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我们全家都在纽约了。我们有了一个带浴室的工作室，为了有足够的空间练舞，我们清理了所有的家具，并买了五个弹簧床垫，在室内的各个墙壁上都挂上帘子，白天将床垫靠墙支起。没有床，我们晚上就睡床垫，只有一条被子盖。在工作室里，伊丽莎白又像在旧金山时一样办起了学校；奥古斯丁进了一家戏剧公司，很少回家，多数时间他都在外巡演；雷蒙德则闯进了新闻业。为了节省开销，白天我们按小时把工作室出租给一些朗诵班、音乐班或歌唱班的老师。但是由于只有一间房子，出租之后我们全家人就只能出去散步。我还记得一个下雪天，为了取暖，我们沿着中央公园不停走动，后来我们就回去了，隔着门在外面听课。有个朗诵班的老师一直在教孩子们念同一首诗，“梅布尔，小梅布尔，脸靠着玻璃窗”，老师用夸张的悲情语调一遍又一遍地朗诵，孩子们则毫无感情地跟着念，老师就大吼：
“难道你们感受不到其中的悲痛吗？用心感受一下好不好？”
这时候奥古斯丁·戴利带来了《歌妓》，他请我在其中的四重唱里担任一角。要知道我一生从没唱准过一个调啊！排演时，另外三个人说我总是把她们带跑调，所以我常常安静地站在那儿干张嘴不出声。母亲常说别人唱歌的时候都是一张庄严可怕的脸，她很奇怪我唱的时候总能保持那副甜美表情。
演出《歌妓》这件蠢事终于让我跟奥古斯丁·戴利的关系决裂了。还记得有一天他经过黑乎乎的剧院时，发现我躺在一个包厢的地板上哭泣，他停下来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他我再也忍受不了在他剧院里发生的蠢事了。他告诉我他也不喜欢《歌妓》，比我更甚，但是他得考虑财政方面的事情。然后，为了安慰我，戴利把手滑向我的背部，但这个动作反而激怒了我。
“让我待在这里有什么好？我有天赋，”我说，“你根本就没打算用我。”
戴利只是惊讶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哼”了一声走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奥古斯丁·戴利，数天之后，我鼓足所有的勇气，递交了辞职书。但是从此我对剧院厌恶十足：一夜又一夜语言和手势的不断重复，反复无常，看待生活的方式以及所有的废话都令我感到厌恶。
我离开戴利，回到了位于卡内基音乐厅的工作室，我们的钱所剩无几，但我再次穿上了自己的白色小长裙，母亲为我伴奏。由于白天我们几乎没法用工作室，可怜的母亲经常整夜地为我伴奏。
这一时期，我非常沉迷于埃塞尔伯特·内文的音乐。我根据他的音乐作品《那喀索斯》、《奥菲莉亚》、《水之女神》等创作舞蹈。一天，当我在工作室中练习时，门开了，闯进来一个年轻人，眼神狂野，头发倒竖。尽管很年轻，但他看起来已经被可怕的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后来他确实因此致命），他冲着我大吼：
“我听到你正在伴着我的音乐跳舞！我不许！不许你这样！那不是舞蹈配乐，我的音乐，没有人可以用它做配乐！”
我拉着他坐到椅子上。
“坐下，”我说，“我这就伴着你的音乐跳舞，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舞蹈，我发誓以后我再也不跳了。”
然后我伴着他的《那喀索斯》在他面前起舞。在旋律里我仿佛化身年轻的那喀索斯站在小溪边，恋上自己的影子，最后日渐憔悴，化成了花儿。这是我为内文而跳的。最后一个音符逝去之前，内文从椅子上跳起来冲上前抱我，他注视着我，眼里饱含泪水。
“你就是一个天使，”他说，“你是天才。你这些动作让我看到了我创作音乐的初衷。”
接下来我伴着他的《奥菲莉亚》、《水之女神》为他起舞，他变得越来越热情，越来越着迷，最后他自己坐到了钢琴前，旋即为我创作了优美的舞蹈配乐，他称之为《春天》。这支舞曲，尽管他为我演奏了多次，但从未把它记录下来，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遗憾。内文非常激动，他立刻提议我们应该在卡内基音乐厅的小音乐室里合作举办音乐会，他将亲自为我伴奏。
