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有哪些高明的管理之道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年～649年），是唐朝第二代皇帝。唐高祖李渊的次子。隋末，李渊、李世民父子看到隋朝将亡，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在晋阳起兵，接着南攻霍邑（今山西霍县），西渡黄河，攻取长安（今陕西西安）。在唐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李世民军功甚多。他首先打败了据有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的薛举，迫使举子薛仁杲降唐；接着又打退了倚仗突厥势力南攻河东的刘武周、宋金刚；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又打败窦建德，消灭夏政权；同时迫使盘踞洛阳的王世充出降，郑随之灭亡，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世民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功业超过建成和元吉，但身为次子，不能继承皇位；太子建成亦知世民终不肯为人下，于是以世民为一方，以建成、元吉为另一方，展开了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建成、元吉，逼唐高祖李渊退位，自己称帝，是为唐太宗。次年（公元627年）改元贞观。
唐太宗即位后，慑于隋末农民起义的威力，居安思危，任用贤良，虚怀纳谏，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政策，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终于促成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唐太宗治国的方略大多记录在《贞观政要》一书中。
《贞观政要》，共10卷40篇，8万余言，作者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是一本实用的帝王教科书，是历代帝王施政行事的参照系，是现代企业管理者很有必要仔细研读的经典图书。
君主是国家政权的关键，所以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安抚百姓。如果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那就如割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吃，肚子虽然饱了，但人却死了。因此，想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世上没有身体正而影子歪曲、上面政治清明而下面混乱的道理。对现代企业来说，安民与修养自身也是一个合格领导者的必要条件。
在书中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观政要·崇儒》），在这主旨下，《贞观政要》提出了人员的识别与任用标准。《论择官》中这样写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掩其所短。”
要精当地看人识人，对领导自身也有一定的要求。
首先要求对下属要充分信任。“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贞观政要·政体》）。倘若君臣相疑，不能坦诚相待，那就是国家的危害及不幸！
其次，要任人之长。“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将无弃才，明主无弃士。”聪明智慧的人就采纳他的谋略，平常的人就使用他的力量，勇敢的人就利用他的威势，怯懦的人就看重他谨慎的地方，没有明显表现出智、愚、勇、怯等现象的人，就善加利用。所以说，优秀的将领手下没有弃才，明智的君主手下没有弃士。
再次，人员要精当。“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贞观政要·择员》）。认为人员精简并各当其职，这样就能实现无为而治了。
在此基础上，对人员的赏罚也是《贞观政要》讨论的重要主题。
正如日本学者山本七平所言，“《贞观政要》的内容蕴含丰富的哲理，每一篇都能作为现代工商企业团体经营管理的圭臬，也可以作为企业最高经营者研究读书管理哲学、检讨事业成败的题材”。
四十八、武则天的管理手段有哪些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为了攫取权力，她苦心经营，甚至不惜离弃骨肉，名声似乎不大好。然而如果抛却了道德层面的虚雾，客观地审视这位女强人，平心而论，她是一个高明的皇帝和领导者。
首先，武则天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宽进严出。武则天通过各种途径扶植庶族地主官僚，从中搜罗更多的有用之才。为此，她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寻访荐举可用的人才，经由存抚使荐举的人员，无论有没有才能，都加以试用，才高者试用为凤阁（中书）舍人、给事中，稍差一点的试用为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官员试任制度从此开始。二是准许官吏和百姓自己推荐自己，此举既可避免荐举有所遗漏，也为平民百姓提供了平等的做官机会。三是进一步发展以乡贡即由州县保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考试科目增多了，而目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唐太宗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
武则天选拔人才虽然不拘一格，但考核确是非常的严苛。对于经过试用不称职者，武则天会随时撤换，而对那些在工作中有失职或犯罪行为的人，则毫不留情地判刑甚至处死。她掌握着刑罚和赏赐的权柄以驾驭臣民，政令由自己做出，明察事理，善于决断，所以当时的杰出人才也竞相为她所用。武则天这种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用人政策，不仅达到了笼络天下人心，让天下士人为己所用的目的，而且也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使他们脱颖而出。他们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唐玄宗开创“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如在中唐以后发挥非常重要作用的狄仁杰、魏元忠、张柬之、姚崇、宋璟、张说等等，都是武则天亲手培养选拔的人才。假如不是武则天对人才的渴求以及对人才的宽容，显然不会有这种效果。
