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战国中期的《鬼谷子》是一部由鬼谷子讲授、后经苏秦、张仪等人补充、修改而成的集纵横家、兵家、道家、仙家、阴阳家等思想于一体的政治理论著作，被称为“智慧禁果，旷世奇书”，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颇具特色，是乱世之学术，乱世之哲学，讲求实用主义和名利进取，其方法论是顺应时势、知机应时、知权善变的实践方法论。
《鬼谷子》一书由捭阖、反应、内、抵、飞箝、忤合、揣、摩、权、谋、决、符言十二篇，以及本经阴符七篇，持枢、中经二篇共同组成。前十二篇从确定游说的基本方针、基本策略，到游说过程中揣摩对象的心理动态，再到抓住对象的心理活动，最后完成游说主张的实施，构成了一个游说之术的理论系统。并鲜明地提出了游说的原理：“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捭阖者，天地之道”；“离合有守，先从其志”；“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为一体）”；“言其有利者，从其所长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
作为游说诸侯的纵横术，是《鬼谷子》一书的主体内容。纵横术是外交家的权谋，充满了诈谋、阴谋、诡道。这些谋智，将古代政治、外交、军事中的诡密术和投机术充分地显示出来，表现诡辩的逻辑思维价值，尤其是为“阴谋术”提供了理论思维的依据。书中说的捭阖术，讲求开启天地之门道；反应术，力求探测对方之实情；内术，巧借内线进说辞；飞箝术，先褒奖而后牵制；忤合术，活力对抗逆转顺；揣摩术，深渊钓鱼投香饵；游说术则认为纵横长短在于辩辞等，它们都被历代乱世英雄所推崇。
《鬼谷子》的纵横捭阖之术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
在谋略大众化的现代，《鬼谷子》以其独特的谋略风采，格外受到人们的重视。
日本人大桥武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东洋精工钟表公司的重建人，当他读到《鬼谷子》时，立即把鬼谷子的智谋用于企业管理与经营活动，写出了“大桥派鬼谷子”———《鬼谷子与经营谋略》一书。正是得益于鬼谷子的智慧，大桥武夫等日本企业家在竞争中出奇制胜。而整个日本在世界经济中一直处于主动地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鬼谷子的智谋。
《鬼谷子》认为，任何谋略的运用都应该以对情势的深入实际了解为基础，主张清醒地观察实际情势，然后冷静地作出判断，再理性地进行揣度、摩臆、权衡和谋划，它不再像《周易》等先秦著作那样对世间万物充满迷茫，动不动就讲“天意”，而是对个人的力量充满信心，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
《鬼谷子》一书还特别强调在管理中要“审时度势”，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这样，作为君主才能称得上开明君主，作为谋士才是聪明的谋士，其计谋也才能为君主所用。鬼谷子曰：“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这里提到的“量权”，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情报。从情报而获得的知识、数据、文件、素材和各种资料，都是做出决策所绝对不可少的根据。他认为善于统治天下的人，必然衡量各方面的轻重，揣摩诸侯的实情。如果对形势分析不全面，就不可能了解诸侯力量的强弱虚实；如果揣摩诸侯的实情不够全面，就不可能掌握事物暗中变化的征兆。这种对各方情报的重视程度，让现代人仍然叹服不已。
鬼谷子说：“故观飞蠕动，无不有利害，可以生事。”也就是说不要放过任何小事，连小飞虫、小爬虫的活动，都可能意味着极大的消息。这种情报的来源，既简单，又廉价，不必兴师动众，人家也无法防范。有许多时候，只要你肯问，人家不知不觉、自告奋勇地就提供了情报。日本松下幸之助最大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利用了鬼谷子的这个主张，即随时随地抓住机会与他人“聊几句”，既显得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又显得他和善仁慈，关心疾苦。更主要的是，许多针对企业改进的构想和新鲜的主意，都是在与人交谈中“谈来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总裁卡尔森也认为，使联航起死回生的妙招，就是不坐在办公大楼楼顶的大办公室里“办公”，而是常常一有空就随便搭着航班，一边飞，一边和服务员、乘客“随便谈谈”，把医治联航致命伤的灵丹妙药都“谈”到手了。因此，联航一跃而居全美第一，声望至今不衰。
鬼谷子还强调赏罚分明，但他认为赏罚不可以随意，要有一定的标准，一定的原则，“用赏贵信，用刑贵正。赏赐贵信，必验耳目之所见闻，其所不见闻者，莫不暗化矣”。君主通过赏罚为自己树立起一个讲究信用、公正无私的高大形象，从而可以使更多的有识之士投到自己麾下。另外，鬼谷子也特别强调管理中主动性的重要性，“事贵制人，而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
总之，《鬼谷子》一书中到处闪烁着耀眼的智慧光芒。
三. “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管理思想的现代应用
杂家思想概述
杂家是先秦学术思想九流十家之一。严格来说，“杂家”算不上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
“杂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汉书·艺文志》）。很显然，杂家的特点就是博采众议，实现在思想上的兼容并蓄，在实际操作上的切实可行。
当然，杂家的“兼容并蓄”并非无原则的收罗，而是以孔孟或黄老思想为基础，融合各家之长予以增删。因此，其中不但对其他学派思想有所拣择，甚至对名家、法家、纵横家大加抨击。简而言之，杂家主张兼“儒墨”，合“名法”，但其根本，只是对三家思想在杂家主张的基准点上，加以叙述评析。
儒家说仁义、讲礼治；道家讲清静、说无为；墨家说兼爱、谈非攻；法家则以法、术、势作为治国大道。唯有杂家，它融合各家之长，没有“自成一家之言”，这是它最大的特色，也是它最大的缺陷。它博采众长，兼容并取，但由于归纳而缺乏自己独到的创见。也因此，人们对杂家的思想价值评价并不高，章太炎先生就说：“杂家集他人之长，以为自有，《吕览》是已。此在后代，即《群书治要》之比，再扩充之，则《图书集成》亦是也。”
显然，对杂家的这种评价是有失公允的。杂家虽是综合众家之说，但这种综合也体现了一定的思想宗旨与价值取向，并非无区别的拼凑与汇总。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杂家著作就具有其自身的思想宗旨。
有关杂家著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吕氏春秋》与《淮南子》。
·《吕氏春秋》
吕思勉先生说：“《吕氏春秋》，为杂家之始。”《吕氏春秋》是先秦时期思想总结的一部巨著。该书又称《吕览》，由秦相吕不韦召集门下宾客儒士集体编写而成。据说书成之后，吕不韦颇为得意，“以为备天地万物之事”，并把书陈列于咸阳的市场中，扬言谁能增删一字，便赏千金。
《吕氏春秋》最主要的内容是十二纪、八览。所谓十二纪，就是把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又分为三个月，分别以孟、仲、季命名。十二纪每纪五篇，共六十篇；八览每览有文八篇，其中《有始览》缺一篇，共计六十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