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远征时，刘备说刘表使袭许都，刘表不听。及曹操远征得胜回来，刘表后悔并对刘备说：“不用君言，故失此大会矣。”刘备说：“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当有终极乎？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为恨者也。”(《汉晋春秋》)其实，以后有机会，刘表也照样让它溜过去，刘表无所作为，正如郭嘉所说：一是“表，坐谈之客耳”。他是以守境为满足，没有远图之志。刘表据有的荆州之地，是用武之国，乘人之弊以展鸿图的机会有的是，而刘表始终计不及此。当曹操、袁绍相争，他不助绍也不佐曹，而是保守中立，以观天下变。但即使天下变，刘表也不变不动，只是“观变”而已。及曹操破袁绍，统一北方，知曹操将南下，荆州将危，这时他才后悔不听刘备偷袭许都之计。而也只是后悔而已，他也无所图谋。结果是坐以待毙。二是刘表对刘备有所忌，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表面上虽厚待刘备，始终不予重用。他留刘备只是为助其保境而已。因郭嘉从以上两方面看透刘表其人，因而认为刘表不会使刘备袭许都，故说：“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
为人处世，不能自以为是，因为人总有长短，要善于“学人长，补己短”，才能以实际的态度对待自己，获得人生进步。
用人之长补己之短
取长补短是聪明人用人的基本优点，做不到这一点，往往会浪费人才，而让自己的人生目标前功尽弃。努尔哈赤进攻明廷连连得胜，首先是他抓住了有利的进攻时机，即利用不知兵事的袁应泰经略辽东的机会，向明军大举进攻；其次，在进攻的时候，又充分发挥后金军队长于野战的特点，引诱明朝守军放弃防守，出城击敌，结果正中努尔哈赤的圈套，被长于野战的后金军队击溃。这样，就变敌之长为短，而使己之短变长，从而实现了克敌制胜的目标。努尔哈赤在管人时究竟是如何取长补短的呢？
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战役中以6万八旗兵击溃了号称“四十万”的明军，使明廷遭受重创。随后，努尔哈赤又智取开原和铁岭，后金在与明朝军队的对抗中连连取胜，使努尔哈赤志得意满。
接连失利的明廷面对努尔哈赤率领的后金兵的强大攻势，急忙商讨对策，最后终于起用原任御史熊廷弼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地区。
熊廷弼是湖北江夏人，有胆识，又知兵事，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中进士，后升为御史。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巡按辽东时，他就敢于破除迷信，同城隍神做斗争。据记载，当时天大旱，熊廷弼行部到金州，向城隍神祈祷，约定七天之内下雨，如果不下雨就毁掉城隍庙。等到了广宁，超过约定日期三天，于是他大书白牌，封剑，派人去斩城隍神塑像；可是被派之人还未到，就风雷大作，雨下如注，从此辽民视熊廷弼如神一般。后来由于明廷内部党争案起，熊廷弼被牵连，贬回原籍。
当熊廷弼接到明廷重新起用自己的消息后，昼夜兼程，每天赶路二百多里，赴京请敕书、关防，但两次上疏奏都不给发。同年六月，明廷又擢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熊廷弼陛辞之后，立即赶赴辽阳，这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副残破不堪的局面。熊廷弼在《东事问答》中概括了当时的情况：
“始下清、抚，譬火始然；三路覆师，厥攸灼矣。开、铁去而游骑纵横，火燎于原。今且并窥辽沈，遂成不可响迩之势。”针对上述衰颓局势，熊廷弼力挽狂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仅仅一年之后，就一改明军以前的混乱状态，使守备大固，有人称赞熊廷弼经略辽东的功绩时说：“一时大臣，才气魂力足以耆拄之者，惟熊司马一人耳。”
熊廷弼经略辽东，打乱了努尔哈赤原先拟定的进军日程表。他见辽东在熊廷弼的整顿下已完全改观，不得不改变全力向辽东进攻的策略，重新部署，将军队向其余二路进发：一路伸向北关，吞并了叶赫女真部；另一路向东部漠南蒙古诸部进击。
在完成了这一部署之后，努尔哈赤静下心来，耐心等待明廷局势的变化，以便抓住最有利的时机。
努尔哈赤这种策略的改变，反映出他的谨慎态度，同时也体现了他明晓时变、善于应变的思想谋略，而这正是他以少胜多、取胜明军的内在因素。