从租场地到做宣传，全都由内文一手操办。他每晚过来和我排演。我一直认为内文具有一个伟大作曲家所具有的一切潜质。要不是他不得不与疾病作斗争，他本可以成为美国的肖邦，然而正是可怕的疾病使得他英年早逝。
第一次演唱会就取得了巨大成功，后来又举办了好多场次，这在纽约引起了一场轰动。如果当时我们足够实际地请一个优秀的经理人，可能我早就开始成功的舞蹈生涯了，但是我们太无知了。
观众席中有好多上流社会的女性，演出的成功给了我在纽约不同大厅里演出的机会。那时候我根据菲茨杰拉德翻译的一首奥玛开阳（注：波斯诗人及天文学家）的诗创作了一个舞蹈，有时候奥古斯丁在我跳舞时为我大声朗诵，有时候是姐姐伊丽莎白在朗诵。
夏天来临了，阿斯特太太邀请我去她位于纽波特的别墅跳舞。母亲、伊丽莎白和我都来到这个当时最流行的避暑胜地纽波特。阿斯特太太在美国犹如英国女王在英格兰的地位，甚至比皇室成员更值得敬畏。但对我而言，她很和善，她把舞蹈演出安排在自家的草坪上，纽波特当地的多数上流社会成员观看了我的演出。我有一张当时演出的照片，威严的阿斯特太太旁边是亨利·雷尔，她周围依次是范德比、贝尔蒙特、费氏等名门望族的人。之后我又到纽波特其他家族的别墅里跳舞，但是这些贵妇是如此吝啬，以至于我们都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旅费和食宿费。而且，虽然她们认为我的舞蹈很迷人，但是没有一个人稍微有一点点懂我。总体来说，我们对这次纽波特之行感到失望。这帮人看起来都富有耀眼，但统统势利、世俗，对艺术一无所知。
那个时代，人们看不起艺术家，将其视为高等仆人。后来这种观念有所改观，尤其是在帕德雷夫斯基当政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
无论如何，就如同当初加利福尼亚的生活不能让我满意一样，我开始强烈希望找寻一个比纽约更具艺术气氛的地方。我的梦想之地是伦敦，无数作家和画家集聚在那里，比如乔治·美尔迪斯、亨利·詹姆斯、瓦茨、斯温伯恩、波恩-琼斯、惠斯勒等人。这些名字对我来说充满吸引力，说实话，纽约的所有经历让我意识到，在这里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我或者肯帮我实现梦想。
在此期间，伊丽莎白的学校有所发展，我们从卡内基音乐厅的工作室里搬到了温莎宾馆地下室的两间大房子里。两间房子每周要90美元租金，不久我们就意识到，教授舞蹈课所挣的钱根本就不够支付房租和其他花销。事实上，虽然我们看起来是成功了，但银行账户却是亏空的。温莎宾馆很阴暗，住在那里，我们除了努力去支付沉重的开支，没有一点乐趣。一天晚上，姐姐和我坐在火炉边，想办法如何弄到必需的钱来付账单。突然我大喊：“唯一能救我们的办法就是把宾馆烧掉！”宾馆的三层住了一个非常富有的老妇人，房间里堆满了古董家具和名画。她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八点整到餐厅吃早餐。我们打算在第二天早上遇到她时向她借点钱。第二天我这么做了，但是老妇人当时心情很差，她拒绝借钱给我，还抱怨那里的咖啡。
“我在这家宾馆里住了好多年了，”她说，“如果他们再不给我提供好点儿的咖啡，我就从这儿搬走。”
那天下午她确实走了。整个宾馆被付之一炬，她也被烧焦了。伊丽莎白靠着冷静的头脑冒险挽救了自己的舞蹈学校，让学生排成一队手拉手走出了着火的建筑。但是我们损失了包括非常珍贵的全家福在内的所有财物。我们搬往位于同一条大街的白金汉姆宾馆避难，几天之后就跟初来纽约一样，身无分文。“这就是命运，”我说，“这下我们必须去伦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