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追溯了现实社会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认为人类在原始状态下是天然平等的，人们的欲求极少，自然界提供的食物和养料以及空间足以维持他们的生存与活动，他们不需要依靠别人来生活。人们在这种状态中没有必要靠奴役他人来实现自己不劳而获的目的。人们不依靠其他人过活，他们的意志得以自由和谐地发展。可是，随着第一次变革促进了家庭的形成和区分，出现了某种形式的私有制，争执和战斗便应运而生，人与人的关系开始密切并固定化，尊重产生礼让，轻视产生报复，所有这些观念都开始困扰着人类的感情世界。但是人们对这种奴隶状态已经浑然无知了，甚至已经喜欢上了这种状态，因为统治者不是采用强力完成这种转变的，这是同他们的合法性基础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撇开社会公约中一切非本质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的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卢梭看来，公意就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升华，首先，它不是众意，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而公意却是个别意志相加后多出来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公意是和世俗的权力密切相连的，即现实中已经存在了统治与被统治、主人与奴隶、依赖与服从、高低贵贱等关系和等级。卢梭正视现实，丝毫没有逃避，也没有恋旧情结，而是采取了积极的入世态度，为人类设计了一个个可能的方案和途径来回应现实。在这一点上，伏尔泰的笑里藏刀的批判是对卢梭的曲解。卢梭把主权看成是公意的运用，权力受公意指导就称为主权，因为公意是自由的化身，所以主权不可转让和分割，就像灵魂之于生命，转移和分割都意味着死亡。其次，公意永远是正确的，因为公意以共同利益为依归，不是指向个人利益或者团体意志，它本身就是正义的代名词。
公意要得到实现，必须借助于法律，法律是公意的行为，所以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法律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自由和平等。卢梭极力劝导人民，除了法律，什么都不要服从。由此可以看出，卢梭仍然是一种整体主义国家观指导下的价值理性论者，但他没有贬低单个人存在的意义，而是把二者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他关心的仍旧是如何让人真正成为人这一传统的政治哲学话题，只不过是古典政治哲学把灵魂至善作为人的本质而卢梭把自由作为人的本质罢了。法律是共同体的动力，法律有两种力量可以使共同体运转起来，一种是立法权力，一种是行政权力。前者是意志力，后者是执行力，缺一不可，“一个瘫痪的人想要跑，一个矫捷的人不想跑，这两个人都将停留在原地上”。权力和公意之间有一个中介，就像肉体和灵魂之间的结合一样，政府就承担了这样的职能。卢梭开始探讨人类实际政治生活中何种政体形式更利于保障自由。卢梭陈述了民主制、贵族制、国君制、混合制等不同类型政府形式的利弊，结论是没有一个政府形式适宜一切国家，没有评价最好的政府的客观标准。但是，一个民族治理得好与坏还是有标志可以识别的，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但是竟然没有人敢于自信地说出来。在卢梭看来，政治结合的目的就是为了成员的生存和繁荣，他们的数目和人口就是标志，在其他一切情况都相等的条件下，人数繁殖和增长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显然是过于简单化的一种说法，但是，这却是卢梭在文中说得最明确也最简洁的一句话，和当时中国人评价好坏政府的标准出奇的一致。