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莱无疑是接管艾克顿图书馆的最佳人选。那时，当格莱斯顿先生告诉我艾克顿勋爵的境况后，我便同意买下艾克顿图书馆，并允许勋爵在他有生之年一直可以使用图书馆。不幸的是，勋爵不久便不幸去世了，于是图书馆便归我所有了。而我坚信莫莱能够有效发挥图书馆的效用并最终找到它最合适的出路，但没待我说完他便答道：
“哦，其实在你买下它的那天我便预料到了。这是格莱斯顿先生告诉我的，图书馆能够安稳地陪勋爵度过他人生最后的时光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这就是我与莫莱之间的友谊，根本不用详说，便能明白彼此，但出乎我意料的是，莫莱居然并不感到惊讶。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格莱斯顿与莫莱之间亲密的友谊，他们之间心灵相通，无话不谈。然而在神学问题上，他们之间观点的差异却很大，但是艾克顿与格莱斯顿却持类似观点。
我在苏格兰大学建立基金会的那一年，莫莱作为大臣随英王出访巴尔莫勒尔。起程前，他来电说一定要来看我。见面后，他告诉我说国王对我对苏格兰大学以及家乡所给予的种种馈赠表示极为赞赏，并想知道我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
我问：“那你是怎么说的？”
莫莱答道：“我觉得没什么东西。”
“太对了，”我说，“除非他能像给你那样给我也写一封信，并在信中表明他高度欣赏我所做的一切。我将会将这封信当做传家宝一般珍藏，并且传给子孙后代。”
最终，就像我前面所提及的那样，英王给我来信了。
对莫莱而言，斯基博是最好的疗养胜地，每年夏天他携夫人都要来这与我们相聚，最后都快变成我们的一家人了。同我一样，他也十分喜欢驾艇，那种感觉美妙极了。莫莱永远是“诚实的约翰”，他从不搪塞别人，也从不说废话，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坚持着坚定的立场。他也善于观察，善于包容，拥有海洋一般的胸襟。他不总是那么和蔼可亲，适时地，他也会显出自己的一份权威。那之后，便保持沉默了。
张伯伦①和莫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先进的激进派人士。在英国时，我经常见到他们探讨各种问题。当时，英国的地方自治问题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兴趣，其风头之大，直指美国的联邦制所引起的各种争议。于是，我被邀请到几个城市，连续作有关美国联邦制的各种演讲。在演讲中我不断地强调—最自由的地方管理能体现出最强有力的国家管理，并寄给了张伯伦先生《国家的管理》（安娜·戴维斯著）一书。在张伯伦的坚持下，莫莱、格莱斯顿都曾与他讨论过相关话题。
①内维尔·张伯伦，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37～1940年担任英国首相，任内曾因对希特勒德国实行绥靖政策而备受批评。
当时，我写信给莫莱，告诉他我并不赞成《地方自治第一法案》的相关内容。但在见到格莱斯顿时，他遗憾地表示我的意见并不能为大家所认同，当然，我们还就其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谈中，我反对将爱尔兰议员从国会中剔除作为一个单独的团体而存在。这就好比我们不会允许南方各州停止向华盛顿派议员一样。
“如果他们拒绝你的相关议题，你会怎么做？”
“动用一切资源—首先，停止通信。”
“停止通信？”他顿了一顿，重复道。这很令他意外，接着他便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当中。之后我们才转换了话题。
那么究竟该怎么做呢？我指出，在美国，有很多立法机构，但只有一个国会。因此英国在这一点上应该向美国学习，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可以拥有众多的地方性立法机构，但只准许拥有一个国会，而它们的地方政府则应该像纽约和弗吉尼亚一样。然而英国并不像美国一样，拥有最高法院来执行司法程序。在英国，国会不仅像众多地方性立法机构一样拥有立法权，还囊括了司法权，立法机构甚至担负起了司法解释的责任。事实上，英国应该拥有国会来代表国家最高的权威，而不是像爱尔兰一样。所以爱尔兰地方性立法机构的法案应该经由国会下院3个月连续的圆桌会议讨论，并在草案中吸纳反对派的意见，以使法案更具备可操作性。若不考虑不同意见，法案最终只会愈发死板。当然，法案还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后来，我努力劝服莫莱接受这一观点。他告诉我帕内尔曾经提到过类似看法，只可惜未被通过。后来，格莱斯顿曾说：“事实上，这个法案需要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志同道合之士的支持，它更需要布莱恩的鼎力相助。我现在已经不想再过问此事了，这是你们的责任。”
