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之次且对郁离子说：“你为什么那样渐渐地衰老了呢？你对今人没有什么欲望要求，为什么还那样呢？”郁离子仰天长叹说：“你小子怎么能理解我的心愿啊！”戚之次且说：“从前有个叫娅冶的周家后生，很早就死了父亲，他把家政托付给未成年的仆人管理，他们滥用财货，就这样使家境日益窘迫，将要改变他父亲在世时的旧观。他父亲的老仆人不许可，家童们就群起而骂，并要赶老仆出去；娅冶的母亲禁止这样做，家童说：‘老人不知死，就不能自安平静。’他们对娅冶父亲的老仆人和他母亲的话尚且都不听，更何况对关系疏远的外人呢？你光忧愁又有什么裨益，这只不过使自己忧思成疾啊。”郁离子说：“我听说天将要下雨时，洞穴里的蚂蚁就知道它，而在灾祸未到来时就躲避它；所以有的动物迁移了，有的冬眠入蛰了，它们没有白白地使它们的所知归于无用。如今天下没有可迁移的地方，没有可人蛰的土地了，这是人不如草虫啊。《诗经》不是有这样的诗句么：‘为人不如老鹑，不如老鹰，高飞到天际；为人不如鳢鱼，不如鲔鱼，能潜逃到深渊里。’意思是说鸟鱼有自由，而人却无处去。我怎么能不愁呢？”戚之次且说：“从前孔子不能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颠沛流离，穷困艰难，没有不去的地方，然而所到之处却很不得意。不要让无益的忧虑而毁灭了自己的天性。所以君子生在世上，也就是应做他所能做到的，不做他所不能做到的罢了。至于那吉、凶、祸、福，确实是由上天掌管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自找罪受呢？”
天之将雨，穴蚁知之；野之将霜，草虫知之。避害是各种生灵的本能。然而，人们往往甘于昏庸，不思忧患，且不听忠言，以致大祸临头，无处逃生。如此，岂非虫蚁不如，须知“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从这则寓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刘伯温对“避”字一词的参透程度。
如何避祸呢？刘伯温提出反其道而行之：诚、明、仁。诚，是诚实不欺，尽管世间充满尔虞我诈，但不能“以牙还牙”，以骗待不诚。刘伯温说：如果那样，人世间就无可信赖，人生一世也兴致索然。如以诚相待，欺骗人的人也会终究醒悟，走向诚信的。但诚不是一切都信，二者有严格的界限。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明”。“明”是心胸坦荡、开阔，用今天的话说，是有良好的心态，心理素质好；明的另一含义是洞察事物。因此，暗也指愚昧、愚蠢。他具体阐释“明”可避祸时说：古往今来，那些才能出众的人，常称之为英雄。英就是明啊。所谓“明”有两种：他人只看到近前的东西，我则可以看到极远的东西，这叫高明。他人只看到粗大的东西，我则可以看到精细的东西，这叫精明。所说的高明，好比是身在一室，所能看到的距离毕竟有限，登上高楼所能看到的就远了，登上高山的话，看到的就更远了。所说的精明，好比是极为细微之物，用放大镜来观‘察它，它就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好比是粗糙的米，捣两遍的话，就可以把粗糠全部除去，捣上三遍、四遍，那么它就精细白净至极了。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精明则有赖于后天方面的学问。我刘氏兄弟如今侥幸居高位，天赋方面算不上十分高明，全靠学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如同购置放大镜观察事物，好学如同捣击熟透了的米。总而言之，必须心里了如指掌，然后才能说出自己的决断。心里明白再做决断这叫英断，心里不明白就做出决断，这叫武断。对自己武断的事情，产生的危害还不大；对他人武断的事情，招致怨恨实在太深了。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肯轻易决断，才能保住自己的福分。
第三是仁，仁是与人为善的意思，不是用阴暗的心理揣度别人。俗话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就是诡．、是诈，是过于精明。如果处处与人为善，成全他人，自己也就欣欣向善了。在这一点上，他最崇拜提出“仁”这一学说的孟子。他说：读《养气》这章，好像对其要义有所领会，希望这一生都敬慕仿效孟子。即使仓卒苟且之时，颠沛流离之际，都会有孟夫子的教诲在前，时刻不离身，或许到死的时候，可能有希望学到他的百分之一。
刘伯温从《易经》阴阳变化的道理，引申出人一定要为后世着想。他开出了避祸的第一个药方是：“窒塞私欲，经常念及男儿有泪之日；惩禁忿怒，当思考人到绝气之时。”他痛加反省，五十岁时说：精神萎靡不振到了极点，我年纪还不到五十岁而早衰到如此地步。这都是由于天赋资质不足所致，并又百般忧愁摧老和多年精神郁抑得不到快乐而使身体受到损伤，从今以后每天坚持静坐一次，或许等于服一剂汤药的疗效。他还把养生之道与祸福联系在一起，说：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个字最为要紧。调息一定要归海，眼视一定要垂帘，饮食一定要清淡节制，睡眠一定要除去杂念而且恬静。归海，也就是说将气息藏人丹田。海，指气海。垂帘，也就是说眼睛半睁半闭，不全睁开眼睛。虚，是说心中保持虚静，没有思考，腹中虚静而不停滞。牢记这四个字，虽然没有医药丹方秘诀，也完全可以祛除疾病的。这是说健身也可以避祸。巧借他人之力。
