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拿起早上的报纸，看到有20个人死于火车事故（这些人前一天肯定从未想到过会死），或者是整个城镇都毁于海啸或洪水，这时你还会相信冥冥之中有上帝或命中注定这种事情吗？既然这样，为什么又要愚蠢而自私地想象会有一个上帝来保佑、指引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
然而，在我的生活中的确发生过许多很奇怪的事情，让我有时不得不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例如，开往圣彼得堡的那列火车没有按时在下午4点钟到达，由于风雪阻挡，整整晚点了12个小时，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到站。没有人来接我。当我下车时，气温只有零下10度。我从没遇到过这么冷的天气。穿着厚棉衣的俄国马车夫不停地用戴着手套的拳头敲打胳膊，好让血管血液流通。
我留下女仆照看行李，然后雇了一辆单驾马车，把我送到欧罗巴酒店。在俄国一个黑乎乎的早上，我一个人坐着马车前往酒店，在路上看见了一幅可怕的场景，绝不亚于爱伦·坡作品中描述的那种可怕的气氛。
我远远看到一长列黑压压的队伍走过来，弥漫着悲惨凄凉的气氛。男人们抬着一口口棺材，一个个弯腰驼背缓缓而行。车夫放慢速度，低头在胸前划着十字。朦胧晨曦中的这一切，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我问车夫这是怎么回事。虽然我听不懂俄语，但他还是设法让我明白了这些死者是前一天在冬宫前被枪杀的工人。1905年1月5日，对这些人而言是致命的日子，只因为他们手无寸铁地请求沙皇帮助摆脱贫困，要求给他们的妻子儿女面包。我让车夫停下。当这一长列哀伤的队伍从我面前经过时，我不禁流泪了，泪水在脸上冻成了冰珠。可是为什么要在黑暗的黎明时刻下葬呢？因为天亮以后下葬会引起更大规模的骚乱，所以下葬不可能在白天进行。我哽咽着，满腔义愤，目送这些抬着死难者缓缓行进的可怜的工人。如果不是火车晚点12个小时，恐怕我永远也看不到这种场面。
啊，这是没有一丝光明的悲惨黑夜，
啊，蹒跚而行的是穷人的哀伤队伍。
双眼因多灾多难而泪水涟涟，
双手因辛勤劳作而长满老茧。
身裹破旧的黑色披肩，强忍内心的悲痛凄惨，
在死去的亲人身边呻吟哽咽。
在悲惨队伍的两边，
巡逻的卫队士兵正虎视眈眈。
如果我没有亲眼目睹这种场面，也许我的生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面对这支看起来似乎没有尽头的队伍，面对这种凄惨悲凉的场面，我不禁暗暗发誓：一定要尽全力，为身处社会下层的人民群众而奋争。啊，由此看来，我以前的个人爱欲和痛苦，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啊！即便是我的艺术，如果不能对穷苦民众有所帮助，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最后，悲伤的送葬者远去了。车夫转过身，看到我满眼泪水，感到吃惊，他又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然后赶马向酒店驶去。
登上酒店的楼梯，走进豪华的客房，躺在舒适的床上，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最终伴着泪水入睡。但是那悲惨的一幕，那天凌晨黑暗中的绝望和愤怒，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我的心中。
欧罗巴酒店房间宽敞，天花板也很高。房间的窗户都是封死的，从未打开过，空气是通过墙壁高处的通风装置来流通的。我很晚才醒过来。演出经纪人来看我，好心给我带来了鲜花。我的房间里很快就堆满鲜花了。
两天之后，在圣彼得堡的贵族剧院里，我出现在当地的社会名流面前。这些看惯了装饰有华丽布景的芭蕾舞剧的外行们也许会认为，看一个穿着蛛网般希腊式束腰舞衣的年轻姑娘在简朴的蓝色布景前和着肖邦的音乐跳舞，并要用自己的灵魂表现出肖邦音乐的灵魂，是一件相当怪异的事情。但是，当第一曲舞毕，剧场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听到悲壮的序曲音乐，我的灵魂在痛苦中叹息；听到激昂的波洛乃兹舞曲，我的灵魂便恨不得完全融化在音乐里，因为愤怒而哭泣；我想起晨曦中悲惨的送葬队伍，心瑟瑟发抖，痛苦难耐。这样的灵魂居然在这群骄奢、势利的贵族观众中激起雷鸣般的掌声，真是不可思议！
