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全力劝阻司各特先生在获得足够的资金之前开始这一庞大的工程（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因为仅靠暂时的贷款是建不成几千英里的铁路。另外，我已经支付25万美元购买了一些股份，这是在我从欧洲回来之后，他特意为我保留的，尽管我从未赞成过这一安排。但我不可能把本公司利益置于不顾，去照顾他人的得失。
我知道，在60天内根本无法偿还摩根银行的贷款，更别说支付我的那一部分了。另外，除了这笔贷款外，还有其他六笔贷款。我和司各特先生在生意场上彻底地分道扬镳了，此时的痛苦胜过以往任何时候。
此后不久，灾难又一次降临了，那些商界巨富的突然逝世震惊了全国。我怀疑司各特先生的突然早逝源于他不堪忍受这样的耻辱。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而非高傲之人。正在来临的失败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麦克马内斯先生和贝尔德先生也是他的合伙人，他们不久也辞世了。这两个人和我一样都是制造业主，本不应该涉足铁路工业。
在商海中航行，没有比签署商业合同更危险的礁石了，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如果他扪心自问的话，这还很容易避免的：第一，我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冒险；第二，我是否甘心为朋友而损失这笔钱。如果这两个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就义无反顾地去做吧，反之则别做。如果他足够明智，并且可以十分肯定地回答第一个问题，那么他就应该想想，依照朋友的请求投入他所有的资本会不会更好。答案一定是肯定的。一个人只要还有责任和债务，那他就应该为债权人小心翼翼地支配他的钱。
尽管我拒绝签署摩根银行的续借条款，朋友们还是邀请我第二天一早一同前往纽约，以便在车上再做商议，我很乐意这样做。安东尼·德雷塞尔也被邀请与我们同行。途中，麦克鲁夫先生环顾四周，感叹道，这节车厢里只有一个聪明人，其他的人都是傻瓜。因为只有“安迪”已经为他的股份付过了钱，因而只有他不欠一分，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其他人都应如此。
德雷塞尔先生希望我能解释一下我是如何避开风险的。我回答说：严格遵守自己信奉的原则，对于那些我没有把握的事情，绝不轻易涉足。或者，引用一下一位西部朋友的话：不要踏入那些你无法趟过的河流中去。而铁路这条河对我来说太深了。
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我不仅使自己，还使我的家人远离了麻烦和困扰。事实上，在我们的合作协议中规定：除非为了公司的利益，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数额较大的款项。这也是我这次坚决拒绝借钱的原因之一。
在此期间，我不断地到欧洲去处理其他各类债券的事宜，并总共售出了300万美元的债券。当时，纽约还没有因为大西洋电缆的开通而成为像伦敦那样的金融中心，而伦敦的银行家们则宁愿把钱借到巴黎、维也纳或是柏林，获取一点少得可怜的利息收益，也不愿把钱放在像合众国这样充满机会与风险的投资场所。弟弟汤姆和菲利普斯先生运营钢铁业务十分成功，即便我离开好几个礼拜，也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而他们却担心我将从制造业转入金融和银行业。我的成功给我带来了广泛的机会，但是我对制造业更情有独钟。我希望能够做些切实有利的事情，因此，我继续投资扩张我在匹兹堡的业务。
最初为凯斯通桥梁公司建立的小车间已经换成他用。我们在劳伦斯威尔买下了10英亩的土地，新建了规模庞大的工厂。不断的投入使得联合钢铁公司成为全美该行业中的领导者，可以生产各种各样的钢材。我们的事业前途远大，我在其他领域所获得的利润，都被拿来扩大我们的钢铁产业。我本打算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朋友一起，在西部投资铁路建设，但渐渐地我把资金撤出，决定彻底和“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句谚语对着干。我信奉的是：“将所有的好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然后保持特别的审慎。”