缓己燃眉之急
一个善借者，总能在没有条件的时候，创造条件，在有条件的时候利用条件。这是本事。对于这些人来讲，做任何事情，都应当巧借他人之力，缓己燃眉之急。这是成功的关键。唐高祖李渊西进关中时，除了正面的隋军外，还存在着左侧东都洛阳附近李密的威胁，但他却找到一条神秘的借人之道！
李密是西魏人大柱国之一李弼的后裔，袭爵蒲山公，长期受隋朝廷的排挤。曾因参与杨玄感起兵被捕，逃脱后，投奔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在扩大起义军武装，出谋划策连败隋军，击毙隋将张须陀等方面，李密做出了贡献，提高了名望，野心也随之暴露出来。不久之后，他谋害了瓦岗军的农民领袖翟让，窃取了义军的领导权，掌握了全部军队。
此时的瓦岗军，已发展到几十万人，“并齐济间渔猎之手，善用长枪”，而且已获取了隋王朝大批的良马，装备精良，同时又据有了洛阳周围的几个大粮仓，粮饷充足，成为中原地区乃至全国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支力量。
李密与李渊相比，贵族身份相仿，虽然政治地位不如李渊，但此时的实力却大大超过了李渊，也有西入关中，夺取全国最高封建统治政权的欲望。所以李渊进军关中，顾忌左右的李密是必然的。为此，李渊在进军途中就致书李密，要求联和。李密自恃兵强势盛，便以欲为盟主的身份，派人给李渊送去复信，书信中说：“与兄派流虽异，根系本同。自惟虚薄，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并要求李渊亲率步骑数千到河内，面议并缔结盟约。李密在信中以盟主自居，力图在政治上先声夺人，居于优势地位，李渊岂能识别不出？但由于形势所迫，不允许他与李密一论高低。当务之急是设法稳住李密，使其牵制东部隋军，对他抢先占据关中，稳固自己的地位，促使国中政治形势发生深刻的变化，都是极为有利的。正像他收到李密书信后笑着所说的那样：“密妄自矜大，非折简可致。吾方有事关中，若遽绝之，仡是更生一敌，不如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东部之兵，我得专意西征。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未为晚也。”
出于此种策略，李渊便毫不犹豫地决定暂时承认李密为盟主。为骄李密之志，故意“卑辞推奖”，令记室温大雅给李密复信说：“吾虽庸劣，幸承余绪，出为八使，入典六屯，颠而不扶，通贤所责。所以大会义兵，和亲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燕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所戴大弟，攀鳞附翼，惟弟早膺图策，以宁兆民！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未敢闻命。汾晋左右，尚须安揖；盟津之会，未暇卜期。”
在信中，李渊一方面吹捧李密，称他为当今天下救世主；一方面自称年老力衰，将来若能得封于唐，已很满足了。借此来掩盖自己的政治欲望，然后又以安揖汾晋地区为借口，隐蔽自己抢先进入关中的意图，并婉言谢绝去河内郡会盟。这样一封假情假意，并且弦外有音的信，却使“密得书甚喜，以示将佐日：‘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来不绝”。
自此李密专意集中兵力对付隋军和王世充的军事力量，对李渊进军关中完全不闻不问，李渊在策略上又取得了巨大胜利。这不仅为李渊父子进入关中和其后经营关中及四川等地区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且，当山东群雄与隋军逐鹿中原时，李渊父子却得以稳居关中，毫无顾忌地扫荡西北地区的割据武装并镇压农民起义军，同时积蓄力量，注视关东鹬蚌相争的势态，以适时收得“渔人之功”。
一个“借”字，奥妙无穷，但它仅属于智者，而不属于愚者。智愚之别往往就体现人生几个关键点上，“借”为其一。
众人拾柴火焰高
“众人拾柴火焰高”，讲的是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就会形成一股合力，产生更大的威力。做人办事也应当善用此道，以便把本来难以办成的事办成。
“联吴抗曹”，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外交政策。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诸葛亮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向刘备提出了合理的建议。他在《隆中对》说道：自董卓以来，各路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更是不可胜数。曹操和袁绍相比，名不大兵不多，但曹操能克制袁绍，以弱胜强，这不仅仅只能归于天时，重要的还在于人谋。如今，曹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点是我们所无法抗衡的。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力较强，且拥有众多贤能之人。