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伊亚是我有生以来所体验到的第一个热带城镇，舒适宜人，绿意盎然，空气湿润。这里经常下雨，穿着印花布衣走在街上的女人们，虽然被雨水淋得浑身湿透，衣服都贴在身上了，却依旧坦然自若地继续行走在雨中，不在乎被雨打湿了全身。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黑白种族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在我们吃中餐的一家饭馆里，一个白人男子和一个黑人女子同桌用餐。在小教堂里，妇女们怀抱光着身子的黑白混血儿接受洗礼。
每个花园里都盛开着红色的木槿花，到处都可以看到黑人和白人相亲相爱、和睦共处。在这座城镇的某些街区，黑皮肤、白皮肤和黄皮肤的妓女们懒洋洋地靠在楼房的窗前，完全没有大城市的同行们通常所呈现的面容憔悴、鬼鬼祟祟的神色。
我们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几天后，去了一家卡巴菜酒馆。与通常的卡巴菜酒馆一样，这里的房间狭长、低矮，并且烟雾弥漫，挤满了黑肤色的年轻男子，夹杂着同样黑肤色的年轻女子，他们全都在跳探戈。我从来没跳过探戈，不过那位年轻的阿根廷导游劝我试试。从踏出的第一个犹豫的舞步开始，我就感受到自己的脉搏在回应这种性感舞蹈的迷人而舒缓的旋律，甜蜜犹如长久的安抚，醉人犹如南方晴空下的爱情，残忍和危险犹如热带雨林中的诱惑。当这位黑眼睛的年轻导游拥着我，自信地引导着我的舞步，并时不时地将大胆的目光直直地投射进我的双眼时，我感觉到了这一切。
突然，酒馆里的学生们认出了我，围了上来。他们告诉我那晚的聚会是为了庆祝阿根廷获得自由，并恳请我用舞蹈诠释他们的国歌。我向来喜欢学生，所以立马答应了下来。听完翻译的国歌内容之后，我拿起一面阿根廷国旗包裹着身体，试着为他们表现曾经处于殖民地时期的阿根廷的苦难，以及推翻暴政重获自由的过程。我的表演很成功。学生们以前从未见过这类舞蹈，他们热情地欢呼着，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国歌，我也在歌声中跳了一遍又一遍。
我回到酒店，因为跳舞面色红润，也因为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这片土地而身心愉悦。但是我高兴得太早了！第二天早上，我的经理人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我的报道，顿时火冒三丈。他通知我，根据法律，我们之间的合约已然作废。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流阶层的家庭纷纷退票，并声称要抵制我的演出。就这样，带给我巨大快乐的聚会，同时也毁掉了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巡演。
艺术能够让混乱、无序的生活回归到和谐、有序的状态。一本好的小说，也会自然而然地发展，但是现实生活却不这样，恋情大多草草收场，如同一段乐曲中出现刺耳、嘈杂的不谐之音。而且，高潮过后的恋情，还常常伴着财务纠纷和公堂对簿。
我当初是想通过这次巡演，赚足够的钱，维持我的学校在战争期间的开支。当我收到瑞士发来的电报，说我寄出去的钱由于战时条件限制而被搁置下来的时候，顿时感到惊慌失措。我将姑娘们留在了一所寄宿学校，如果不能及时将钱寄过去的话，女校长便不会继续收留她们，随时将她们驱赶出门。我焦虑不安，坚持让奥占斯丁带上必要的钱火速赶往日内瓦，拯救我的学生们。但是我没料到的是，这样一来，我连住宿的钱都不够了。愤怒的经理人已经偕同戏剧歌剧团前往智利了，我与钢琴家杜梅斯尼尔尴尬地留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这里的观众冷漠、沉闷，而且缺乏艺术鉴赏力。事实上，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唯一成功的表演就是那天晚上在卡巴菜酒馆诠释礼赞自由的阿根廷国歌。我们不得不将行李留在酒店，前往蒙得维的亚。幸运的是，酒店老板压根儿看不上我的舞衣。
我们发现蒙得维的亚的观众与阿根廷的观众截然不同。他们热情洋溢，非常喜爱我的舞蹈。因此，我们得以继续巡回演出，前往里约热内卢。抵达里约热内卢的时候，我们身无分文，也没有任何行李。市立剧院的经理很友善，立即为我们安排了演出活动。这里的观众很有鉴赏力，反应敏捷，反响强烈，能让在他们面前表演的艺术家发挥出最高水平。
我在这里遇到了诗人让·德·里约。里约热内卢的所有年轻人都喜爱他，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有诗情。当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就会跟在后面高喊着：“让·德·里约万岁，伊莎朵拉万岁！”
杜梅斯尼尔在里约热内，与大受欢迎，所以决定留在那里。我则踏上了返回纽约的旅途。一路上，我形单影只、愁云满面，为我的学校忧心不已。去时同船的几个拳击手也没有成功地赚到钱，而今成了这条船上的乘务员。
同船的乘客中有一个叫威尔金斯的美国人，整天喝得烂醉如泥，每到吃晚饭的时候，他总是说：“把这瓶1911年的泊默里香槟送到伊莎朵拉·邓肯的餐桌上去。”这举动让周遭的每一个人都大为惊诧。
抵达纽约后，没有一个人来码头接我。由于战时条件所限，我的电报没有传送过来。我突然想到了好朋友阿诺德·金瑟，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不仅是一位天才，还是一位“巫师”。他放弃了绘画，转而从事摄影工作，拍摄的作品神秘而诡异。他的确是将照相机对准了人，并且将他们拍了下来，可是照片里出现的人物并不是那些被摄者，而是他对他们的梦幻般想象。他给我拍了许多照片，这些照片不是为了呈现我的外形特征，而是表现我的灵魂状态。其中有一张照片真实地再现了我的灵魂。
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当我发现自己孤零零地站在码头上的时候，我决定打电话给他。令我惊讶的是，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不是阿诺德，而是洛亨格林。多巧啊！他正好在那天上午去拜访金瑟，结果接到了我的电话。当他得知我一个人在码头，没有钱也没有朋友的时候，表示立刻来接我。
几分钟后，他出现在码头了。看到他那高大威武的身子，我突然找到了一种安全感。我们为重逢而高兴。
顺便提一下，你们或许已经从这本自传里看出，我对自己的每段恋情都相当忠诚，如果他们也对我忠诚的话，我断不会离开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正如我曾经爱他们，我现在也爱着他们，并且永远爱他们。我离开过一些男人，那也只是因为他们见异思迁，以及命运的反复无常。
在这场悲惨的旅行结束之际，我很高兴洛亨格林再一次来拯救我。他就像往常一样喜欢发号施令，很快就从海关那里领回我的行李，然后带着我去了金瑟的工作室。我们三人一起到河滨大道的餐馆吃午饭，那里正好可以俯瞰到格兰特总统的坟墓。
我们很开心能够再度相聚，开怀畅饮。我觉得，这次回到纽约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开端。洛亨格林当时的心情特别好。午饭后，他马上冲下楼，租下了大都会剧院，并且从下午到晚上一直忙着发邀请函，请所有艺术家前来欣赏一场大型的、特殊的免费表演。这场表演是我生命中最为美妙的一次经历。纽约的艺术家、演员和音乐家们都来了。没有了售票情况的压力，我随心所欲地跳舞。当然，按照我在战时的表演惯例，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以《马赛曲》结束了演出。在场的观众们情绪激昂，为法国和协约国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