对他的保护。这是颇为毒辣的一笔。
演戏是为了让观众看，而慈禧演戏则是为了自己能垂帘听政。有了这种想法，慈禧就开始导演一幕幕剧目——慈禧是一个在权力欲望中泡大的女人，她指东划西、抬头伸脚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慈禧的一生都精于算计，靠算计打败敢于挑战她的人，这一次她又算对了。奕诉面对这样一个能掐善算的人不主动出击，又不加防范，出局是早晚的事。
8.多往坏处算一点
实际说来，善算也不是什么坏事，只要不是总想从别人那里算计点什么，别人也不会防之如贼。尤其是功成名就之后，你处于峰口浪尖上，有至多的人在“惦记”你。这时候恐怕最正确的算法不再是加法而是减法。
自占强臣的下场多是凄惨的。如果据此简单的说高官显位都是害人的，也会失之片面。其实，人的因素才是第一位的，一个人的位置变了，地位高了，最易产生骄狂之心，凡事没有了小心谨慎，问题便会油然而生。身处高位的人面对的诱惑是最不好抵挡的，意志薄弱的人往往会因一念之差，从而走上看似美妙的死路。这就要求为人者不仅要时时自爱，更要刻刻自省、自律，万不可因一时的得意而放纵胡为，方可高枕无忧。
西汉显贵最久的家族，非张安世莫属。终西汉一朝，张氏家族屹立不倒，成为历史上一个鲜有的特例。
张安世本是著名酷吏张汤的儿子，张汤死后，汉武帝怜其遭人暗算，便对张安世着意提拔，加恩眷顾。他历仕三朝，深得皇上信任，虽是朝廷重臣，却从不敢骄狂自恃，反是如临深渊，凡事无不小心谨慎。
他的儿子认为他怯懦，张安世便开导他说：
“你的爷爷太刚则死，许多权臣又因野心太大而亡，这个教训不能不吸取了。我如此行事，一则为我，二则也为你们后代着想啊。如果身居高位，便意得志满，骄奢淫逸，四处张扬，那岂不是自寻死路吗？日后你自然知道我这样做的好处了。”
他确是一个有心之人，凡事都用尽心机，即使有的做得看似没有必要，他也考虑再三，不敢疏忽。每当和皇上商量国政作出决定之后，他必称病不朝，掩人耳目。一待政令颁布之后，他还故作不知地派人去丞相府探问详情。如此一来，当真瞒过了群臣，没有人知道他参与决策的事。
霍光死后，有人奏请皇上让他接任大将军之职。他得知此事，不喜反忧，向汉宣帝极力推辞。汉宣帝不准，他便勉强接受，却从不以大将军自居，为人处事倒比从前更加谦恭了。
有人向汉宣帝报告说：
“张安世辱没大将军的威名，实不堪任。有此卑微的大将军，当是我朝的耻辱。”
汉宣帝痛斥了那人，正声道：
“张安世掌大权而不揽势，居高位而不显扬，何人能及？如此大贤大德之人，朕最是放心，实是我朝的大幸。”
张安世身兼选贤拔能的大权，这本是能给他带来利益的肥差，可他却从不让被提拔的人知道是他荐举的结果。有人闻得风声向他送礼致谢时，他也拒不受礼，坚不承认此事。以至常有人误会他尸位素餐，不任其事。
张安世对家人的要求尤其严格。儿子为光禄勋，他认为父子俱为显贵，不宜同朝为官，便请求将儿子调离京城。他的侄子张彭祖曾和汉宣帝一起读书，他的哥哥张贺对汉宣帝又有救命养育之功，张贺死后，汉宣帝追封他为恩德侯。张彭祖被封阳都侯，孙子张霸被封关内侯。对此，张安世多次谢绝，反复陈情，辞退不掉时，他便只受其名，将俸禄上交国库。
更为难得的是，张安世生活俭朴，夫人竟是亲自纺织，家中仆人耕种土地，自给自足。他总是教育儿孙要戒除骄气，不可恃势凌人，如有犯者，他必亲自动手，予以严惩。
如此经营，苦心孤诣，张安世富贵久长，祸事不招，自不能说是幸运的缘故了。
张安世的算法别具一格，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处在算人的最有利位置上，做的最多的却是防人算，这也正是他的大聪明之处。就做人来讲，这样的城府于己有益、于人无害，再深一点又何妨？
9.算得不但多一招.而且要快一步
算不在繁，只需多一招，亦不在精，只需快一步。如果多一招和快一步结合起来，那就胜券在握了。其实说白了就是不仅要算准，而且要快动。
东晋元帝时代，权臣王敦欲发动叛乱自立。王敦在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曾以诛讨叛贼为名，起兵攻人石头城，胁迫朝廷，改易一些大臣，控制兵权，成为朝中第一权臣，谋逆之心日切。
太宁二年，王敦病重，谋反之心已经变得非常迫切。他先假传圣旨以自己的儿子王应为武卫将军，以王含为骠骑大将军。与心腹钱凤商议行动方案时，王敦决定采取“悉众而下，万一侥幸”方案，即率领众军沿江而下，争取侥幸成功，推翻朝廷以自立。
当时，温峤颇受晋元帝的信任，任中书令之职。温峤字太真，太原祁（山西祁县）人，很有谋略。司马睿出镇江左、北方大乱时，他奉刘琨之命到建康劝元帝即位，所以受到器重。但这却使王敦很嫉妒，就找借口请皇帝批准让温峤做了他的左司马。
温峤对王敦的为人特别了解，就采取以柔克刚、阳奉阴违的策略，表而上对王敦特别尊敬顺从，尽心尽力为其办事，并不时帮助乇敦出一些主意。王敦渐渐地对温峤有了好感。温峤又看出王敦最信任钱风，而钱风又是王敦集团中最有智谋的人，所以他和钱凤也极为亲近，并常在王敦面前夸奖钱凤说：“钱世仪精神满腹。”温峤素有知人之名，所以钱凤心中也美滋滋的，与温峤的关系日益亲密。
正当王敦、钱凤等人秘密加紧准备起兵的时候，丹杨（安徽丹涂）尹出现了空缺。丹杨是由姑苏通往建康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一听到这个消息，温峤立即去见王敦，显出有些着急的样子说：
“丹杨是个咽喉要道的重地，丹杨尹的位置格外重要，明公应该选派自己的人去担任这个职务。”
王敦觉得很有道理，就问谁可胜任，温峤马上推荐钱凤。他知道钱风为王敦首席智囊，须臾不能离开，这种以亲信人物作为推荐对象，既能表示忠诚无私，又必然使权职落在自己头上，果然钱凤听说后又推荐温峤，温峤也假意推辞，一再推荐钱凤。最后还是王敦拍板定案，就上表推荐温峤做了丹杨尹。他得到朝廷的任命后，心中暗喜，庆幸第一步取得了成功，他终于可以离开这个是非很多、非常危险的虎窝狼穴，而且可以为朝廷效力了。
但温峤明白，王敦蓄谋已久，一旦发难，朝廷还是难以应付的，所以必须要稳住王敦，为朝廷争取一些宝贵的时间，这样他必须打消王敦对自己的戒备心理，尤其要防备钱凤的觉醒，防备自己离开后他醒悟过来再向王敦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