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周易》中的战略管理思维是什么
《易经》是中国哲学、也可以说是东方哲学最古老的一部经典，有人称其为东方文化的源头。长期以来，它被尊为六经之首、三玄之冠，甚至被认为囊括天、地、人的一切知识，是古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总汇。就其哲学的本意说，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探寻人和社会存在的合理性根据；二是要探寻人和社会合理存在的可能性根据。”就其理论思维的意义说，上述两层意思又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天人之间的内在同一性的问题。
关于它的作者和写作年代，众说纷纭。旧说伏羲作八卦，“文王拘而演《周易》”。东汉马融及唐孔颖达则指出，爻辞说的多是文王以后之事，认为文王演卦辞，周公演爻辞，对前说做了修正。但今人据《周易》所反映的史实、所表现的思想以及语言特点、与其他书的关系等分析，多认为是西周末年卜筮之官根据旧筮辞编撰而成。
作为占筮之书，《周易》在形式结构上比较特殊。全书分《经》《传》两部分。《经》以八卦两两相覆，得六十四卦。卦有六爻，爻分阴（——）、阳（——）。《经》文以“九”表示阳爻，以“六”表示阴爻。六爻的顺序是从下往上数，依次是“初六、九二、九三、九四、六五、上六”。每卦包括卦画、标题、卦辞、爻辞四部分。卦辞较简单，一般作说明题义之用。爻辞是各卦内容的主要部分。每卦六爻，各爻一般依据内容的时间先后或逻辑层次安排。卦爻辞中又分筮辞与非筮辞两类。筮辞是占筮的内容和占筮结果的记录；非筮辞是作者的理论说明。非筮辞在全书中分量较少，但在表现作者的思想、主张方面则很重要。
《周易》所反映的战略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重视实践的思维方式
《周易》总是先由卦象中得到具体物象，再从这些物象中引申出高卑，下济、光明、盈亏、好恶等功能意义。中国哲学的实践经验主义正是源于此，它较少探求抽象本质，而倾向于实际的可感、可知的思维方式。
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是一项以行动为主体的活动，任何决策的制定必须以实践的思维为基础，任何决策的执行必须以务实的态度去完全，重实践的务实思维模式是企业领导者们必需的素质。
（二）领导者的忧患意识
作为一本占筮之书，它的主要职能就是防患于未然。《易》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防患于未然，化险为夷，趋吉避凶。忧患意识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永久的命题即源于此。之后，有关这个命题的论述绵绵不绝。
在《周易》看来，防患于未然的关键在于个人主观上的道德修养。《乾》卦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说君子白天进德修业，晚上反省忧虑，就不会有什么灾害临到自己。可见，只要自己修德谨慎，就能防患于未然之时。
当然，防患于未然也是一个具有实际可行的、能操作的具体技巧，这就是“早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坤·文言》）。任何突发状况都是由量的微变累积而成的，所以只有极早察觉，“早辨”，才能够免于祸患。
比尔·盖茨有句名言说：“微软距离倒闭永远只有18天”。当今社会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任何企业都必须面临这样的困境：虽然今天可能有着独家经营的优势，但很快就会有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先进的设备出现了。因此对于所有的企业管理者来讲，树立忧患意识，居安思危，高瞻远瞩，把握好前进的方向是其必备的素质。
（三）决策中的变通创新
“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不息”，“变动不居，唯变所适”，“爻者，言乎变者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周易》这部书的核心就是宇宙事物是一个永恒的循环变通，所以外国人把《周易》称为“变化之书”（Book of Change），正是抓住了《周易》的核心。
大自然的规律是任何事物的发展总要经历一个从萌芽到高潮到衰退这么一个循环过程，无论是有生命的生物还是无生命的组织皆然。对于组织领导者来讲，最大的责任就是尽可能长地保持组织的高潮期。要做到这点，《周易》的答案是“变”。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达则久”（《周易·系辞传》）。如果说忧患意识是为了防止由好变得不好，那么变通意识就是为了寻找由不好变好的途径。在《周易》中，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由好变坏，再由坏变好的永恒大循环。
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转化的，在任何一个组织里，只要能够巧妙地利用客观因素，找到好的“时”，对现有的制度、体制进行适当的微调，就能够使它长久地保持存在的理由。
《周易》里，变革和创新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物极必反，物盛则衰，事物发展的规律就是如此。宇宙中的自然事物，其变革是一个自发的、自然的过程。所以，企业的变革、产品的创新也应该是企业家的一个自发自觉的活动。哪个企业家能敏锐地洞察到应该变革时，就立即采取相应的、正确的措施实行变革，进行创新，那他就是成功者，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在《周易》体系中，主体因素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起主要作用，所以《周易》的博大与精深也必须依靠主体的实际经验来体察、感悟，无论是个人的生存、处世还是企业的经营管理都是如此。
心理学家荣格说：“如果人类世界有智慧而言，那么中国的《易经》应该是惟一的智慧宝典。我们在科学方面所得的定律，十有八九都是短命的，只有《易经》沿用数千年，迄今仍有价值。”
十八、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深意有哪些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思想家、文学家不受《论语》这本书的影响。“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出自《宋史·列传十五》，“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北宋起于五代藩镇割据之乱，赵普协助赵匡胤解除藩镇对中央的威胁，制定新朝典章，是北宋的开国元勋。《宋史》对他的评价是：“普为谋国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蓍龟圣模，宋之为治，气象醇正，兹岂无助乎。”少习吏事的经历使赵普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晚年悉心研读《论语》为北宋政治崇文重礼奠定基础。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辑录，被称为中国人的《圣经》。这本被中国人读了几千年的书，包含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与治国之道，是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由于《论语》和中国文化有着血肉联系，历代思想家对《论语》进行了无数的阐释和发挥，所以《论语》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已大大超出了这本书原初的内涵。
