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要做到“以身为天下”，不能不重视“宠辱”的问题，以老子的观点看，对待“宠辱”并不是得宠则喜，失宠则悲，这样做，只是普通人的一般反应，而不是战略家的胸怀，企业的战略不能因一时一地的“宠辱”，而改变战略的初衷，肩负全局重任的管理者一旦被个人的情绪所左右，那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刘备在关羽死后，刘备报仇心切，结果被陆逊一把火烧毁连营700里。《三国演义》
里的周瑜也是这样为个人的身见所蒙蔽的人，正因为如此，小说才演绎出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
老子告诫我们，对待“宠辱”的态度应该像受到惊吓一样敏感，保持高度的警觉，一个人在“宠辱”的时候，正是高风亮节的关键，而一个企业在受到吹捧抑或受到批评否定的时候，管理者应该保持高度的警觉，因为，这也许是战略受到挑战的时刻，管理者既不能因为受到众人的表扬而沾沾自喜，得意忘形，也不应该为暂时的失败而心灰意冷，踌躇不前。事实上，战略家常常利用这样的机会作出重大的决策，这不能不依靠战略家对全局的敏感度以及对战略思想的领悟力，如果管理者过于注重个人的荣辱，那么就会影响战略决策的准确度和客观性。
老子也以“身”为大患，事实上，任何人也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特别对于一个战略家来说更是这样，老子说，我最大的障碍和祸患都来自于我有这个身体，我的思想和远见都来源于这个身体可是，过于对自身感受的重视，却妨碍了我们的客观性，因此，成为“圣人”的条件则是不以个人的感觉所动，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所以，老子进一步感叹：“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我要是没有身体，我的思想还会有什么障碍呢？
什么叫“贵大患身”呢？我们之所以怕困难，是因为我们有身体的存在，如果不愿顾到自己的身体，还怕什么呢？所以，能以天下为自身一样爱惜的人，天下大事才可以寄托于他。为管理者的应以大局为重，不要只是为自己打算。
五、一切从战略的角度考虑问题——是谓不争之德
原文68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下。
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之极。
作为一个管理者，处理一切问题，都应以战略为出发点，所做的决策，凡是符合战略意图的就努力施行，凡是违背战略意图的，就不应以个人的好恶来作为行为的标准，而拒绝执行。
尽管我们处在不同的位置，遭遇不同的情况，战略思维是实现管理的最好的保障。因此，老子说，一个善于当兵的人不会做穷兵黩武的事情，一个善于打仗的将军不会经常怒气冲天，一个善于赢得胜利的人不会硬碰硬的战斗，一个善于用人的人态度总是谦下的。
士兵的责任不外乎用兵器和武力保卫国家，任何一个朝代的兵家，无不是以“尚武”的精神，作为士兵的最高准则，而在于老子看来，过于崇尚武力，而忽视战略方向的士兵，并不是一个好士兵，因为，这样的士兵，在作战中，只会逞一时之勇，有时运用不当，反而给敌方制造了机会。
善于战斗的人一定是一个冷静思考的人，不会做出冲动的举动，事实上，很多冲动的行为，在多数情况下是违背战略进程发展的，十分容易陷入敌人的圈套。三国时候，诸葛亮六出祁山讨伐魏国，司马懿领兵拒敌，坚壁不出战，想耗垮诸葛亮大军。因为司马懿不出战，诸葛亮一筹莫展，于是就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一件旗袍和胭脂首饰，骂司马懿胆小如女人。诸葛亮没有忘记给司马懿一束花草，上系红缎带，缎带上写“上方谷”三字，嘲笑司马懿在上方谷里中埋伏被火烧，然后又狼狈逃跑的情景。司马懿不上当，仍不出战，结果诸葛亮反而气累交加，死于五丈原。
司马懿可以说是一个善于赢得胜利的人，他知道诸葛亮是一个智慧超群的军事家，自己在与诸葛亮的交锋中，屡战屡败，因此，吸取教训，不与诸葛亮的大军正面冲突，结果，粉碎了蜀国出祁山征伐魏国的战略计划。
在使用人才方面，老子一贯强调以谦下的态度，诸葛亮这样的军事战略的人才，如果没有刘备的三顾茅庐的恳切的态度，恐怕诸葛亮也不会被刘备所“驱驰”的。
综合以上四点，老子认为，这就是不争之德。作为企业的管理者，要以战略为先导，不要觉得自己有了一定的实力，就随意超越战略的进程，这样就是一种冒进的错误，也不要急功近利而情绪冲动。
老子认为：管理者的不争之德，是最符合自然法则的一种行为规范。因为，在老子看来“上天”也具备不争之德，人们这样做只是“道法自然”罢了，那么上天果真有不争之德吗？这个问题可以从我们身边的自然现象来说明，比如：在太阳系中，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是自然的法则，并没有主观的故意，所以，地球上的一年有四季的更替，也由于地球的自转，形成了白天和黑夜，也没有主观的造作，因此，白天黑夜也是自然而然的，人类生存这自然界中，大自然养育了人类，可是，大自然并没有根据人类的好恶，安排自己运行的轨迹，无论人们喜欢白天厌恶黑夜或者喜欢春天厌恶寒冬，它总是按照自然的法则运转，这就是“上天”的“不争之德”，企业的管理者，对待企业的发展规律，也要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效法“不争之德”的精神，企业的发展也会朝向既定的战略目标，而不会因为人的冲动而偏离轨道。
六、管理者应以员工的利益为己任——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原文75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老子说，人民所以挨饿，是因为上面的杂税太多。人民所以难治理，是因为上面有诸多徭役，人民所以轻视死亡，是因为上面的为了活得更好。饥饿的人们，又轻视死亡，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难于管理的百姓吗？在老子看来，之所以民不聊生，完全是由于管理者穷奢极欲造成的。
