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初王做书与曾国藩，促其建议撤团防、废捐、清理田赋，以减轻对人民的压榨，防止人民投奔和响应太平军，曾就没有接受。故王对曾，也始终只以后辈和朋友自居，未尝甘为僚属。王闽运为人慷慨激昂，向以霸才自居。他在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劝曾国藩自立不成，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再入曾府，仍喋喋而谈，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但曾国藩却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几上点点划划。不多时，曾起立更衣，王闾运便站起窃视几上，只见上面依稀有个“妄”字。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此时的曾国藩正准备北上“剿捻”。一见王闽运到来，极为高兴，但因有了前两次“劝进”，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但王闽运这次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人东汉，则顺而易。”
曾国藩起初听得津津有味，并频频点头。的确，学习辞章从唐代韩愈，上溯西汉，逆而难，如果自曹操入东汉，就较容易，也顺理成章。但到后来，曾国藩还是昕出了王闽运的弦外之音；原来还是让他做曹操！但曾国藩这次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闽运自知他的帝王之术再无实现的机会，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三次纵横计不就，王闽运对曾国藩的看法大为改变。说曾国藩再次出山已“变节为巽顺”，虽功成名就，但“避事”不敢担当。直到晚年，王闽运已经历了清亡、袁世凯复辟败亡等重大的历史事变，才对曾国藩当初不自立为帝的看法有了改变。据说民国后，珍藏着曾国藩“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的朱老夫子，曾专门去拜访这位当年行纵横计的王闽运，并拿出曾联求王写跋语。王闽运大为惊叹说：“难道真有这个联吗？涤丈襟怀，今日以前，我只知一半，今而后，乃全知。吾老矣，如果不是您相示，几不知文正之所以为文正，左老三(指宗棠)之所以为左老三。”沉思片刻，即欣然命笔，另书一联日：“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书毕，对朱君说：“吾不敢著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王闽运对曾国藩的霸才悔过，对曾国藩恪守名分的行为赞叹不已，这说明曾国藩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为人之道的确是精深的。
用人不计恩怨
自古而来，凡是善察人者，都能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不重个人恩怨，大胆用人，从而为自己的成功局面打下最坚实的基础。成吉思汗在这方面做得极为出色。
在12世纪中叶，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崛起了一支强大游牧民族——蒙古族。它的崛起，应归功于其著名领袖铁木真(公元1162～公元1227)，即后来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先后依靠军事手段统一了蒙古各部，征服了漠北草原，又把势力扩大到中亚、东欧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绵延数万里的大帝国。他不仅胸襟宽阔，有雄才大略，而且善于用人；尤其是用人不计恩怨，更是令人称道。
成吉思汗在早期的统一活动中，曾联合札只刺部首领札木合，但成吉思汗势力的强大渐渐引起了札木合的敌视。双方首先爆发了有名的十三翼之战，成吉思汗在这次战役中遭到失败，但由于札木合的残暴及成吉思汗的宽宏大量，札木合的一些部众反而投向成吉思汗。公元1201年，札木合联合泰赤乌等部又向成吉思汗发动了更为激烈的进攻。成吉思汗联合克烈部的王罕奋力还击，结果大败札木合及泰赤乌等部。成吉思汗在这次战役之后，收降了大批泰赤乌等部的部众。史载：“时帝功德日盛，泰赤乌诸部多苦其主非法，见帝宽仁，时赐人以裘马，心悦之。若赤老温、若哲别、若失力哥也不干诸人，若朵郎吉、若札刺儿、若忙兀诸部，皆慕义来降。”由此可见，这些部众的降附，与成吉思汗的宽仁有很大关系，这批人投附后，多得到重用，如赤老温，成为蒙古帝国的国初四杰之一，勇将哲别则成为成吉思汗的著名战将。关于哲别的投附，《蒙古秘史》中有一段记载，充分体现了成吉思汗不计恩怨的用人作风。
在大战的第二天，曾为泰赤乌脱朵格家人的锁儿罕.失刺、者别(即哲别，下文同)两个人来了。成吉思汗说：“(在)阔亦田做互相对峙持械待发之际，从那山岭上(射)来了一支箭，把我那披甲的白口黄马锁子骨射断了，是谁从山上射的？”对这句话，者别说：“是我从山上射的，如今可汗若要教我死，不过染污手掌大的一块土地；若被恩宥，愿在可汗面前横渡深水，冲碎坚石，在叫我前去的地方，愿把黑色的磐石给你冲碎。”成吉思汗说：“凡曾是敌对的，都要把自己所杀的和所敌对的隐藏起来，因惧怕而讳其所为，这个人却把所杀的和所敌对的事，不加隐讳地告诉我，是值得做友伴的人，他的名字叫只儿豁阿歹，因为射断了我那披甲白口黄马的锁子骨，就给他起名叫作者别。”……这是者别从泰赤乌部前来，成为可汗伴当的经过。者别后来为成吉思汗南征北战，四处冲杀，屡立战功，成为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的得力助手。