说到《论语》，必然提及孔子。孔子，名丘，出生于公元前551年的鲁国（今山东省南部），祖先是商的后裔。孔子的家族在其出生前已经没落，从《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来看，孔子家世贫寒，他曾在鲁国任职，五十岁时，由于政局混乱，被迫退职出走。此后十三年间，与弟子周游列国，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社会改革理想，却到处碰壁。晚年回到故乡，整理上古文献，编成六经。孔子生前已经是人们公认的渊博学者。《论语·子罕》篇记载，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这位身处达巷的无名人氏称赞孔子学问渊博，很难用某一方面的专长来概括他的成就。孔子自称对古代文明“述而不作”，其实他的学派对古代文明重新诠释，取古代文明的精华，创立了一个文明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司马迁对孔子的评价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意思是，孔子就像高山一样，他的影响无处不在。我虽然不能达到夫子的高度，但追慕的心情不会改变。司马迁读了孔子的著作，又亲自到孔子的家乡考察孔子宗庙的舆车冠服礼器，看到当地读书人在他家学习礼仪的情况，流连忘返，迟迟不愿离去。感慨道：“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虽然没有成为显赫一时的大人物，但他的影响远胜于天子王侯，明中叶以后尊崇他为“至圣先师”，可以说是不无道理的。
《论语》中孔子最主要的治国方略就是重礼，即所谓“克己复礼”。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彭林先生指出孔子对礼的阐发主要有几个主题：
第一是指周礼，就是周公所制定的西周礼制。西周开国之初，周公治理作乐，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由此确立了道德在治国理念中的主导地位，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二是体现德治、仁政的途径。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提出了“仁”的思想。礼是把“仁”具体化的行为方式。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通过严刑酷法治理国家，老百姓因为畏惧刑罚而不去触犯法律，他并没有羞耻之心。用礼来保证道德目标的实现，结果就不同，老百姓因为有了羞耻之心，不仅不会做坏事，而且会有格，即有上进心。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如果仅仅凭借规章制度来管理企业，也会出现员工“免而无耻”的结果。
第三，礼是修身的手段。孔子认为君子一方面要“博学于文”，积累深厚的知识，同时也要“约之以礼”，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见彭林：《礼乐人生——成就你的君子风范》，中华书局，2006，35～39页）。
孔子认为社会走向秩序、实现礼制的首要措施是“正名”。一次，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如果一个国君按照为君之道行事，他就不仅有君的名分，也有君的实质。如果一个君王空有其名，而没有君王应具的品质，即便在大众面前他是君王，其实他配不上“君”的名字。在社会关系里，各有责任和义务，任何人有其名，就应当完成其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孔子主张“正名”的意义。现代管理所要求“各尽其事”也是正名的表现。一个企业管理混乱的表现莫过于不在其位谋其政和人浮于事。
十九、《大学》修齐治平的现代启示有哪些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大学》道出了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合作已经成为主流的行为方式，因此懂得如何与人合作，如何管理自己及团队也成为时代的要求，就要从《大学》中学习修身与立世的道理。
《大学》原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孔子的学生曾子所作。《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大学》文章言简意赅，纲目明晰，教义深刻，是中国古代阐释道德文化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其内容主要讲述儒家的治国道理，其中包括著名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后来儒家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
《大学》中提出的“三纲领”和“八条目”，强调道德修养、修心炼己是治理人心和德治社会的前提。修心炼己、实践道德是为了以德治国，使天下太平安定，使民族回归于道德社会。
《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至善，这三点就是《大学》的“三纲领”。
“明明德”三字，既是三纲领的基石，也是整篇《大学》的灵魂。连用两个“明”字，阐释对德的认识和德的重要性。第一个“明”字，是指在理论和方法上要掌握和实践道德修养，明白修养道德的理论和方法。第二个“明”字，是指明德的关键属性和应当达到的状态。大学之道：上乘的学问，是引领人们修养德性复归于道的理论和方法，就是教人“知书达礼”的理论和方法。学习和掌握前贤以及圣人之“书”，将修心炼己、克己复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和方法全面吸收掌握，转化成为自己的智慧，从而净化和升华心灵的德性品格，既照亮自己的人生之路，也能作用于国家和民族。
第二纲领是“在亲民”。“亲”指的是仁爱、慈爱、博爱。亲生于仁德，只有具备仁德的人，才能生出亲爱之心。修持仁德是亲近众生的基础。“民”就是众生，不分贵贱善恶的民众。修身如治国。大学之道“在亲民”的这一纲领，其实质，就是对国家和社会民众的仁德。具备仁德才能爱民和亲近民众，从而达到以德治国的目的。
“止于至善”是三纲领中的第三纲。止，有根基、达到之义，大学之道的基础和根基，就是修养至善。何为至善？大公无私，仁爱众生，唯德是行就是至善。至善就是《老子·道德经》所阐释的上善。其根本是心修十善之心，要求修养道德者一心一意去实践并且做到十善的忠孝心、好善心、慈悲心、平等心、博爱心、教化心、忠恕心、和蔼心、忍耐心、勇猛心。这十善心都是上善的基本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