近代以来，政治思想家们力图把人从前现代“嵌入”的自然秩序中解放出来，这就意味着人之为人的模式要发生转变。霍布斯从人的自然性出发，强调人的激情和欲望的危害性，人们在进入利维坦以后，要努力使自己变得心平气和、与人为善、彬彬有礼才能适应这种生活，这是人类在经历中世纪后从世俗中找寻亚里士多德等古典政治哲学家所谓实现人性满足的唯一途径，为此我们可以放弃一切；洛克也十分关注这种人的模式的变化，他把公民社会作为实现人类净化、达成心灵宁静的组织形式，待人谦和、温文尔雅、不会轻易冒犯别人的人类模式以资产者为范型，为了实现这个转变，我们可以让渡包括自由在内的许多权利；卢梭感受问题的角度是反向的，他不否认人的模式在理性的指导下要发生转变，但是他更关注人们在转变时所付出的代价问题。如果人们让渡出了自由，这种转变不如不发生，那将是一种生不如死的状态。他采用自然法和社会历史演变等多种路径寻找理想转变的依据，把符合公意作为人类转变行为模式的底线，人类在发展的同时正在丧失一些更本质的东西，所失大于所得，要确保人类转变过程中的底线伦理，就应该用特定的教育方式予以转化。正是这样，卢梭的公意学说才有了后现代的意味，这实际上显示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前瞻性和深深的忧虑。（魏万磊）
卢梭的一生是耐人寻味的。在那黑暗的中世纪之末、近代社会肇始不久的时代里，卢梭敢于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自由平等权利方面超越同时代的众多思想家，这一切都是与他生存的环境和经历息息相关的。
卢梭在1712年6月28日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贫穷的钟表匠家庭。他的祖先是法国人。他的高祖就因改信加尔文教而遭到天主教会的迫害，被迫逃到日内瓦定居下来。他的父亲依萨克·卢梭是一位制表匠，内心仁慈但性情暴躁，是一个游荡者兼冒险者，而且有读书的癖好。卢梭的母亲苏萨娜·贝纳尔由于生他时难产，在他出生后几天便去世了。父亲对卢梭的影响极大，他们父子二人常过度地浏览各种小说，甚至彻夜不止，习以为常。“有时父亲在晨光微曦中听到醒来的燕群的鸣声，不免有愧色地说：‘让我们睡觉吧，我还比你更多孩子气呢……’”他阅读广泛，从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一直到当时的启蒙论著，从文学、历史一直到自然科学读物。在他幼年时期，他父亲曾对他说过：“卢梭，爱你的国家！”“你是日内瓦人，有一天你会看见其他的国民，你永不会看见与你自己的国家同样的人。”确实，他热爱日内瓦，当时的日内瓦是一个民主政体的共和国，卢梭曾特别把自己在1755年写就的名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献给日内瓦共和国”。他曾表示自己愿意在一个像日内瓦这样的民主共和国里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死去。
在卢梭的一生中，有位贵妇人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就是华伦夫人。她给他以女性特有的启迪，并且资助他、帮助他，但也曾伤害过他。正是在华伦夫人的帮助下卢梭才得以与众多的上层人物相结交。巴黎的上流社会的沙龙与晚会都向他敞开了大门，卢梭也曾受到了这个阶级的追捧，这些经历都启发了他的智慧，但同时又使他认识到了那奢华生活的本质与罪恶，使得他最终离开这些高高在上的贵族们。
卢梭1749年夏的一天，狄德罗因得罪当局而入狱，卢梭在去探望他的路上翻阅了一册文学评论，看见第戎学院悬赏征求下面问题的作品：“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使道德改善，抑使道德败坏？”他的心灵顿时受到震荡，竟至昏迷不省人事，许多思想的火花在他头脑中闪现、撞击。他的应征作品《论科学和艺术》获得了一等奖，使他一举成名，同时也激发了他的自信，以至后来一发不可收拾，许许多多伟大不朽的作品从此问世。新基督教徒的传统精神、日内瓦的民主共和的土壤、法国专制主义的空前盛行，以及他那情感奔放、流浪却幽居的怠惰的生活方式、嗜书的癖好，这一切是使一个没有受到正规教育的学徒、侍从能成为一代思想豪雄的重要因素。
