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为什么说后工业时代中管理思维必将走向多元化
当人类文明曙光出现之时，管理就已经出现，中西历史文明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管理心理、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但管理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也不过百年。1950年，彼德·杜拉克成为纽约大学的管理学教授，后来他这样评价：“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这一名称并教授这样一门学科的人。”就在这一百年中，西方管理思想与实践经过注重效率、重视组织，从战略管理到组织模式受到冲击等过程，斯图尔特·克雷纳总结了管理百年思想与实践后，无奈的提出：管理只有恒久的问题，没有终结的答案。一些企业家也指出一旦管理模式成为一种完善的体系，这种模式很快就会面临寿终正寝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经济腾飞，日本式（也有人称东亚模式）管理开始受到重视。管理学开始走向多元化。对日本管理经验，有人认为其可资借鉴的是日本首先全面引进西方管理学理念，在此基础上进而有机地进行消化和创新，使日本至今在运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治国的同时，仍能最大限度地包容和保持其民族性和地域特征。在“二战”后，日本也是学习美国人戴明的管理思想，进而开创日本企业管理的新思维和方法论，包括从基本的kanban管理、TQM到“Z”理论，强调员工的贡献和创造。这一点很值得中国学习。
西方管理学是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学科，随着计算机革命和信息社会的来临，现代社会已经不能再用工业社会来概括了。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工业社会是一个商品和产业的社会，而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信息处于后工业社会的中心地位（贝尔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后工业社会具有五个特征：（1）经济结构从商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后工业社会首要的也是最简单的特征就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和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服务业指的是除上述两种产业之外的商业、财经、交通、卫生、娱乐、科研、教育和行政工作等等。（2）区别后工业社会的第二个方面，是职业分布的变化。随着服务型经济的发展，工作重心转向办公室、教育机构和政府部门，自然引起职业向“白领职员”转移。整个技术阶层人数的增长率是劳动力总数增长率的2倍，而科学技术人员的增长率则是劳动力总数增长率的3倍。（3）轴心原则是理论知识日益成为创新的源泉和制定社会政策的依据。后工业社会，知识本身的特征发生了变化。理论知识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制定决策，指导变革的决定力量。理论的重要性超过了经验，知识被编码成抽象的符号系统（就如同一个公理化系统），使之能用以描述迥然不同的经验。实际上，理论和知识日益成为社会的战略资源即轴心原则。而学校、研究所和智力部门正日益成为新型社会的轴心机构。（4）未来方向是技术控制和技术评价。（5）决策方式使新的“智能技术”诞生。后工业社会中知识和社会问题，用韦弗的比喻，是“有组织的复合体”，即有大量相互作用变元的大系统进行管理，使之互相协调以达到特定目标。丹尼尔·贝尔等人的观察基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同样适用。中国虽然还没有成为后工业社会，但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面对如此迅速而巨大的变化，管理学也将走向融合传统和现代、东方与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多元化格局。
东方与西方并不是两个固化的概念。东方文化中蕴含着现代、后现代因素，西方文化里也是传统与人文的结晶。对于中国文化，人们常常陷入一种误区，即中国文化是死文化，只适合农业文明时代。现代西方文明也是从中世纪中发育而成，文明的创新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另外，文明的出现与发展固然与时代息息相关，也有超越时空的一面。因此对文明，不但要对外来文明保持开放、审慎的心态，对固有文明也要有谦虚的态度。全球化结合本土化，才能发展出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才能对管理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就管理实践而言，华嘉机构总裁易建湘指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特质、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特质、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特质、德国人有德国人的特质，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以西解中，还是以中解西，在实际操作层面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在日常管理中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就方法工具谈方法工具，不考虑它的应用环境、应用对象，不考虑它的应用者、应用者的发展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谈“中国式管理”是将管理放在中国这个共同的语境之中，研究中国人对管理的认识，中国人接受被人管的方式，而这一切都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不能脱离中国现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另外一个层面，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其实就是关于“人”的思想与文化，其核心点始终没有离开人与人性，始终围绕着人与人性不断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和实践。因此，中国式管理将最可能超越时间界限、地域界限，解决管理中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困惑与症结（见《科技智囊》2004年12期《中国式管理引发争鸣》）。
管理是动态发展的，没有绝对的中国式管理，也没有绝对的美国式管理。管理只能通过汲取别人优秀的东西，根据自己的企业情况，因地制宜，发展出适合企业自身的管理方法。本地化的过程是很艰难的选择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中国式管理”还在实践过程中。但毋庸置疑的是，无论道路多么坎坷，过程多么艰难，本土化、中国式还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发展方向。
八、儒家思想对提升企业文化力有哪些重要作用