其次，对于真正的人才，武则天从不苛求，以宽容之心待之。
武则天长寿年间还发生过一个故事，左拾遗张德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张德异常高兴，便在孩子生下二天后，偷偷杀了一只羊，请亲朋好友到家里喝“三朝酒”。所请的几个哥们当中，有个叫杜肃的，时任补阙。拾遗、补阙都是朝廷谏官，所以杜肃和张德称得上是同事。本来，这是一次范围极小的私人宴请，来时包个红包，表示祝贺；吃完抹抹嘴，然后拍拍肚皮走人，什么事情也不会有。但这位杜肃先生，在吃饱喝足之后，却偷偷地带走一块肉饼，回家后便写成奏疏，然后附上肉饼作为证据，上呈武则天，告了张德一状。
第二天，武则天临朝，把张德叫到前面来问话：“听说你生了儿子，这是件大喜事，向你表示祝贺。”张德赶忙拜谢。武则天问：“请客的肉是从何处得来的？”张德是个聪明人，知道武则天的耳目很多，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她，这时候除了据实汇报，哪还敢胡编瞎话？于是赶紧趴下，磕头认罪。武则天说：“朕禁止屠宰牲畜，但红白喜事可以例外。不过你今后再有什么喜事请客，对客人也应该有所选择，不要什么人都请得去！”说完，拿出了杜肃的奏疏给他看，杜肃羞愧万分。
四十九、王安石变法得失对管理者的变革有哪些启发
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进士，在一段地方官生涯后，王安石对北宋积贫积弱、冗官冗兵的现实痛心疾首，先后向仁宗和英宗上万言书，请求变法革新，但没有受到重视。后来神宗即位，颇有一番心志把国家治理好，加上神宗之前对王安石非常赏识，君臣一拍即合，新法很快推行起来。
王安石首先推出的新法是均输法和青苗法。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交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2/10或3/10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不致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十二月，王安石升任宰相，此后变法达到高潮，先后推出的新法有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熙宁五年颁行方田均税法。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9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
此外，还有军事上的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
王安石变法，确实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史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富国的目的达到了，强兵的愿望也一定程度上实现，然而由于用人不当，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出现了与民争利，甚至侵害百姓的事情，官僚富商的利益也受到不小的触动，一些地方民怨沸腾，士人官员或为一己私利、或为民请命，向神宗控诉新法不便，反对新法的浪潮此起彼伏，王安石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面对这种局面，王安石没有积极冷静地分析变法的利弊、施政的轻重缓急是否得当，执行人员是否人当其责，也没有积极与反对派沟通，消除彼此的隔阂误会，而是抱着“天变不足恤，人言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执拗心态，与广大士人抗衡，甚至不惜对异己者打击报复，像司马光、苏轼、程颐这样的贤达名流，有的之前和王安石还是好朋友，却因为对新法持有异议而遭到排挤，苏轼更是一贬再贬，饱受流离之苦。
这种一意孤行，甚至排挤异己的做法，其实无益于新法的推行。新法虽然有很多良法美意，但是王安石在推行的过程中任人不当，注重才干而忽视品质、理想、信念，变法派内部良莠不齐，加上王安石老是听不进别人的劝诫，致使新法的弊病越来越多，最后导致人们对新法信心尽失，投身新法推行的人又多是投机钻营之徒，他们只能使新法越来越背离初衷，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反感。
五十、朱元璋以重典驭臣的历史教训有哪些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以刚猛治国，实行严峻刑法，搞得朝中上下人人自危，稍有不慎，就遭横祸，那些帮助朱元璋打下江山的开国元勋更是因此不得善终，遭到朱元璋的血腥屠杀。
皇太子的老师宋濂，是元末明初文才最为出众的人物，曾被朱元璋尊为“圣人”，来往宫中就像是朱元璋的家人一样，却因为自己的孙子牵扯到胡惟庸案中而沦为阶下囚，被贬到穷困的蛮荒之地，没几年就死在那里。刘基是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对明王朝的功绩和诸葛亮对蜀汉王国的功绩不相上下。功高震主，虽然刘基本人谦虚谨慎，甚至准备隐退，但他的高度智慧还是不能见容于朱元璋，最后朱元璋将其毒死，然后嫁祸于胡惟庸。
李善长是朱元璋的第二大谋臣和功臣，和朱元璋都结成了儿女亲家，但朱元璋对他还是耿耿于怀，必欲去之而后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和胡惟庸联姻，朱元璋便借此大做文章，指使坐罪胡惟庸案的丁斌（李善长的私亲）告发李存义曾串通胡惟庸谋反。狱吏对李存义父子施以重刑，二人熬刑不过，只好按狱吏的主意（实则是朱元璋的主意）“承认”是奉了李善长的指使。而朝廷大臣，迫于皇帝的威严，在皇帝的蛊惑之下，都弹劾李善长，说他大逆不道，一桩“谋反案”就这样炮制出来。此时朱元璋还要故作姿态，说李善长是大功臣，应法外施恩。偏偏太史又奏言星象有变，只说此次占星，应在大臣身上，须加重罚，此话正中朱元璋下怀，他顺理成章地下了一道严旨，赐善长自尽。此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所有家属七十余人，尽行处斩。只有一个儿子李琪，因为是临安公主的丈夫，得免于死，被发配到江浦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