在任何一个行业，只要想干得出色，那你就必须成为这一行业中的龙头。我不赞成到处撒网的做法，以我的经验来说，我知道很少有人在多元化经营中能赚到大钱的—最起码在钢铁制造业一个也没有。成功的人是选择了一个特定的行业，然后盯住不放的那些人。奇怪的是，很多人并不看重投资于自己的企业而获得的丰厚收益。世界上的每一家工厂都需要更新设备。然而厂主们却舍不得花钱添置机器，更新设备，反而越过自己的领域进行投机，以便赚取红利。我所认识的大多数的实业人士都投资于银行、证券以及那些和他们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而不去发掘自己工厂中的金矿。
我一直在坚持这种信仰，事实上，这使我能比别人更好地管理我的资金。一个商人一生中遭遇的最大挫折往往并不是因为投资于他的本业，而是对他并不在行的领域进行投资。奉劝年轻的朋友们，不仅要把你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到你们的事业中，而且还要把你们的每一分钱都投进去。如果有的企业已经扩张到了极限，而又找不到其他有成长性的行业，那么就把剩余的资金投向一流的证券，这样就能获得稳定可靠的收入。对于我来说，我很早就拿定了主意：即全力投入到钢铁制造业，并成为龙头。
英国之行给予了我很好的机会去结识钢铁业中的著名人物—贝西默①是其中的佼佼者，还有罗西安·贝尔②爵士、伯纳德·萨穆尔森③爵士、爱德华·温莎·理查兹④爵士、爱德华·普里查德·马丁⑤以及宾格力、埃文斯等，他们都是这个行业中的翘楚。我被选入理事会，很快又成为大不列颠钢铁行业协会的主席（我是第一个非英国公民主席）。对这个荣誉，我高度重视，尽管最初我也曾推辞，因为我住在美国，再加上自己的事业，我担心会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履行主席的职责。
①亨利·贝西默，英国工程师、发明家、商人，贝西默炼钢法发明人。
②罗西安·贝尔，维多利亚时期钢铁制造商，华盛顿自由党政治家。
③伯纳德·萨穆尔森，英国实业家、教育家、自由党政治家。
④爱德华·温莎·理查兹，英国工程师、钢铁制造商。
⑤爱德华·普里查德·马丁，英国工程师、钢铁制造商。
当年，我们因为建造桥梁而不得不介入钢铁制造，生产熟铁。现今，我们认为应该生产生铁了。这便直接促成了1870年露西高炉的建造（如果当时能充分意识到这一项目的重大意义，我们一定会推迟实行）。我不止一次听到钢铁业的老前辈对我们这个迅速成长和膨胀的新企业做出不吉利的预言，但我们并未因此而止步，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和信用来建造一座高炉。
预计的成本还不够实际开支的一半，这是个巨大的考验。克鲁曼先生对于高炉的运转一窍不通。即便如此，也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问题。露西高炉（我以弟媳的名字为它命名）的产量远远超过了我们可以想象的估计，当时一座高炉每天100吨的产量可谓空前，我们开创了纪录，许多参观者啧啧称奇。
然而我们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几年中时有危机出现。战时，钢铁的价格由每磅9美分降到了每磅3美分，期间，许多公司破产，为了调集资金应付紧急状况，财务经理忙得焦头烂额。在多次事故中，公司的信用也经受了重大考验。在公司的各个部门中，生铁制造厂还是让我们操了不少心。英国著名的惠特威尔兄弟公司生产的高炉当时被广泛使用，而惠特威尔先生则在参观我们的露西高炉时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我把我们当时的难题抖了出来，他立即指出：“那是因为料钟的角度不对。”
他还解释应该怎样进行调整。克鲁曼先生不太相信。我力主制造一个玻璃的高炉模型，另外再做两个料钟，一个还是按露西高炉上的式样，一个按惠特威尔先生建议的那样。很快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做了试验，结果正如惠特威尔先生所预料的那样。我们的料钟将材料分流到高炉的两边，中间气流只能部分地透过去，依然密集着很大一部分。而惠特威尔则让材料从中间通过，其余都留在周围。两者的效果完全不一样，露西高炉的麻烦解决了。
惠特威尔先生是一个多么善良、大度的人啊，他没有狭隘的嫉妒之心，毫不藏私！作为回报，我们的有些部门学到了一些新东西，也跟他互通有无，以便能对他的公司有所帮助。（今天，在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为这兄弟俩中的一人依然健在感到无比欣慰。我们的友谊历久弥坚。他是我的前辈，曾在我之前出任大不列颠钢铁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