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是周代以前的文物典章制度，其中记录着从传说中的尧、舜、禹三圣王到夏、商、周三朝代的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因此，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就与管理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儒家管理智慧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为政以德”的管理方式。突出管理活动中的价值取向，重视领导者以身作则的引导作用，兼顾宽严并济的控制手段。
第二，“修己安人”的领导方式。从“修己”———管理者的自我管理，到“安人”———对管理人员的管理，再到“安百姓”———满足民众的需求，循序渐进，融为一体。
第三，“义利合一”的经营方式。主张“义以生利”、“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义利合一”，力图解决“义”与“利”二者之间的矛盾，把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融合起来，统一起来。
———黎红雷 中山大学中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一. 儒家智慧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儒家学派概述及其理想管理目标
儒家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首。据胡适等学者的考证，最早的儒是指殷商遗民中那些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特殊阶层，他们穿戴殷商古衣冠，习行殷商古礼，在政治上依附于新的周统治者，在文化上“先进于礼乐”，成为古代文化的主要传授者。所以许慎《说文解字》称：“儒，柔也，术士之称。”而据郭沫若考证，“儒”本是鄙称，儒家这一称号，也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应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总之，正是孔子于“学术下移”、私学勃兴的春秋晚期，创建了以“道德仁义”为宗旨、以“礼乐正名”为特色的思想体系，使得儒由术士的泛称成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学派。
虽然自孔子开创儒家学派之时，即已确立其基本文化内涵与思想倾向———“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汉书·艺文志》）———但伴随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儒家思想一直在进行着漫长的自我丰富与自我完善。
战国时，由于师承关系的不同及其他学派的影响，“儒分为八”，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孟子代表了儒家中的理想主义一派，而荀子则是儒家现实主义一派的代表。儒家的这种内部分化显然使儒家思想更趋深化与丰富。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家学说取得了正统地位，此后的儒学思想又在各种不同的历史环境下，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适应当时历史环境的儒家学说来。具体来说，在两汉，有以董仲舒和刘歆等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以及谶纬之学，它大量汲取了阴阳家、墨家、法家、黄老道家思想；在魏晋，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在隋唐，有王通熔“儒、佛、道”三教于一炉的新学以及韩愈等为排佛而倡导的儒家“道统”说；在宋明，有兼取佛道思想的程朱派理学和陆王派的心学；清代前期有汉学、宋学之争，清代中叶以后又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
到五四时期，虽然儒学遭到空前大难，但现代新儒家已经萌发。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梁漱溟挺身而出为孔子辩护，举起了儒学复兴的旗帜，成为新儒家的前驱人物。从那时到现在的几十年当中，以复兴儒家为志业者大有人在：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张君劢、钱穆、冯友兰等人可为一阶梯，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方东美等人又可为一阶梯，杜维明、刘述先等又为一阶梯……可以说，现代新儒学已成为21世纪中国的重要思潮，正在为现代化的中国发挥着其始终如一的经世之用。
儒家所憧憬和企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安定、和谐与统一的治平之世。从孔子的天下归仁、近悦远来、“四海之内皆兄弟”，孟子的政治清明、君民同乐、百姓“亲睦”，到荀子的上下协调、“群居和一”、“四海之内若一家”等等，无不勾画出一幅社会稳定和谐的美妙蓝图。为了达到这样的理想管理目标，儒家力倡在“人性可塑”的基础上，以修己之学的“仁”、治人之学的“礼”为支柱，以“中庸”为实践方法，以“和”为总则，通过修己安人达到内圣外王的社会实践。
儒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孔子与《论语》
儒家“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汉书·艺文志》）。仲尼即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出身士家，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曾任鲁中都宰，升司寇，后周游列国。晚年致力于学术和教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为道德的合理性提供了最终的依据，并因之“确立了深邃、严密的贯通天人的‘性命’（尽性至命）修养学说”。
在孔子的学术体系中，“仁”、“礼”、“中庸”、“和”是四大支柱。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与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被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中和论”，三者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中修己是治人的基础，治人是修己的归宿；修己和治人两大部分思想内容以“中庸”为实践方法，以“和”为总则。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当然要受到特定时代经济、政治因素的种种制约和影响，但一种文化传统，尤其是其深层文化精神，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成为一个具有生存、进化、适应能力的文化生命。”（徐克谦《略论孔子的文化生存与承传意识》）有学者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都收在孔子手中；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都是从孔子手中放出来的。此话也许有点夸张，但也确实并不为过。孔子的学说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显赫而居中制衡的历史地位，已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如今，虽然产生《论语》的时代环境早已改变，但其深层的文化精神却以顽强的生命力影响着世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论语》成书年代约在战国初期，即公元前400年左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论语》、《孝经》等书在汉文帝时即被立于官学，置博士讲授。到了唐代，《论语》被列入经部。南宋时，朱熹把《论语》、《孟子》、《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为一书并为之作注，称作《四书章句集注》。其后《论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成为一般人通经致仕的入门书。
