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巩固朱家王朝，一方面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制度；一方面又实行与中央集权制度相矛盾的政策，即分封诸皇子为王，用他们“屏藩王室”。这都是他的内向性防御的部署。
朱元璋把他几个最优秀的儿子都封在边塞重地。这样，既加强了边塞的防御力量，也控制了握有兵权的边塞大将，可见朱元璋的用心良苦。明史记载说，当时，皇上非常关注边防，要求每个皇子都要习武练兵，被分封的诸王都主管军务。尤其是晋、燕二王，特别被寄予厚望，多次奉命带兵出塞并筑城屯田。当时的边塞大将都受藩王节制。后来又下诏秦、晋二王，军中大事奏请皇上，小事自行料理。
朱元璋总结前朝经验，总结宋元以来未实行分封的教训，认为皇室羸弱的原因是关键时刻无人拱卫王室，因此必须依靠宗亲力量护卫中央政权。在《拟封诸子诏》中曾说：“众建藩辅，就可以使天下坚如磐石，大封土疆。就可以增近亲亲之谊，这个古今通谊的办法，我怎敢不用呢？”这样一看，分封还是为了集权。
这种防御性政策自永乐后深植于明朝历代皇帝的血液中。明代税收的不足和长时间多次遭受外族侵扰，导致了这一基本策略在有明一代贯穿始终。只有明成祖时，国力增强，为了夺取对蒙古的主动权，肃清边境，他曾五次出征漠北，虽然也取得显赫的功绩，但最后耗尽了国力，本人也卒于军中。自此，大明朝再无野心。
大概西方文化比较重要的是宗教与科学，而中国文化比较重要的是道德与艺术。这是双方文化体系结构的不同。宗教与科学两部门有一共同点，都是对外的。宗教讲天、讲上帝，科学讲自然、讲万物，都在人的外面，而道德与艺术都属人生方面，是内在于人生本体的。道德是由人生内部发生。中国文化里讲艺术，亦由人生内部发生，与道德是大致相同的。所以西方文化精神偏向外，中国文化精神则偏向内。
———钱穆，《中国民族性》第188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三. 清朝的双驱型守业模式
清朝的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一个逐渐被汉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汉制对满习的斗争过程。
由北边的满族起家，清和元人一样依靠军功战马荡平东北，而后在入关之初即开始接受并汲取中原汉文化的要素。入关称帝之后，清廷之内的众多举措也同样越来越接近于华夏文化的传统模式，甚至可以说，它基本上是中国华夏文化的另一继承人和发展者。尔后综观顺、康、雍（公元1644～1735年）时期，中央自大学士、六部、九卿，人员基本上满汉各半；一切制度承袭明朝；一切文书皆由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汉语成了满、蒙、汉各族通用语言；尤其是孔孟之道成为共同的思想信仰，佛教、道教成了共同的宗教信仰，如此等等，标志着“满汉一家”已基本实现。
顺治康熙大力破除满习，满汉一家始见雏形
这种满汉双驱型的守业始于顺治。顺治对汉文化的孜孜不倦和狂热的喜爱，使他下决心进行汉化，自然这其中也有着不小的政治目的。他兴文崇教，努力地维护封建皇权的至上，因此，他尤其倡导儒家思想。这从一定意义上缓解了满汉之间隔阂，甚至仇视的关系，特别是对争取和安抚汉族士人起到了积极影响。
顺治帝亲政后发现，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的现象非常严重，他决心给予改变。顺治十年正月初三日，顺治帝告谕内三院：“朕思大小臣工，皆朕腹心手足，嗣后凡进奏本章，内院、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等衙门，满汉侍郎、卿以上，参酌共同来奏。”
顺治帝的这项措施加之清朝有取舍地沿用了明朝的统治模式，使得这套满汉相对均衡的决策机关更加能够行之有效，初具本土化双驱型守业的雏形。
康熙一上台，马上瞄准了政治上的两个庞然大物：一个三藩，一个鳌拜；一个是汉文化的标志，一个是满文化的象征。年轻的康熙，是政治家的眼界掺杂年少的轻狂，毫不手软地对两个与自己父亲都有密切关系的政治强势动了手，而这一动手，又自然地把文化的处理方式同顺治和多尔衮完全叉开。他想要的是一种平衡，这贯穿了他治国方略的始终。比如避暑山庄和紫禁城，一个在关外，一个在关内，尽管两者间有长城在地理上进行阻隔，然而由于康熙多次亲自带着众多的人马木兰秋弥（围猎）而格外亲密。
康熙选择了两种文化的共存共荣，互不排斥，由于文化上的并驾齐驱，就自然地形成了北京与承德两个政治中心。
