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中国谋略之成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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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做人之道:欲成事,先做人(6)

曹操远征时,刘备说刘表使袭许都,刘表不听。及曹操远征得胜回来,刘表后悔并对刘备说:“不用君言,故失此大会矣。”刘备说:“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当有终极乎?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为恨者也。”(《汉晋春秋》)其实,以后有机会,刘表也照样让它溜过去,刘表无所作为,正如郭嘉所说:一是“表,坐谈之客耳”。他是以守境为满足,没有远图之志。刘表据有的荆州之地,是用武之国,乘人之弊以展鸿图的机会有的是,而刘表始终计不及此。当曹操、袁绍相争,他不助绍也不佐曹,而是保守中立,以观天下变。但即使天下变,刘表也不变不动,只是“观变”而已。及曹操破袁绍,统一北方,知曹操将南下,荆州将危,这时他才后悔不听刘备偷袭许都之计。而也只是后悔而已,他也无所图谋。结果是坐以待毙。二是刘表对刘备有所忌,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表面上虽厚待刘备,始终不予重用。他留刘备只是为助其保境而已。因郭嘉从以上两方面看透刘表其人,因而认为刘表不会使刘备袭许都,故说:“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

为人处世,不能自以为是,因为人总有长短,要善于“学人长,补己短”,才能以实际的态度对待自己,获得人生进步。

用人之长补己之短

取长补短是聪明人用人的基本优点,做不到这一点,往往会浪费人才,而让自己的人生目标前功尽弃。努尔哈赤进攻明廷连连得胜,首先是他抓住了有利的进攻时机,即利用不知兵事的袁应泰经略辽东的机会,向明军大举进攻;其次,在进攻的时候,又充分发挥后金军队长于野战的特点,引诱明朝守军放弃防守,出城击敌,结果正中努尔哈赤的圈套,被长于野战的后金军队击溃。这样,就变敌之长为短,而使己之短变长,从而实现了克敌制胜的目标。努尔哈赤在管人时究竟是如何取长补短的呢?

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战役中以6万八旗兵击溃了号称“四十万”的明军,使明廷遭受重创。随后,努尔哈赤又智取开原和铁岭,后金在与明朝军队的对抗中连连取胜,使努尔哈赤志得意满。

接连失利的明廷面对努尔哈赤率领的后金兵的强大攻势,急忙商讨对策,最后终于起用原任御史熊廷弼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地区。

熊廷弼是湖北江夏人,有胆识,又知兵事,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中进士,后升为御史。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巡按辽东时,他就敢于破除迷信,同城隍神做斗争。据记载,当时天大旱,熊廷弼行部到金州,向城隍神祈祷,约定七天之内下雨,如果不下雨就毁掉城隍庙。等到了广宁,超过约定日期三天,于是他大书白牌,封剑,派人去斩城隍神塑像;可是被派之人还未到,就风雷大作,雨下如注,从此辽民视熊廷弼如神一般。后来由于明廷内部党争案起,熊廷弼被牵连,贬回原籍。

当熊廷弼接到明廷重新起用自己的消息后,昼夜兼程,每天赶路二百多里,赴京请敕书、关防,但两次上疏奏都不给发。同年六月,明廷又擢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熊廷弼陛辞之后,立即赶赴辽阳,这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副残破不堪的局面。熊廷弼在《东事问答》中概括了当时的情况:

“始下清、抚,譬火始然;三路覆师,厥攸灼矣。开、铁去而游骑纵横,火燎于原。今且并窥辽沈,遂成不可响迩之势。”针对上述衰颓局势,熊廷弼力挽狂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仅仅一年之后,就一改明军以前的混乱状态,使守备大固,有人称赞熊廷弼经略辽东的功绩时说:“一时大臣,才气魂力足以耆拄之者,惟熊司马一人耳。”

熊廷弼经略辽东,打乱了努尔哈赤原先拟定的进军日程表。他见辽东在熊廷弼的整顿下已完全改观,不得不改变全力向辽东进攻的策略,重新部署,将军队向其余二路进发:一路伸向北关,吞并了叶赫女真部;另一路向东部漠南蒙古诸部进击。

在完成了这一部署之后,努尔哈赤静下心来,耐心等待明廷局势的变化,以便抓住最有利的时机。

努尔哈赤这种策略的改变,反映出他的谨慎态度,同时也体现了他明晓时变、善于应变的思想谋略,而这正是他以少胜多、取胜明军的内在因素。

就在努尔哈赤静观其变、等待时机的时候,明朝内部终于出现剧烈动荡,这一连串变化为努尔哈赤的进击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使他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全力进攻,拿下了辽阳和沈阳这两大辽东重镇,从此明廷一蹶不振,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明廷这时的动荡变化可谓接连不断,极大地损伤了明朝的元气。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明神宗死,太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嗣位,是为光宗。光宗做太子时就有女宠多人,他当了皇帝后,神宗的郑贵妃为了讨好他,又送给他四位美若天仙的女子。光宗是个好色之徒,从此他起居无节,溺于女色,没几天便得了病。内医太监崔文升为光宗开了一服泻药,光宗服后腹泻不止,一天泻三四十次。病急乱投医,光宗又服了鸿胪寺丞李可灼献的一粒红丸,服后感觉很好,次日又服一粒,但第三天早晨便一命呜呼。这就是震惊朝廷的“红丸案”。