就在努尔哈赤静观其变、等待时机的时候，明朝内部终于出现剧烈动荡，这一连串变化为努尔哈赤的进击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使他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全力进攻，拿下了辽阳和沈阳这两大辽东重镇，从此明廷一蹶不振，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明廷这时的动荡变化可谓接连不断，极大地损伤了明朝的元气。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明神宗死，太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嗣位，是为光宗。光宗做太子时就有女宠多人，他当了皇帝后，神宗的郑贵妃为了讨好他，又送给他四位美若天仙的女子。光宗是个好色之徒，从此他起居无节，溺于女色，没几天便得了病。内医太监崔文升为光宗开了一服泻药，光宗服后腹泻不止，一天泻三四十次。病急乱投医，光宗又服了鸿胪寺丞李可灼献的一粒红丸，服后感觉很好，次日又服一粒，但第三天早晨便一命呜呼。这就是震惊朝廷的“红丸案”。
“红丸案”引发了一连串变故。首辅方从哲根据光宗遗诏，不仅不治李可灼的罪，反而拟赏银五十两，使舆论大哗，许多官员纷纷上疏纠劾方从哲、李可灼与崔文升，最后方从哲辞官，李可灼充军，崔文升贬到南京，此案才算告一段落。光宗死后，由长子朱由校继承皇位，是为熹宗天启皇帝。
在天启朝，统治集团内部“党争”越演越烈，大臣之间相互结党，排斥异己，攻讦对手。熊廷弼治理辽东虽然功劳显著，但是他对朝廷党争不愿过多预闻，拒绝各党派的援引，且不向当权者曲意迎奉，因而得罪了朝中的权势人物，成为党争中的被攻讦对象。
先是御史刘国缙和姚宗文挟私煽动同伙陷害熊廷弼，熊廷弼得知后上疏为自己辩解；之后御史冯三才、张修德又弹劾熊廷弼，熊廷弼无奈再次上疏自辩。但朝廷中对他的弹劾并没有停止，最后熹宗派袁应泰取代熊廷弼经略辽东，熊廷弼因此而成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对自己的含屈受冤，熊廷弼上疏辩道：“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哄然责战矣。自有辽难以来，用武将，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贴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
但是熊廷弼的抗辩犹如泥牛人海，昏聩的明熹宗不顾辽东急需用人的紧急形势，换上了不知兵事的袁应泰。明廷罢免熊廷弼这一自毁长城的愚昧之举，使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给善于抓住时机变化的努尔哈赤提供了良机。
袁应泰到任后，杀白马祭神，表示自己愿与辽事相始终。但他是一介书生，虽然做官“精敏强毅”，但行军打仗并非他的强项。熊廷弼在辽时，队伍整齐，纪律严明，法令划一，以守御为主；而袁应泰则一改熊廷弼的策略，宽纵将士，撤换将官，同时不辨真假地收纳蒙古和女真降人，结果里面夹杂了许多间谍，为其日后充当努尔哈赤攻辽的内应提供了机会。这样，袁应泰虽然为自己博得了一个好名声，朝廷也多次嘉奖他，但辽东的防务实际上被大打折扣，与熊廷弼在辽时不可同日而语。
目光敏锐、富有军事天赋的努尔哈赤在熊廷弼治辽时，被迫转移战线一年多，而且不得不将进攻辽阳、沈阳的计划暂时搁置。当他看到明朝政治日益腐败，政局更加混乱时，就觉得机会快来了，明神宗与明光宗的先后死去，使明廷党争益烈，加上经略换人，军心涣散，使努尔哈赤捕捉到了一个进攻辽、沈的绝佳时机，于是他果断地下令向辽、沈大举进兵。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春，努尔哈赤率军进入辽河流域，发动了辽沈之战。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努尔哈赤做了精心准备：刺探敌情、厉兵秣马、制造钩梯和车等攻城器械。做好这些工作之后，努尔哈赤发动了进攻。
仅仅经过十天，努尔哈赤的大军就接连攻克了沈阳和辽阳两城。沈、辽两城作为明朝在辽东的重镇，不仅派有重兵镇守，而且墙固城高，器械齐全，按常理坚持一年半载不成问题，但在努尔哈赤大军的进攻下，有着“固若金汤”之称的沈、辽接连失陷，这当然令明朝统治者大惊失色，不知如何是好。
努尔哈赤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连克沈阳、辽阳两城呢？这除了明朝更换主帅导致军心涣散之外，更与努尔哈赤的军事天才密不可分。首先他抓住了有利的进攻时机，即利用不知兵事的袁应泰经略辽东的机会，向明军大举进攻；其次，在进攻的时候，又充分发挥后金军队长于野战的特点，引诱明朝守军放弃防御，出城击敌，结果正中努尔哈赤的圈套，被长于野战的后金军队击溃。这样，金军就变敌之长为短，而使己之短变长，从而实现了克敌制胜的目标。
由于努尔哈赤善于用变、抓住时机进攻辽沈，使得明朝在辽东的战争遭到重创。从此明朝更是陷于被动防守的局面，尽管后来又先后换上熊廷弼和袁崇焕，使形势有所转变，但明朝皇帝的昏聩无能和刚愎自用，使这两位帅才难以得到重用，反而被他们杀害，于是明朝也就朝着灭亡的陷阱一步一步走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