卢梭不但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文学家和音乐家。他是一个有爱情魔力的人，他“为他永不曾满足的爱情所征服”，而纵情于色情的梦境中。他的传奇之作——《新爱洛依丝》中饱满的热情赚得了贵妇们的热泪。1762年他的论教育的专著《爱弥儿》问世，这部经过他20年思考的巨著刚一出版，便引起了反动当局对他的迫害，卢梭不得不逃亡国外。他处于莫名的惶恐之中，在法院和教会的追捕之下四处逃亡。他的祖国瑞士也背叛了他，基督徒攻击他，似乎全世界都联合起来攻击他。直到1770年法国当局宣布对他的赦免后，他才回到巴黎定居。卢梭的晚年靠抄乐谱糊口，过着孤独凄凉的生活。1778年7月2日，这位18世纪最杰出的民主主义思想家病逝。自以为永远孤立于世上的卢梭，以自己的光辉理论点燃了人们思想的火炬，赢得了后人的尊敬和热爱。1794年他的遗骨在隆重的仪式下被迁葬到巴黎的先贤祠，得到了世人永远的崇敬。
《忏悔录》这是卢梭悲惨的颠沛流离的晚年逃亡生活的产物，是一部掺和着辛酸的自传。在历史上多得难以数计的自传作品中，真正有文学价值的，并且成为文学名著的，也许只有《忏悔录》了。
卢梭这个不论在社会政治思想上，还是在文学内容、风格和情调上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的人物，主要就是通过这部自传推动和启发了19世纪的法国文学。全书中充满一种逼人的悲愤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它是激进的平民思想家与反动统治激烈冲突的结果，其中充满了平民的自信、自重和骄傲，总之，一种高昂的平民精神。它使后人看到了一个思想家成长、发展的内心世界，看到一个站在下面指导时代潮流的历史人物所具有的强有力的方面和他精神上、道德上所发出的某种诗意的光辉。他的《忏悔录》除了是个人历史以外，还给我们留下18世纪的一份珍贵的证物。我们跟着他了解到年轻学徒的生活条件，在苛捐杂税下农民和巴黎小市民的生活条件；然后离开市民阶层，我们进入贵族门厅，外交界和财界，甚至接近了宫廷；我们参加了重大的历史事件，看到百科全书派带着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列队走过，感受到伏尔泰超群绝伦的地位。
《忏悔录》开拓了欧洲浪漫主义的道路。从此在艺术上有了开天辟地的影响。对大自然的感情，带个人感情的宗教性，包含宿命论的意识，陷入无名的忧郁，这些都是浪漫主义主人公的共性。从夏多布里昂的勒内到雨果的欧那尼，这些浪漫主义大师们都受到了卢梭的巨大影响，这些俊才并不能掩盖先驱者卢梭的光芒。时隔200多年，《忏悔录》在现代人读来，还是像作者所追求的那样，是—部戛戛独造、不同凡响的书。
卢梭的《爱弥儿》是一部讨论教育问题的小说。通过爱弥儿受教育的故事，阐明作者的教育观点。卢梭的出发点是：“一切事物出自创世者之手都是好的，到了人的手里便全变坏了。”他认为教育人就是要防止人变坏，恢复“自然人”。爱弥儿是个贵族出身的孩子，卢梭认为贵族孩子可以教好，教育能够战胜贵族阶级偏见。在这部书中，卢梭阐释了他的教育观：按儿童的天性去引导他们自由发展，让他们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去。儿童不是成人，应当把儿童当做儿童来看待，让他们成为健康、有性格、有见识、有道德修养、有新信念新价值的人。
在《爱弥儿》中，卢梭就开始了对理性及理性教育的反诘，强调情感教育，倡导以人的良心和情感去确信神的存在。卢梭在《爱弥儿》中系统地阐述了性善的问题，他肯定人类由于上帝的恩赐，生而禀赋着良心、理性和自由。良心是得自天赋的道德本能，是道德的先天原则。良心的内容是自爱和他爱。卢梭说：“人类唯一的自然个体就其广义来说，便是自爱自利。”卢梭的人性本善与当时教会的宿罪论是相对立的，教会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性是本恶的，在教育上要以权威原则和高压手段。卢梭以性善论为根据和以自由发展为原则，与封建教育展开了英勇搏斗。他反对封建教育灌输道德成训的勾当，要求养成善良习性和培养道德觉悟。这些为道德教育奠定了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