康熙在做形式变更的同时，又在内容与实质上下了工夫。一方面，康熙躬行实践，自己就是一个汉文化的大儒，经常找一些饱读诗书的汉族书生进行辩论切磋。他特别钟情于朱熹，亲自组织编撰了《朱子大全》、《性理精义》，当然，这也是出于朱熹对于封建伦常的道德约束作用；此外，他还修编了内容空前庞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编撰了至今对研究古文还有重大参考价值的《康熙字典》。另一方面，康熙承袭了满文化的血统，骑马射箭，样样皆精。每一年，他都会带领大批的侍卫随从去承德，举行声势浩大的木兰秋弥，还自称是打虎能手。这话真假暂且不论，但康熙的体健力行，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皇帝中所少有的。正是因为康熙本人的精神矍铄，才使年近垂暮的封建王朝格外年轻。
康熙皇帝内心的开放性使得他愿意接受各种影响，汉文化甚至是西方文化。在汤若望等人的影响下，他走在了中国近代化的前沿。他对于汉语、儒家典籍的兴趣，使得他拓展了满族文化的狭隘心理，使人口、传统资源都明显处于劣势的满族人最终巩固了对庞大中国的控制。在这之中，尤以康熙十八年的特科———博学鸿儒颇受瞩目。
清廷的权宜之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在实际上是宣布明朝已经不复存在，并且笼络明朝遗老及降清明臣。康熙帝通过对封建史学思想的采用和改造，形成了清朝的史学“公论”，淡化了人们的故国之思，清朝的统治也逐渐趋于稳定。
乾隆汉化也保持满习，双驱模式发展成熟
乾隆在吸收汉文化的广度和深度上超过了他的祖父康熙。他一生倘佯于汉文化的海洋之中，从容不迫，挥洒自如，达到了极高的造诣，自谓“即以汉人文学而论，朕所学所知，即在通儒，未肯多让，此汉人所共知”。
他一生尽情地享受着汉族物质文明带来的一切乐趣，他喜欢吃苏州菜，喜听昆曲，陶醉江浙山水，迷恋南国园林，甚至还有江南女子为妃。乾隆之所以如此全面而深入地接受汉文化，不能排除他确有耽迷其中的快感和日积月累养成的习惯，但主要是政治上的需要使然。作为统治着汉人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一个大国的少数民族帝王，不深通汉文化显然是无法胜任的；汉文化的造诣不超
过汉人通儒，也和他的个性相悖。再一点尤其不可忽视，那就是乾隆坚信自己满洲内核的坚强，即使稍入汉习也能“出污泥而不染”，也能玩物而不丧志。乾隆一点儿也不担心自己，他深为忧虑和时刻警惕的倒是本民族内那些不善把握自己的意志薄弱者。
乾隆不愿皇子学自己的样。十一阿哥永瑆喜爱汉文化，年仅十四岁时自取别号“镜泉”，乾隆为此特召见大学士、军机大臣当面对孩子加以训责，先称自己雅号“长春居士”实由皇父所赐，然后大加发挥：“饰号美观，何裨实济，岂可效书愚陋习，流于虚谩而不加察乎？设使不加省改，相习成风，其流弊必至令羽林、侍卫等官咸以脱剑学书为风雅，相率而入于无用，甚且改易衣冠，变更旧俗，所关于国运人心良非浅显，不可不知儆惕！”
乾隆在位时，天下承平已久，八旗劲卒，习于安逸，满洲文士亦渐染华风，虽然汉文博大精深，其中不乏良品，但满人的学习却往往流于表面，这与他们原来的塞外苦寒生活不无关系。如何抵制住汉习日益严重的浸淫衍溢，保持满洲本色，是乾隆萦怀于心的大事。重骑射、尚武勇，保持衣冠、语言、姓氏之类的说教固不可少，但时势毕竟变了，这些也都往往流于形式，没有实际意义。乾隆为此苦心孤诣地探索和传承着一些如木兰秋弥、东巡谒祖等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制度，并将其悬为“家法”，令后世子孙恪守勿失。同时，对满洲精英们流于粉饰虚夸、玩物丧志，以至蹈入汉人科甲朋党陋习的倾向进行大力整饬。乾隆还注意到八旗子弟“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俗”的汉化倾向，主张必须坚持说满语，以保持满洲贵族集团在朝廷中的优势地位。乾隆主政的六十年，是满汉文化交融的极为关键的时期，由于乾隆民族意识的清醒和整肃措施的得力，因而卓有成效地维护了满族的个性。
满洲人原来的维系方式是血缘，未完全汉化的部落酋长式的统治思想还依旧存在，使得这些称得上“英明”的统治者也有意无意地维护着满洲人的“特权”，这也给当时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产生不好的影响。而且这种不平等和民族歧视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
清朝实行的是“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在中央机构中有所反映。中央六部长官设满汉复职，但实权操于满官之手。为了保证满洲贵族统治地位，清朝特设“官缺”制度，所有官职岗位分为满官缺、蒙古官缺、汉军官缺、汉官缺四种，不同官缺只能由本族人出任或补授。作为要害部门的重要职位，如理藩院、宗人府及各类重要的府库全部为满官缺，各省驻防将军、都统、参赞大臣、盛京五部侍郎等也全部是满官缺；而地位卑微的小官职，如迎来送往的驿丞则全为汉官缺，不得任命满人担任。地方大员等虽满汉兼用，但近畿和要隘多用满官。康熙时汉人督抚“十无二三”，乾隆时巡抚“满汉各半”，但“总督大都是满人”。直到咸丰以后，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力量得以壮大，汉官在地方大员中才渐居多数。
