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史书，《尚书》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以德为先的德治思想，成为中国式管理的道德取向。
《尚书》又称《书经》，是夏、商、周三代历史档案文献汇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典籍之一。
关于《尚书》的作者，历来有多种说法，但司马迁和班固都肯定它是孔子编纂的。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生活在礼、乐废《诗》《书》缺的春秋末期，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把晚年的精力都花在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上面。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这些典籍作为教材，认为使人“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因此，《尚书》被尊称为《书经》，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
古代的“尚”与“上”是同义通用字，因此，“尚书”亦可称为“上书”。关于《尚书》，一般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认为“尚书”就是上古之书，“上”为上古的意思；第二种认为“尚书”是人们尊崇的书，“上”是尊崇的意思；第三种认为“尚书”是君王的书，“上”是君主、君王的意思。现在一般认为，该书因所记为上古之事而称为《尚书》。
“书”原本为史，上古时，史为记事之官，书为史官所记之史。《尚书》按朝代顺序记事，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缪公，分为《虞书》5篇、《夏书》4篇、《商书》17篇、《周书》32篇四个部分，共58篇，真实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天文、地理、哲学思想、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等，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虞书》记载我国上古唐、虞时代的历史传说，包括唐尧禅位给虞舜、虞舜的政治活动、虞舜和他的大臣禹、皋陶等人有关政治的谈话等情节。《夏书》记载夏朝初期的事情，其中有启征讨扈氏的誓师辞，其中《禹贡》篇记载大禹治水以后全国的地理面貌。《商书》记载商朝历史，其中有商汤伐桀、盘庚迁殷时告谕臣民的讲话。《周书》记载了周朝的历史，其中几篇介绍了周灭商以及周人如何巩固对殷人的统治等情况，如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周公和成王东征等，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
《尚书》各篇文体不尽相同，有“典”、“谟”、“训”、“诰”、“誓”、“命”六体，有的是讲演辞，有的是命令、宣言，有的是谈话记录。“典”即典范、经典，是人们所尊敬的书册。如《尧典》记载尧、舜的事迹和言论，古代史官认为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把它奉为经典，所以称之为“典”。“谟”即“谋”，如《皋陶谟》记载舜、禹、皋陶等人议论政治的谈话，互相谋议，所以称之为“谟”。“训”即教训，如《伊训》记载大臣伊尹教训商王太甲的话。“诰”的意思是告谕，口头上或书面上告谕别人都叫做“诰”。“誓”一般指出兵征伐或交战前的誓师辞。“命”是命令的意思。
《尚书》使用的语言、词汇都属于殷周时代的上古汉语，比较古老，因而较难读懂。韩愈说：“周《诰》殷《盘》，诘屈鳌牙。”在漫长的历史中，《尚书》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于是出现了真伪问题以及历来对它的内容文字考证注释的歧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尚书》列为禁书，规定民间所藏的《尚书》均需烧毁，之后，引起了后世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争论。汉武帝时，学者孔安国把古文《尚书》和当时通行的今文《尚书》互相校读了一遍，但古文《尚书》直到王莽时才被列入官学。到东汉时，古文《尚书》逐渐盛行，当时的大学者马融、郑玄等人为它作注释。但与今文《尚书》相比较，古文《尚书》还是不如今文《尚书》被人重视，以至于后来逐渐散佚。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蹟献出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到唐朝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命令修撰群经正义，孔颖达作《尚书正义》和陆德明著《经典释文》时，都是根据梅蹟所献的这个本子。于是它便成为官府的标准本，后收入《十三经注疏》，广为流行。
历代研究、注释《尚书》的著作很多，现今最通行的是《十三经注疏》本的《尚书正义》。清代学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是比较好的注本，吸收了清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近人曾运乾的《尚书正读》和牟庭的《同文尚书》等，也可供参考。
