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贝勒维，愉快的一天从早上就开始了。听着一双双小脚跑过走廊，一个个童音齐声歌唱，下楼后，就看见她们都在舞蹈教室。她们一看见我，就高声问候早安。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忘记了忧伤。只是偶尔我会想起我的两个孩子而黯然神伤，回房间哭过之后，我会重新振作。我每天给她们上课，她们是我活下去的动力。
公元100年，罗马的一座山上有一所罗马神父舞蹈学院。学校里的学生都来自最显赫的贵族家庭。他们身体里流淌着历经数百年的纯正贵族的血。他们学习文学和哲学的所有课程，但最主要的还是学习舞蹈。他们一年四季都会去剧院表演。每当需要演出的时候，他们就从山上下来，进入罗马城，参加特定的仪式，在公众面前跳舞，净化他们的灵魂。这些男孩跳得如此欢快、热情和纯洁，感染和升华了观众们的内心世界，就像良药之于病人。我创办学校的初衷，就是想重振这样的表现方式。我相信，位于巴黎近郊的“卫城”山上的贝勒维，也会像罗马神父舞蹈学院那样，对巴黎及其艺术家们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每周都会有一群艺术家带着素描本来到贝勒维。我的学校已经成为激发灵感的源泉之地，而今存在的数百幅素描作品和许多舞者模型，就是艺术家们当年在我的学校获得灵感创作的。我希望通过这所学校，艺术家和模特之间也许可以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理想关系。我的学生们随着贝多芬或者赛萨尔·弗兰克的音乐舞动，再现希腊悲剧中的歌舞队风貌，吟诵莎士比亚的作品；她们以自身的魅力宣告模特不再是可怜巴巴地呆坐在艺术家工作室里的默默无语的家伙，而是以生命的最高形式呈现的生动、活泼的完美典范。
为了更好地实现我的理想，洛亨格林打算拾起曾经夭折的兴建剧院的计划，在贝勒维的山上建一座剧院。根据洛亨格林的设想，这座剧院将成为一座节日剧院，巴黎人在重大节庆日都会前来，而且剧院将拥有自己的交响乐团。
他再一次叫来了建筑师路易斯·苏，再一次在图书室里竖起了长期无人问津的剧院模型，还把地基规划好了。在这座剧院里，我希望我的梦想能够成真，让音乐、悲剧和舞蹈艺术以最纯粹的形式结合起来。在这里，穆内·苏利、埃莉诺拉·杜丝和苏珊娜·戴斯普里斯可以上演《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或者《伊莱克特拉》，我的学生们可以充当歌舞队。在这里，我还可以举办贝多芬百年庆典，与众多学生一起表演他的《第九交响曲》。我幻想有一天，孩子们会像雅典娜或者潘神那样从山上走下来，穿过河流，来到巴黎荣军院，随后继续她们神圣的旅程，直至罗马万神殿，在那里纪念某位伟大的政治家或者英雄。
我每天都会花数小时给孩子们授课。有时候太累了，站不动了，我就躺在沙发上，挥动着手和胳膊来教她们。我似乎具有神奇的教学能力，只要向孩子们伸出双手，她们就能舞动起来。我甚至觉得，与其说我在教她们跳舞，不如说我为她们开辟了一条道路，舞蹈的精神就这样顺着这条道路深入她们的灵魂深处。
我们计划排演欧里庇得斯的《酒神女祭司》。我的哥哥奥古斯丁扮演剧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他对这部剧作了如指掌，每天晚上念给我们听；有时候，他也会念莎士比亚的戏剧或拜伦的《曼弗雷德》。邓南遮对我的学校很感兴趣，常常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午饭或晚饭。
来自初期学校的那一小批学生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姑娘了，她们协助我教导年纪尚小的孩子们。看着她们身上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看着她们那么自信、那么熟练地将我的教学传递下去，我不由得感慨万千。
然而，1914年7月，我们经历了一场暴风雨。我感觉到了，孩子们也感觉到了。当我们站在露台凝视着巴黎城的时候，孩子们常常沉默不语、闷闷不乐。天空中，一片片的乌云云集起来；地面上，神秘的气团似乎悬浮不动了。我感觉到了，我肚子里的孩子似乎也感觉到了，他越来越安静，不像先前那两个孩子般充满力量。
我觉得，为了消解悲哀和痛苦，迎接新生活，我做出太多努力，以致劳累过度。7月的日子在一天天过去，洛亨格林提议把学校里的相关人员送到他在德文郡的别墅里度假。于是，一天上午，她们全都聚集了起来，一对一对地过来跟我告别。8月，她们要在海边度过；到了9月，她们就会回来。她们走后，房子变得异常空荡荡了，尽管我百般挣扎，还是陷入了深深的消沉之中。我很累，经常长时间地坐在露台上俯瞰巴黎。我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某种来自东方的危险正在逼近。