在法律上，清朝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赋予满人各种司法特权。凡属满人违法犯罪，一般可享有“减等”、“换刑”等特殊优待。对满人案件的审理，由特定司法机关管辖；对满人的监禁，也不入普通监所；宗室贵族入宗人府空房，一般旗人入内务府监所。
虽然在政策上存在着种种的弊端，但无疑他们的努力并没有付诸东流，大清朝在他们的积淀之下走过了两百多年，不可谓不长，而康熙乾隆一脉相承，更是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也是最长的盛世，他们对于满汉融合所作的努力还是让人钦佩的。
本土化历史的比较，元清两代守业得失谈
鉴于清朝几百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的同化对于稳固统治有着巨大的意义。从今上溯几百年，还有另外一个外来民族“光顾”过华夏的土地，它就是强大的元朝。但元朝的统治为何只有百年的短暂寿命？问题的到来，就引出了民族意识的过分保持与汉化迟滞两个答案的出现。不难发现，是蒙古集团内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使得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过早地崩溃了。
蒙古族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临尊中原的，他以一种胜利者的心态深深地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特点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蒙古人带着这种优越感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中，汉人和南人处于最后。如果他要推崇儒家文化的话，那么南人和汉人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要提高，面对这个矛盾蒙古人采取了形式上的运用，也就是说在蒙古贵族有意识地采用汉制的时候他们是把它当做权宜之计的。
从元朝统治者多数都不识汉文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他们对汉文化反应的迟钝性。谈到蒙古贵族对汉地制度认识粗浅隔膜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孙为皇储，授给他“皇太子宝”，武宗因其弟协助夺位有功，也立他为“皇太子”，后来明宗同样立其弟为皇太子。这要在汉制中绝对是非常荒唐的事，即使在满族统治的清王朝，也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元朝之所以出现这种荒唐的事，就是因为蒙古统治者昧于汉，错误地将“皇太子”当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还有一桩事，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泰定帝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将皇太后之号升格为“太皇太后”，大臣自当力争，指出“与典礼不合”，此事方才作罢。细节的东西，就可以体现整个元朝对于汉化问题的衰弱性。不正视问题的存在，不更好地协调与吸收，就注定了元朝统治者们与整个历史发展潮流的悖逆，其过早的退出历史舞台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里，民族的本位化和中原的本土化的选择决定了两个大帝国截然不同的命运，清朝在深植于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同时，积极地实行中原本土化治理，这为其安定团结打下了基础，也为其开创盛世创造了条件。这种满汉双驱型的道路保证了清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复杂的民族条件下的一定时期的安定，这种创新也是值得现代跨国企业思考和学习的。
中国人性格和文明是极其强韧的，证据如下：
1.虽说中国人被蒙古人、满洲人征服了，但结果却是中国人取得了胜利。
2.中国人和其他种族通婚的结果，其子总是有中国人的特点。
3.基督教公元505年进入中国，后被中国人改变，衰灭了。
4.犹太人也曾进入中国，有数千人，最终也被同化了。
5.回教之所以没有基督教、犹太教那样惨，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但并没给儒教任何影响。对中国人的多神教也无可奈何。
———贝施福，《中国民族性》第22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