《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是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周奴隶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司马迁写《史记》时，采用了《尚书》的材料，或录全文，或取部分文字。《尚书》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同时，《尚书》首次提出“德治”思想，提倡以民为本，敬德保民。这一思想构成了我国传统道德思想主干——儒家道德的内核，即以德为先。在现代企业中，贯彻以德为先的管理理念，能够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提高士气，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增强企业的应变能力，并使之获得越来越多的外部支持。
《尚书》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尚书》是儒家经典之一，是封建社会士大夫必读的教科书。从管理的角度看，后世的许多观点都可以从中找到相应的胚芽，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尚书》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以德为先的德治思想。
商代的时候，人们相信天帝，相信鬼神。殷周之际，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政治制度、宗教观念、鬼神观念都发生了变化，王位的更替也发生了变化。殷末周初，周公对宗教神学进行了改造，认为社会变动不是上天主宰的，也不是鬼神主宰的，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德”这一概念，实现了理论的重大突破。
贯穿整部《尚书》的核心理念就是一个“德”字，这是基于先古政治家对于在历史中“德教必能胜于暴力”这一原则的坚定信念。在《尚书》中，自尧舜以下，夏禹商汤、文武周召，所反复告诫当时执政者的一种政治哲学，可以概括为：天命无常予，暴力不足恃。有德则得国，无德必丧邦。“德”包含政德、德教。“以德导政”和“以德治国”的理念，体现于《尚书》所有的训、诰、誓、命中。
例如，伊尹教诫商王太甲的训辞说：“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意思是，天道并无私爱，谁敬德就爱护谁。民众也没有永远的爱戴者，只有爱民众的才会被民众所爱！周武王在出师征伐殷商前的誓师演讲《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意思是，上天之眼通过我的人民而观察，上天之耳通过我的人民而听知，我的人民有灾难，责任只在于我一人！
在估量面临的战争成败结局时，周武王设立了一种衡量战争道义性质的尺度：“同力而度德，同德而度义”，意思是，力量相等就比量政德，政德相当就比量道义。因此，他认为必须在政治中倡导理性主义和用贤制度，说：“弗举哲导民康，焉曰其能知天命？”如果不推举提拔贤哲来领导人民安康，怎能说君王知晓天命？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德”就是要爱民，要重视人的生命，统治者不能一味施行毫无人道的暴力残杀。《尚书·泰誓上》中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又说：“灵，神也。天地所生惟人为贵。”这是中国最早的以人为本、以人为贵的思想，是最早的人文精神。
以德为先，统治者只有讲德，才能得到上天的帮助；只有以民为本，实行裕民政策，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因此，只有以德为先的君王才能得到上天的保佑，才有权管理一个国家。“敬德保民”的思想在《尚书》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儒家德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进而发展为修己安人、仁爱为本、诚实守信、重义轻利等丰富而系统的领导理念和管理思想，在现代组织管理中具有重大影响。
统治者治理国家需要以德为先，管理者经营企业也需要以德为先。在组织中贯穿德性管理的思想，通过提升管理者道德修养来影响组织的效能和成员的行为，达到成员认同组织的最佳状态。
在中国古代，大多英明君主治理国家采用以德为先的谋略。唐朝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清明盛世，这与他内涵丰富而深刻的“德治”思想密不可分。
唐太宗充分认识到以儒学加强教化、引导风俗和安定人心的作用，认为只要坚持不懈地宣传三纲五常，就能收到“百姓渐知廉耻，官人奉法，盗贼日稀”的效果。
李世民以德为先管理思想的核心是“重民”。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认为：为国之术，必须以民为本，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作为国君，应该清净寡欲，节己顺民，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同时，为了使自己的决策减少错误，他广开言路，求贤纳谏，做到兼听而不偏信。
以德为先也是李世民的用人准则，“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他用人惟贤、亲疏并举的政策将当时的精英都汇聚到自己的麾下，许多政策和措施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李世民具备兼听、十思、九德、自制、仁孝等德治品质，因此他创业与守业都很成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盛世。
以德为先的中国式道德取向与现代企业相结合，体现为人本主义，即重视人才、留住人才、让人才充分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