所以，我们只可与援而不可争锋。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这是用武之地，但是其主不能守，将军可以把它夺过来。益州地形险要，沃野千里，是天府之国，所以高祖才因此而成功帝业。刘璋之地，民殷国富，却不知存恤，那些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是帝室后代，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如果利用机会将荆州和益州争夺过来，然后再将其加以巩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则我们的江山就十分稳固。即使天下真的有变，可命一上将统帅荆州之军，直捣洛阳，将军自己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样一来，百姓还有谁敢不真诚迎接您呢？果真如此，则霸业可成，汉家王室可以兴盛了。
诸葛亮的联吴抗曹政策，刘备并没有完全采纳，尤其是在对东吴的政策上，刘备失去了重要的战略阵地。公元219年7月，关羽发兵进攻樊城，且节节胜利，曹操的樊城守将于禁投降，庞德也被擒杀。同时，关羽又出兵攻打襄阳。曹操开始震惊，便亲来洛阳指挥战斗，并曾因许都离前线较近，而打算将首都迁到邺城，后来怕因此引起人心动摇，便又停止了迁都计划。除了正面对付关羽，曹操很注意拉拢东吴。因为吴蜀之间为争取荆州，确有矛盾。荆州是三国时代的战略重地，所以，当时的魏蜀吴三国都在争夺荆州。就孙权方面而言，刘备得益州之后，势力开始强大，如果再占据荆州，势必在他的建邺上游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霸主，孙权如何安心？再加上吴国的君臣对于荆益二州也是觊觎已久，如若落在刘备之手，他们的心里也很难平静。所以，当曹操写信给孙权，许诺割江南之地与孙权时，孙权便积极行动起来，一方面派吕蒙率兵偷袭关羽的根据地江陵，同时也写信给曹操，表示愿意袭杀关羽，并请求曹操不要将此军事秘密让关羽知道，以免关羽早有准备，计划外泄。这样，孙权就站到了曹操一边，形势对关羽当然不利。
不久，曹操增派十二营兵马到宛县前线，由徐晃统一指挥，开始对关羽进行反攻。这时，吕蒙偷袭江陵已经得手，关羽知道后便迅速撤退，归途中军队溃撤，大军还没有退到江陵，关羽即在十一月间被孙权擒杀。这样，曹操利用孙刘之间的矛盾，消灭关羽，不但解除了襄樊之威胁，同时也使蜀汉失去了荆州重要的战略基地。以后诸葛亮几度对魏用兵，只能出秦川一路，而无法“命一上将将荆州之众以向宛洛”；蜀汉的两面钳夹攻势，也便从此流产。此后，形势对曹魏方面是极为有利的。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刘备对诸葛亮的联吴抗曹政策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至少没有缓和对吴国的关系，一向小视东吴，对吴蜀联盟根本不重视。
刘备死后，诸葛亮辅助阿斗执政，将全部精力放在改革内政与对外关系问题上。诸葛亮始终主张联吴抗曹。他深知，以弱小之蜀国，与强大的魏国为敌，非先联络好吴国不可，将吴国联络好之后，即使吴国不和蜀国一同攻魏，蜀国也可无东顾之忧而全力对魏，于是，魏便不得不以一部分兵力来防范东吴。正是从此考虑，在辅政之初，诸葛亮便派邓芝出使吴国，重申旧好。孙权开始时迟迟不见。邓芝便上表说：“我今天来贵地，并非仅仅只为我蜀国，同时也是为您吴国的。”这样孙权才接见了邓芝，邓芝详尽地阐述了诸葛亮的联吴抗曹政策思想。邓芝说：“吴蜀两国，四州之地。蜀国有重要险阻，牢不可破，吴国也有三江贯通，可阻外敌，如果合此二长，共为唇齿，我们就会进可并吞天下，退可鼎足而立，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大王如果委质于魏国，那么魏国便上望贵国人朝进贡，下求太子之内侍。您若不从命，则说您是叛乱而兴兵讨伐，我蜀国也必然会顺应潮流，见机行事，争夺地盘。这样一来，江南之地便不再是大王所有的了。”
孙权觉得邓芝讲得很有道理，便决定和魏断绝关系、与蜀联和。从此吴蜀盟好多年，为诸葛亮大举兴兵攻魏，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就是到了终蜀之世，两国的友好关系也没有中断。实践证明，诸葛亮的联吴抗曹政策是正确的。是否可以这样来设想：倘若刘备当初听从诸葛亮的建议，坚定不移地执行联吴抗曹政策，关羽不被孙权杀害，荆州之地为蜀汉所得，那么结果又会怎样呢？三国鼎立的局面又会如何演变发展呢？这就很难断言了。
通过上例，我们发现，“众人拾柴火焰高”是成事之法——在关键时刻，其威力巨大！
大智大勇，总能占得先手
大智大勇，强调一个人成大事的两面性，缺一可能就会显单薄。的确，智勇双全者，总能占得先手，可以把对手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但是大智大勇是有前提的，即智强调摸透人心，而勇强调治服对手。
大智大勇，是要把主动权攥在手中，从而识破敌计，并在敌计变化前巧妙实施己方的计策，就能够掌握主动权，从而大获全胜。
汉景帝即位不久，吴王刘濞勾结早已蓄谋造反的六个诸侯王，统率20万大军，势如破竹地杀向京城。汉景帝任命中尉周亚夫为前线统帅，火速赶往前线，挡住刘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