·孟子与《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1～前289年）是邹（今山东省南部）人。正如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孟子是儒家中理想主义一派的代表。他师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学习儒家学说。孟子一度是稷下的著名学者之一。他也曾游说各国诸侯，但不太如意，于是回来与弟子们作《孟子》七篇。这部书记载了孟子与诸侯、弟子的谈话。《孟子》后来被推崇为“四书”之一。
孟子建立了人性本善的学说。性善的学说为孟子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与孟子同时的，关于人性的学说，除了孟子的性善说以外，还另有三种学说：第一种是说人性既不善又不恶；第二种是说人性既可善又可恶（这意思似乎是说人性内有善恶两种成分）；第三种是说有些人的人性善，有些人的人性恶（《孟子·告子上》）。
在孟子看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此“四端”，将其充分扩充，就会变成四种“常德”，即儒家强调的仁、义、礼、智。这些常德，如果不受外部环境的阻碍，就会像种子自然长成树、花蕾自然盛开一样，从内部自发扩展。
·荀子与《荀子》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代表人物，他代表了儒家的现实主义一派，同孟子成为儒家中对立的两派。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名况，战国时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当时人们尊重他，称他为荀卿。汉代著作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写作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曾两度到当时齐国的文化中心稷下游学，任过列大夫的祭酒（学宫领袖），还到过秦国，拜见秦昭王，后来到楚国，任兰陵令。公元前238年失官家居逝世，葬在兰陵。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都是他的学生。
现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在人性问题上，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论，认为后天环境可以改善人的恶的本性，主张“明礼义而化之”，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性；在政治上，他针对孔子、孟子效法先王的思想，提出“法后王”的口号，主张应该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况去施政，要选贤能，明赏罚，兼用“礼”“法”“术”实行统治。他的思想较多地为法家汲取。
儒家思想的现代应用
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有诸多助益。
首先，儒家的人本、民本理论，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国家社会民为本，就是肯定了个体的生存权、发展权，肯定了个体的自主权利。这种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正是现代知识型员工管理的根本要旨。
其次，儒家的太和理论对于企业和谐生态的建立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企业发展需要讲效率，但效率的过度强调则会造成企业内部的紧张气氛，给企业员工带来过大压力。另一方面，虽然目前中国社会经过多年的改革，经济高速发展，但很多企业的发展是以牺牲外部环境为代价来获取的，比如治污成本的外化、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的社会成本，低工资造成的员工福利社会化成本。不和谐的社会环境、不和谐的企业内部环境，越来越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当代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谐的企业内部环境。而儒家的和谐价值观，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和为最高境界，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显然为企业和谐生态的建立提供了一种有建设意义的解决方案。
再次，儒家互利的处世观为企业伦理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
2001年，人类文明对话年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组织的由世界知名人士组成的小组提出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思想作为全球伦理的基本原理。企业中每个成员都只是企业大集体中的一个单元，任何单元的发展都会受到集体其他单元的制约。所以，当企业单个成员在追求“立己”、“达己”时，也要“立人”、“达人”，因为“立人”、“达人”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也是一种自利行为。
另外，儒家选贤任贤的人才测评系统，权变中庸的管理模式，德礼政刑的行为规范等都可以很好地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之中。
西方人应向东方文化学习之第一点，我们认为是“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怀。中国文化以心性为一切价值之根源，故人对此心性有一念之自觉，则人生价值、宇宙价值，皆全部呈显，圆满具足，人之生命，即当下安顿于此一念之中，此即所谓“天待他求，当下即是”之人生境界。
唯由此放下，而后我与个人才有彼此生命间真相照射、真相肯定，而有真实的了解。此放下之智慧，印度思想中名之为空之智慧、解脱之智慧；在中国道家称之为虚之智慧、无之智慧；中国儒家称之为“空空如也”，“毋忌、毋必、毋固、毋我”、“廓然大公”之智慧。由此种智慧之运用，去看生活中之一切经验事物、理想事物，都要使之成为透明无碍。
———牟宗三，摘自《中国民族性》第162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 “内圣外王”的儒家管理主张
“民贵君轻”的王道管理理念
“民贵君轻”的王道管理理念可以追溯到儒家的源头孔子那里。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到了孟子，以民为本的王道思想就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治国理论和方案。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认为民才是立国为君之根本，一个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就在于天和老百姓都能接受他，无民则无国无君。所以，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当梁惠王问孟子周武王杀商纣之事时，孟子才会回答说：“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里，孟子以王道的标准来衡量君主，认为一个不仁的君主，比如商纣根本不能算作君。
荀况也发出了许多震耳之音，如“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
可见，儒家的民本思想就是要求统治者一方面重视“民”、关注“民”，“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加强自我修养，要“德”、“贤”兼备，实行“德治”、“仁政”，要以至大至公至正之心对待天下万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