2001年人类文明对话年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组织的由世界知名人士组成的小组提出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思想作为全球伦理的基本原理。近些年，中国企业家越来越关注儒家思想，而且以“儒商”为荣，他们希望通过将儒家思想之精髓融入现代企业管理之中，开拓出具有本土化特色的管理模式。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人而言，儒家文化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寻求文化认同的重要基准。尽管随着近代以来巨大的社会变革，儒家已不复成为中国人社会秩序和权力合法性的依据。五四运动以来，儒家思想被当作中国落后的罪魁，受到严重的冲击。经过“文革”，大陆地区儒家思想传统几乎被涤荡殆尽。但是作为一种绵延几千年的传统，儒家思想已经和别的中国思想资源一起融化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消失。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在道德和知识的来源多元化的现代，儒家自然不可能独霸精神价值的领域。但是中国人如果也希望重建自己的现代认同，那么一味诅咒儒学或完全无视于它的存在恐怕也是不行的。”
儒家思想发展两千多年之久，形成一整套复杂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海外新儒家学者刘述先先生概括说儒家有三种传统：（1）精神的儒家，这是指孔孟、程朱、陆王的大传统，也正是当代新儒家通过创造性的阐扬与改造力求复兴的传统。（2）政治化的儒家，指的是由汉代的董仲舒、班固以来，发展成为朝廷仪礼的传统，以纲常为主，但也杂入了道家、法家以及阴阳家的因素。（3）民间的儒家，即草根层面依然发生作用的信仰与习惯，重视家庭、教育的价值，维持勤劳、节俭的生活方式，杂以道教、佛教的影响，及至鬼神的迷信（见刘述先：《儒家思想开拓的尝试》，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儒家之绵延几千年而不绝，关键在于儒家有一种“一以贯之”的道作为支撑，这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儒家体现的人文精神，是一个逐渐向外拓展的同心圆。这个同心圆的外圆应该是开放的，从个人到家庭、到社群、到国家、到世界乃至到人类的群体——宇宙。它是向外扩展的，同时它是层层深入，进入一个人的身体，心智、灵觉、神明。儒家的修身学说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了师长，不是为了家庭，甚至也不是为了简单的社会的要求，是为了发展自己的人格，为了发展自己人格的内在的资源。但是这个已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它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从这中心点来讲人的尊严，从关系网络来讲人的社会性、人的感通性、沟通性。所以儒家里面在《论语》里提出的一个基本价值，“仁爱”的“仁”的基本价值，它有两个向度：一个为人有己，每一个人都可以阐发他自己内在的道德资源，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展他的独立人格；同时人一定要通过同情向社会逐渐地展现，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以在《大学》里面，“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实践活动从个人和社会的健康互动开始，而社会是从家庭一直到人类社会。儒家特别突出家庭的重要性。当代的儒学有很多思想家对家族，就是所谓“礼教吃人”的家族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但是近百年的历史说明个人如何和家庭、跟社会、跟更宽广的人类群体进行健康的互动并没有通过批判礼教彻底解决，相反随着家庭危机等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儒家认为这是每一个人必须要通过自己的修身哲学来发展的。修身的目的是人类全体和自然能够进行和谐、持久的和谐，人心和天道能够相辅相成。儒家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涵盖性的人文精神，要包括自然，也要包括天。由此由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扩充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也就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的普遍性的基础就是存在于天道和人道之间的一致性的设定上。“天地人，只一道也。”
《庄子·天下篇》将这个过程概括为内圣外王。对企业而言，拥有完善的管理措施和规章制度固然重要，培育能够使规章制度行之有效的企业文化同样重要，毕竟，任何管理都是由人来实施，任何制度都是从人开始。一个公司、一个社会如果只用“法”来治理，不可能形成一个具有认同感的团队。企业文化中“法”（规章制度）相对单一，容易衡量，而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却是很难量化的软指标。儒家思想正是企业文化力天平上无形的砝码。
九、禅宗对现代管理者的启示是什么
禅宗是中国佛教最主要的一个宗派。禅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古老智慧的交融与升华，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它以佛家感悟人世为核心，又融合了儒、释、道及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学问的精旨，形成一种既入世又出世的智慧，其实质是对人生的哲学感悟。中国的禅文化在日本、韩国等国的企业中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从堤文明的“西武精神”至稻盛和夫的“心的哲学”，处处流动着禅文化的奇光异彩。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传奇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朋友就是一位僧人。而国内双星集团在企业文化里引入佛教精神，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佛教自东汉年间传入东土以来，经过几百年与中国固有学术文化交流碰撞融合后，终于在唐代才完成其中国化，形成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流派——禅宗，在这一过程中，六祖慧能起了关键作用。
唐朝初年，禅宗“东土五祖”弘忍就在冯茂山（今湖北省黄梅县东北的五祖山）结庐传法。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慧能第一次拜见弘忍大师，便说出佛性不分南北的道理，慧能虽然不识字，但悟性非凡，有胆有识。弘忍见慧能出语新奇，决意将他收下。碍于他出身卑微，便派他到碓房作了个舂米行者。8个月后。弘忍大师依照惯例，打算挑选一位学禅心得最深的弟子传付衣钵，作自己的继承人。他命诸弟子各作一偈，借以观察各人对佛性的领会情况。上座僧神秀作了一偈道：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慧能听后，认为神秀并未领会禅的深意，请人代笔，作一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神秀的偈语，肯定自己身心的存在，认为要勤奋地修行，才能渐渐地达到不染尘埃的清净境界，属于渐修成佛说。慧能的偈语，却认为身、心和万事万物都是空幻的，不真实的，只有人人都具备的佛性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弘忍见了慧能的偈语，有心将衣钵传付给他，就暗中给慧能讲经授法。并告诫慧能，以他的身份地位，当此传法重任，再住此院，必被加害，嘱他速离东山返回南方。
慧能遵照弘忍的嘱咐回到岭南，销声匿迹一十六年之久，才敢投到南海（今广州市附近）印宗法师门下听法。在这里慧能再次显示出他不同凡响的天分和对佛的领悟能力。
一天，印宗问众人：你们看，那旗杆上头挂着的旗帜，被风吹着，是动还是不动？众人意见不一，议论纷纷。有的说旗帜动；有的说不是旗帜动，是风自动。慧能忽然从座上站起来，高声说：“法师！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印宗法师听说，不觉悚然。自知佛学修养不如慧能，转向慧能请教，并亲自领着徒众来到慧能住处，为慧能剃法受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