成吉思汗善于用人、不计恩怨的另一个例子是收降畏兀人塔塔统阿。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乃蛮大扬可汗尊之为傅，掌其金印及钱谷”。成吉思汗西征，灭乃蛮，塔塔统阿不仅没有投降，反而带着金印逃走了，不久遭擒获。成吉思汗诘问他说：“大扬人民疆土，悉归于我矣，汝负印何之？”塔塔统阿毫无惧色地说：“臣职也，将以死守，欲求故主授之耳。安敢有他！”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凡不降者，都格杀勿论，但成吉思汗并没有下令杀他，甚至对他的不屈言论毫无恼怒之色，反而说：“忠孝人也！”随后还询问金印有什么用处，塔塔统阿深为成吉思汗的大度所感动，对成吉思汗说：“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成吉思汗非常赞赏他的话，遂命他随时在自己左右，以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塔塔统阿掌印。就这样，塔塔统阿成了成吉思汗的忠实大臣。成吉思汗又命他教太子和诸王用畏兀字拼写蒙古语。死后赠中表大夫，追封为雁门郡公。
善于用人，不计恩怨，特别是能任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使成吉思汗获得了很多人才。他之所以能够统一漠北草原，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揣摩“要”字诀，世事可迎刃而解
“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人与人之间应充满真诚依赖。假如怀疑一切，处处设防，必然人人避而远之，成为孤家寡人，终日郁郁寡欢，身心交瘁。
刘伯温说：“喜欢怀疑别人的人，别人也怀疑他；善于提防别人的人，别人也提防他。喜欢怀疑别人的人，必定不能够被人相信；善于提防别人的人，必定不会比别人聪明。知道别人怀疑自己却不肯舍弃，必定是他有存在的必要；知道别人提防自己却不躲避的，必定是他有可依靠的地方。天下的人，怎么能会怀疑而又提防得了呢？智谋不足以识别贤与不贤，信任不能够消除欺诈，然后他在那里仰天而视，唯恐人家用自己对待别人的方法来对待自己，于是不信任别人而只是信任自己。这样一来有智谋的人隐退，有卓识的人躲避，明哲的装成愚蠢的，灵巧的装成笨拙的，廉洁的躲避起来，而那些圆滑、曲从、顽钝鄙陋的人就来了。这样的人充斥在眼前，而怀疑和提防的心理就越急切，以至于心术用尽而身心郁结，就更加悔恨防范和怀疑不足，(这样下去)不也令人痛心吗？”
善偷牛的人用像芒刺一样的钩子，系上八尺长的细绳，钩住牛的舌头就牵着它，深夜里让牛跟着他走，没有敢违抗他的，所以世人把善于偷牛的人叫筚了。刘伯温又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偷盗的方法，恰好对准它的筋骨连结的地方，扼住它的要害，掌握住它的关键所在而牵着它走，没有不服从的。”石羊先生说：“这是古人制服盗贼的方法，今人不能用，盗贼却用上它了。”
处理问题应扼其要害，掌握关键。顺势而为，各种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故蛇攻七寸，人攻弱点。否则，事情越做越复杂，愈来愈恶劣。
楚国令尹患病，神志不清，得到秦医而治愈，于是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楚王，楚王命令国人凡是有病的不能找别的医生治疗。不久，楚国瘟疫流行，凡是染病去找秦医治疗的人，都死了，于是国人全到齐国去求医。令尹发怒，要捉拿他们，子良说：“不能这样做。人生了病就服药，因为它能救自己的性命。所以辣毒涩苦的药物，针灸烫烤的酷烈，也没有不能忍受的，为的是早点解除痛苦而得到长久的欢乐啊。如今秦医开的药方，不师法古人而只凭臆断，说岐伯、俞跗等名医的医道不值得效法，《素问》、《难经》等医典不值得研究。所以他所采用的药物，无非是搜泄酷毒的东西，钩吻戟喉的草，熏心昏脑，入口如刀锋，胸肠被刮割，从早到晚，肝胆决裂，所以病痛除去了，身躯也随着死去了，只是不像马上死去那样快就是了。我听说：‘选择灾祸无不选择轻的承受。这是人之常情。如今令尹不向在野隐士求教，却只为他所喜爱的人图谋好处，难道能改变天道吗？我能死在楚国，真是幸运啊。”’
处理问题须遵循客观规律，假如遇事不向行家求教，不参考前人的成功经验，只凭个人好恶盲目蛮干，只能事半功倍，甚至事与愿违。故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是以处事必须看到其事的客观规律，而进行解决。
郁离子说：“有了精美的食品可以轻视豆汤，有了上等皮衣可以脱去麻棉，这是民之常情啊。所以精美的食品不足，豆汤也可以；皮衣不足，麻棉也可以。野鸟被关在笼中，只有驯服了的才肯用食。在笼中不如在山上、沼泽里自由，进到笼中的才知道。有个小孩支起鼠夹并放了食饵来诱捕老鼠。捕获了很多老鼠。一天晚上，其中有一只老鼠逃跑了，于是就再也没有捕获到老鼠。如今倘使有人拿着槲树叶做的衣服，提着麦麸烙的饼，并在集市上招呼说：‘丢掉你的房屋，舍弃你的衣服，而来和我共同这样生活。’那么即使是他的儿子也要逃跑躲避了。所以不合情理的事，大人是不做的。”
舍弃美食而吃麸皮，舍弃轻裘而衣树叶，这是傻子也不会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