一天早上，格莱斯顿先生的夫人在哈瓦顿说：“威廉告诉了我他与你之间的特别交谈。”
事实上，格莱斯顿先生并不是经常轻松地就真正的共和制问题进行交谈，也并不理解我对于世袭制阶层的存在所持的异议。对我来说，人们应该丢弃曾经属于他们父母的头衔。尤其是那些拥有新头衔的人，老贵族总是微笑地向他们致意。但事实上，那些头衔是拿一万英镑买来的，而这一万英镑或多或少也会被用作党派资金。
我曾告诉过格莱斯顿先生，布莱恩先生对于他在一次游园会上，以耄耋之龄冒着严寒，拿着帽子，向那些徒有虚名的碌碌无为之辈致意的惊愕与怜悯。由此，我们谈到了英国的政教合一问题，我预言未来英国对外扩张的停止之日将在我们的共识达成之时。我坚持认为，在英国废除国教运动将是大势所趋，因为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英国这样。在其他英语国家中，宗教是被寄予尊重与支持，但并没有受到特别的优待。
“你认为我们的体制究竟能够维系多长时间呢？”
这没有一个固定的日期，我回答说。在政教分离的问题上，他应该比我更有经验，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进一步指出，相较于其他幅员辽阔的国家，英国的人口肯定会有所减少。他接着问：
“你能预测一下英国的未来吗？”
我提到了希腊在古代世界中的地位，也提到了乔叟①、莎士比亚、斯宾塞、弥尔顿②、伯恩斯、司各特、斯蒂文森、培根、克伦威尔、华莱士、休谟、达尔文以及其他众多著名的英国历史人物，他们能出现在英伦三岛，这绝非偶然，天才从来都不是依靠物质基础决定的。许多年以后，英国也许不再会成为一个工业国，但是这并不表示它的衰落，恰恰相反，它会在其他领域有所发展，会变成一个现代希腊，从而在其他国家中扮演起精神领袖的角色。
①杰弗雷·乔叟，英国诗人，主要作品有《坎特伯雷故事集》《公爵夫人之书》。
②约翰·弥尔顿，英国诗人、政论家、民主斗士，清教徒文学代表。
他揣摩着我的话，反复地叨念着：
“精神领袖，精神领袖，我喜欢，我喜欢。”
从前，我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么喜欢和一个人聊天。在哈瓦顿时，我拜访过他。最后一次见格莱斯顿先生是1897年冬在戛纳兰德尔的家中，当时他已经病得十分厉害了。但是他依旧富有魅力，待我弟妹露西尤其殷勤。虽然这只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但他却给露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离开时，露西感叹道：“一只病弱的鹰，一只病弱的鹰。”真的无法形容那天我所见到的苍白而又虚弱的格莱斯顿。他是一个伟大而真诚的好人，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他确定配得起“世界第一公民”的称号。
我写《民主胜利》一书是缘于意识到世人对新兴的美国很陌生，甚至英国人也是如此，即使是因为了解到的一部分也受到歪曲。那么杰出的英国人居然没有听说过美国的共和制，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永远都不会忘记1882年与格莱斯顿先生的第一次谈话。那时，我谈到现在大部分英语国家的人民都是共和主义者了，君主主义者只占一小部分。
“为什么，怎么可能？”
“哦，格莱斯顿先生，”我说，“在美国，说英语的人比大不列颠和它所有殖民地加起来的总人口还多，甚至就算英国殖民地再多一倍也没用。”
“啊？你们的总人口是多少？”
“6600万。而你们的还不到一半。”
“我的天，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提到国家的财力，事实同样令他震惊不已。根据1880年的统计数据，美国这个立国仅仅百年的年轻共和国的财力可以买下整个英伦三岛和爱尔兰，并且在偿还完英国的债务后仍旧绰绰有余。但最令他吃惊的还是自由贸易的问题。当时，我提到，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后来，我记得霍尔丹大法官也曾犯过同样的错误，称英国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我引用了一组数据：1880年，英国工业的产值为8.16亿英镑，而美国的则为11.26亿英镑。听到这里，格莱斯顿只说了一句话：“难以置信！”
接着，我还说出了其他一些令他吃惊的事实。他问道：“为什么那些书没有用简单明了的形式把事实告诉全世界呢？”
当时，我正在为《民主胜利》收集材料。我告诉他，我写作此书的目的正在于此。
《环游世界》与《英伦三岛的北美四架马车》并没有费我多少工夫，但《民主胜利》就是个例外了。这本书的准备工作是从1882年开始的，它需要扎实而艰苦的工作，需要详尽的数据材料。但是我愈是深入研究，便愈发乐在其中。好几个月里，我的头脑中充满了各种数据。时间不知不觉地流走了，有时已近黄昏，但我依然觉得仿佛是在正午。过度的劳累引发了我第二次重病，要知道当时我还料理着生意。思虑再三后，我才确信自己能够重新开始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