“红丸案”引发了一连串变故。首辅方从哲根据光宗遗诏,不仅不治李可灼的罪,反而拟赏银五十两,使舆论大哗,许多官员纷纷上疏纠劾方从哲、李可灼与崔文升,最后方从哲辞官,李可灼充军,崔文升贬到南京,此案才算告一段落。光宗死后,由长子朱由校继承皇位,是为熹宗天启皇帝。

在天启朝,统治集团内部“党争”越演越烈,大臣之间相互结党,排斥异己,攻讦对手。熊廷弼治理辽东虽然功劳显著,但是他对朝廷党争不愿过多预闻,拒绝各党派的援引,且不向当权者曲意迎奉,因而得罪了朝中的权势人物,成为党争中的被攻讦对象。

先是御史刘国缙和姚宗文挟私煽动同伙陷害熊廷弼,熊廷弼得知后上疏为自己辩解;之后御史冯三才、张修德又弹劾熊廷弼,熊廷弼无奈再次上疏自辩。但朝廷中对他的弹劾并没有停止,最后熹宗派袁应泰取代熊廷弼经略辽东,熊廷弼因此而成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对自己的含屈受冤,熊廷弼上疏辩道:“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哄然责战矣。自有辽难以来,用武将,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贴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

但是熊廷弼的抗辩犹如泥牛人海,昏聩的明熹宗不顾辽东急需用人的紧急形势,换上了不知兵事的袁应泰。明廷罢免熊廷弼这一自毁长城的愚昧之举,使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给善于抓住时机变化的努尔哈赤提供了良机。

袁应泰到任后,杀白马祭神,表示自己愿与辽事相始终。但他是一介书生,虽然做官“精敏强毅”,但行军打仗并非他的强项。熊廷弼在辽时,队伍整齐,纪律严明,法令划一,以守御为主;而袁应泰则一改熊廷弼的策略,宽纵将士,撤换将官,同时不辨真假地收纳蒙古和女真降人,结果里面夹杂了许多间谍,为其日后充当努尔哈赤攻辽的内应提供了机会。这样,袁应泰虽然为自己博得了一个好名声,朝廷也多次嘉奖他,但辽东的防务实际上被大打折扣,与熊廷弼在辽时不可同日而语。

目光敏锐、富有军事天赋的努尔哈赤在熊廷弼治辽时,被迫转移战线一年多,而且不得不将进攻辽阳、沈阳的计划暂时搁置。当他看到明朝政治日益腐败,政局更加混乱时,就觉得机会快来了,明神宗与明光宗的先后死去,使明廷党争益烈,加上经略换人,军心涣散,使努尔哈赤捕捉到了一个进攻辽、沈的绝佳时机,于是他果断地下令向辽、沈大举进兵。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春,努尔哈赤率军进入辽河流域,发动了辽沈之战。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努尔哈赤做了精心准备:刺探敌情、厉兵秣马、制造钩梯和车等攻城器械。做好这些工作之后,努尔哈赤发动了进攻。

仅仅经过十天,努尔哈赤的大军就接连攻克了沈阳和辽阳两城。沈、辽两城作为明朝在辽东的重镇,不仅派有重兵镇守,而且墙固城高,器械齐全,按常理坚持一年半载不成问题,但在努尔哈赤大军的进攻下,有着“固若金汤”之称的沈、辽接连失陷,这当然令明朝统治者大惊失色,不知如何是好。

努尔哈赤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连克沈阳、辽阳两城呢?这除了明朝更换主帅导致军心涣散之外,更与努尔哈赤的军事天才密不可分。首先他抓住了有利的进攻时机,即利用不知兵事的袁应泰经略辽东的机会,向明军大举进攻;其次,在进攻的时候,又充分发挥后金军队长于野战的特点,引诱明朝守军放弃防御,出城击敌,结果正中努尔哈赤的圈套,被长于野战的后金军队击溃。这样,金军就变敌之长为短,而使己之短变长,从而实现了克敌制胜的目标。

由于努尔哈赤善于用变、抓住时机进攻辽沈,使得明朝在辽东的战争遭到重创。从此明朝更是陷于被动防守的局面,尽管后来又先后换上熊廷弼和袁崇焕,使形势有所转变,但明朝皇帝的昏聩无能和刚愎自用,使这两位帅才难以得到重用,反而被他们杀害,于是明朝也就朝着灭亡的陷阱一步一步走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