第二天，有一位迷人、身材娇小的贵妇人来拜访我，她身穿黑色貂皮大衣，带着钻石耳坠和珍珠项链。原来她就是著名的舞蹈家金斯基，我十分震惊。她是以俄国芭蕾舞团的名义来欢迎我的，并邀请我去观看当天晚上在歌剧院举行的一个盛大的表演晚会。在拜罗伊特时，我已经习惯了芭蕾舞团的冷遇和敌意，他们甚至在我的地毯上撒下图钉，把我赤裸的脚都扎伤了。前后态度截然不同，我有点受宠若惊。
那天晚上，一辆温暖舒适、铺着高档皮草的豪华马车把我送到了剧院，我坐在剧院第一排摆满鲜花、糖果的头等包厢里，还有三个漂亮的圣彼得堡青年陪同。我仍然穿着我那小巧的希腊式束腰短裙和便鞋，在那些圣彼得堡的贵族和富人看来，我这副样子一定很奇怪。
我是一直反对芭蕾舞的，我认为那是虚伪而又荒唐的艺术，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是艺术。可是当金斯基仙女般的身姿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时，真像是一只可爱的小鸟或蝴蝶在飞舞，我禁不住为她鼓掌。
幕间休息时，我环顾四周，看到世上最美丽的女人，她们穿着华丽的袒胸露肩的晚礼服，满身珠光宝气，同样衣着华贵的男士侍立在她们身旁。这种豪华的场面与那天凌晨的送葬队伍恰恰形成巨大的反差，很令人费解。这些面带微笑的人，与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难道不是一样的人类吗？
演出结束后，我被邀请到金斯基的豪华府邸共进晚餐。在那里，我遇到了迈克尔大公，给他讲述了要为普通百姓的子女开办一所舞蹈学校的计划，他很惊讶。在他们看来，我肯定是个异想天开的人，但是他们还是以最大的热诚和慷慨接待了我。
几天后，可爱的舞蹈家巴甫洛娃来拜访我，我又一次被安排到包厢里，观看由她主演的芭蕾舞剧《吉赛尔》。虽然这些舞蹈动作与任何一种艺术和人类情感都是背道而驰的，可那天晚上巴甫洛娃在舞台上翩然起舞时，我还是忍不住对她的精彩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
巴甫洛娃在家里举行了晚宴。她的家虽然比金斯基的豪华府邸要朴素些，但同样也很美丽。用餐时，我坐在两位画家巴克斯特和贝诺亚中间，并在那第一次见到了戏剧活动家赛格·佳吉列夫，我与他就我对舞蹈艺术的见解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对他讲了我不赞赏芭蕾舞的理由。
那天晚上用餐时，画家巴克斯特给我画了一张素描，这幅画如今已收入他的画集中。素描中的我表情严肃，几缕卷发忧伤地垂在脸的一侧。巴克斯特有着超人的洞察力，但那天晚上他竟然给我看起手相来。他发现我的一只手上有两条交叉的纹路，“你的事业将会很辉煌，”他说，“可是你会失去两个你的最爱。”当时，这个预言让我感到莫名其妙。
晚饭后，精力充沛的巴甫洛娃又为朋友们表演了舞蹈。虽然我们离开时已是早上5点多钟，她还是邀请我当天上午8点半去看她练功，如果我乐意的话。3小时后我如约前往（说实话，当时我已非常疲劳）。她穿着薄纱练功衣在练习一些高难度动作。有一位年迈的绅士用小提琴给她伴奏，并督促她更努力些。这位绅士就是著名的大师贝提巴斯。
我一坐就是3个小时，观看巴甫洛娃的高超舞技。她刚柔并济，仿佛是钢铁和橡胶制成的一般，神色坚毅而笃定，练起功来毫不含糊。这次练功，她好像是要把身体的动作与心灵完全分离开来一样，心灵只能远远地看着这些严酷的肌肉训练而空受折磨。这与我的那一套舞蹈理论是背道而驰的。我的理论认为身体只是一个工具，用来表现心灵和精神。
到了12点，我们开始吃午饭，但在餐桌旁，巴甫洛娃面色苍白地坐着，几乎没怎么进食，也不喝酒。我承认我当时饿坏了，吃了好多炸猪排。巴甫洛娃把我送回了酒店，然后又去皇家剧院参加那些无休止的排练。我实在累坏了，躺在床上沉沉睡去。谢天谢地，幸好我没有学芭蕾！
第二天，我破例在8点钟起了个早，去参观俄国皇家舞蹈学校。在那里，我看见孩子们一排排站着，做着各种备受折磨的动作。他们用脚尖站立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就像是一些残酷而严厉的刑罚的受害者。空荡荡的大练舞房里缺少美感，也缺少灵感，墙上只挂着一张大大的沙皇画像，就像是一间刑讯室。从此我更加坚信，这所皇家芭蕾舞学校就是自然和艺术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