一天上午，卡尔梅特遭暗杀的可怕消息传来，整个巴黎笼罩在不安和恐惧之中。这是一个悲剧事件——是更大悲剧的预兆。卡尔梅特一直是我的艺术和我的学校的忠实拥护者，他的死让我很震惊、很难过。
我惴惴不安、惶恐忧虑。孩子们不在这里，贝勒维显得太宽敞、太安静了。面对巨大的舞蹈教室，一阵凄切之情涌上我的心头。为了消解自己的恐惧情绪，我试着安慰自己，想象着宝宝就要出生了，孩子们就要回来了，贝勒维一定会成为活力和欢乐的中心。可是，时间的脚步真是拖沓啊，走得那么慢。一天上午，当时正在贝勒维做客的朋友博松医生，脸色苍白地走了进来，手里握着一份报纸。我看到大字标题上写着大公遇刺身亡。随后，谣言开始纷传；不久，我们得到了确切消息——战争要爆发了。我不由得相信，大事来临前必会投下阴影。我终于知道了，上个月感觉到的笼罩在贝勒维上空的阴影，原来是战争。在我打算复兴剧院艺术、筹备能够带给大家欢乐和激情的节日活动的时候，另一些力量却在暗中积蓄，准备将战争、死亡和灾难抛向人间。唉，面对这些洪流，我个人的力量是多么渺小啊！
8月1日，我感觉到了临产前的第一次阵痛。窗户外，人们叫嚷着动员的消息。天气燥热，窗户大开。我的嘶叫、我的苦难和我的疼痛，与此起彼伏的鼓声、公告宣读者的喊声交缠在一起。
我的朋友玛丽把一个铺满白色棉布的摇篮搬进房间里。我的目光一直落在摇篮上。我相信迪尔德丽或者帕特里克就要回到我身边了。动员令——战争——战争。战争真的会爆发吗？我迷惑不解。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把孩子生出来，可这似乎很艰难。我的朋友博松医生接到了征召令，已经离开了。一个陌生的医生来到我身边，不停地说：“振作点，夫人。”为什么要对一个正在经受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可怜女人说“振作点”呢？他要是对我说“忘掉你是一个女人，忘掉你要有尊严地承受痛苦，忘掉诸如此类的屁话，忘掉一切，尖叫吧、号叫吧、大叫吧——”倒是会更好些。或者，他仁慈点儿，给我一点儿香槟酒，也很不错。可是这个医生顽固得很，完全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干巴巴地说：“振作点，夫人”。护士忐忑不安地站在边上，不断地对我说：“夫人，这是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战争。”我想，我的宝宝应该是个男孩，但是他还太小，不可能去参加战争。
最终，我听到孩子的哭声了——他哭喊着——他降生了。在这糟糕透顶的岁月里，虽然我经历了那么多恐惧和害怕，但是孩子出生的巨大喜悦早已将它们冲刷得一干二净。悲哀、痛苦和眼泪，长久的等待和无边的苦恼，终于得到补偿。如果真有上帝存在的话，那么他肯定是一位伟大的舞台导演。当我怀抱着这个美丽的小男婴的时候，之前数小时的疼痛和担心顿时化做了欢乐。
然而，窗外鼓声依旧，“动员令——战争——战争”依旧。
“战争真的会爆发吗？”我很迷惑，“关我什么事？我的孩子在这里，安全地躺在我的臂弯里。他们去打仗吧！关我什么事？”
人类的欢乐总是很自私。就在我的窗外和门外，人声鼎沸，脚步声来回不断——女人们在哭泣——嘶喊——讨论着动员令；在房间里，我怀抱着孩子，竟然还在这场波及甚广的灾难面前感到无比的幸福，而且因为再次感受到孩子在自己的臂弯里而异常兴奋，仿佛自己身处天堂般。
夜幕低垂。我的房间里挤满了人，他们来为我怀中的宝宝贺喜。“现在你又可以高兴起来了。”他们说。
过了一会儿，他们一个个地告别了，只剩下我和宝宝。我轻声说道：“你是谁，迪尔德丽还是帕特里克？你终于回来了。”小家伙忽然瞪大眼睛看着我，随后就开始喘气，似乎窒息了，呼吸变得异常困难，冰凉的唇间发出一声长鸣。我赶忙呼唤护士，她进来了，看了看，一脸惊慌地抱过宝宝。接着，隔壁的房间里传来很大的动静，嚷着氧气、热水……
经过一个小时的痛苦等待，奥古斯丁走进我的房间，说：“可怜的伊莎朵拉，你的孩子，已经死了……”
我相信，在那个时刻，我遭受了人世间最惨烈的打击。他的死，让我再一次想起之前两个孩子的死——就像重新经历上一次的悲痛那样——只不过这一次又添加了一层新的悲痛。
我的朋友玛丽进来了，哭着将摇篮搬走了。隔壁的房间里传来榔头敲拢着小棺材的咚咚声。这个小棺材，而今成了我那可怜的宝宝的永久摇篮。榔头的咚咚声，似乎将彻底绝望的最后音符敲进我的心里。我躺在床上，心痛欲裂，衰弱无力，泪水、奶水夹杂着鲜血一起流了出来。
一位朋友来看我，说：“你个人的悲痛算得了什么？战争已经要了数百人的性命，伤的伤，死的死，很快就会从前线送回来。”这么看来，似乎只有把贝勒维腾出来做医院才算合理。
在战争期间，人人都表现出同样的激情。人们因为同仇敌忾的消息而振奋不已，因为让数英里的乡村和墓地毁于一旦而情绪高涨，谁能说是对还是错呢？当然，在如今看来，这种激情毫无意义，可是我们又怎么能妄下断言呢？罗曼·罗兰坐在瑞士，那颗发白的、沉思的头颅首先想到的是：有人诅咒战争，有人期待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