汉朝于公元前202年统一全国，西汉之初，主张“无为而治”，认为只要政治措施简单，不多生事端，老百姓就能安静下来而不会起来造反。高祖时就已推行“无为而治”，惠帝继之。到了文帝及其子景帝执政期间，进一步大力执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政策。
文帝在位23年，传位于儿子刘启，是为景帝，在位16年。这39年，从公元前179年到141年，汉朝的政局，开始正规化。根据传统谥法，“道德博闻日文”，“由义而济日景”。文与景都是上好称呼。而刘恒与刘启间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其恭俭无为，在中国历史上造成“文景之治”。
文、景二帝先后统治了近四十年。据史书记载，由于经济的苏，百姓人给家足，国家仓库中堆满钱粮，串钱的绳子日久而腐烂，粮食年年相积而陈旧变质。因此，国家财富盈溢，社会人口激增，出现一派升平景象。
秦代竭泽而渔的剥削方式在汉初得到重大改善。景帝时最终将田赋的比例定在“三十税一”，并成为定制。此外，口赋、算赋、更赋等赋税在文景时期也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减轻。徭役曾是秦代暴政的象征，汉初统治者都十分节制使用民力。为了使百姓免受赋税之苦，文帝下令列侯不准居住京城，各自归国。文帝首开“籍田制”，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文景二帝还多次下诏救助灾荒，令郡国官吏务必重农桑，发展生产，并设“孝弟力田”奖励努力生产的农民。
政治统治离不开法律，但严刑峻法只能导致社会人人自危，众叛亲离。文景时代的刑罚尽管不像史书所记载的那样“宽容”，但较之秦代肯定是大为减轻并且有章可循。特别是文帝本人对法律十分尊重，他所任用的廷尉张释之不以君权的意志行事，敢于维护法律的尊严，提出“天子所与天下公共”的法律观，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例如，一次文帝要对惊其御马的人处以极刑，而释之认为只能处以罚金，最后说动了文帝。还有一次文帝要对盗高祖庙前玉环的人判族刑，廷尉认为只能判罪犯本人死刑，文帝也不得不尊重廷尉的意见。汉初几十年轻刑慎罚，维护法律尊严的风气，给人民带来一个安宁的社会环境。
节俭安邦。应该说，汉初的统治者对所拥有的权力能够清醒地我反省，因而做到自我约束。这个风气起于汉初，文景尤盛。汉初刘邦责萧何修建未央宫过于“壮丽”，说明他有节省民力、限制过分奢侈欲望的思想。惠帝、吕后时也都注意节俭，没有大肆铺张之举。文景二帝更是在各方面自我克制，为创建廉洁、勤俭的社会风尚不懈努力。文帝想造一座“露台”，算下来需要“百金”，觉得花费太高，结果作罢。他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
与秦始皇大修坟墓不同，文帝对生死有着朴素的理解，他说：“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因此他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器。因其山，不起坟”。这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也是少见的。景帝也一再下诏，反对雕文刻镂，要求各级官吏重农桑而轻黄金珠玉，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应当说，在汉代历史上，文景之治还不是强盛时期。但没有这个时期的历史积淀，就不可能有武帝时代的全面繁盛。
文景之治局面的形成给予后世管理者许多启发。第一，企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长期持续不断的努力，并且需要统一的企业战略作为指导。第二，保持企业内部人与人，管理层和员工的和谐，是实施管理的基础。第三，管理者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企业战略，只有掌握的“道”才能顺应发展的规律。
而从管理者本人的角度看，老子认为，不以个人享乐为目的的管理者，比那些穷奢极欲的管理者要好得多。
七、领导者的责任和义务——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
原文78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
正言若反。
老子说：天下没有比水再柔弱的了，可是坚强的东西都胜不过它，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柔弱之所以能胜刚强，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没有人能实行。
所以圣人说，承受得起国家的屈辱，才可以当君主；受得起国家灾害，才可以当天下王。看起来总好像是反着说的言论其实是最正确的言论。
在这一节中，老子简要地提出了作为领导者的责任与义务，老子认为，只有那些勇于对国家负责的人，才能够成为君王，而不是借助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欺压和剥削人民。
远古时代的尧说：“天下若有一人饥，如己饥；天下如有一人寒，如己寒。”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他们的责任心是何等的大，所以，他们终于成就了一代圣人的美名。事实上，任何人只要是勇于负责的人，都会赢得人们的尊敬。梁启超说：“凡属我受过他好处的人，我对于他便有了责任。凡属我应该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够做到的，我对于这件事便有了责任，凡属于我自己打主意要做的一件事，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便是自己对于自己加一层责任。”
也只有负责任的企业，才能赢得人们的信赖，武汉市鄱阳街有一座普通的6层楼房，就在最近，收到了来自英国的一份函件，提醒此楼业主，该楼80年的设计年限已超过，敬请注意。原来这座楼房始建于1917年，设计者是英国的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经历了八十多年，远隔万里的设计单位居然仍对自己的“产品”这样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