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吴大猷先生的话，李政道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开始他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或者是吴先生怕自己失望，故意安慰自己的。实际上，这个消息正是他盼望的，但这个消息真的传来了，他还以为是自己的耳朵有问题。过了好大一阵子，李政道才清醒过来。他不好意思地看着吴先生，抱歉地说：“吴先生，我太高兴了，所以……”吴先生看到李政道这么实在，心里真高兴。他看着这位年轻人，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李政道是可造之材。只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李政道一定能成为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的。有人说：一个企业主如果选择错了重要的主管管理下属，他的事业可能毁于一旦；一个聪明的人如果投错了老板，那他也一辈子无出头之日。当然，李政道和吴大猷先生之间的师生关系绝对不能这样比附，但自从李政道遇上吴大猷，李政道的生活和未来确实改变了。
李政道遇上了吴大猷先生，李政道的聪明才智、巨大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吴大猷接受了李政道，吴大猷先生心里也感到自豪和骄傲。
李政道开始了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
李政道是幸运的，他遇上了在他人生关键时候能给予他无私帮助的人。在这段难忘的岁月里，李政道耳濡目染吴先生的教诲，受益良多。
从此李政道师从吴大猷，并且通过吴大猷先生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和老师。吴大猷先生对李政道要求也很严格，常给李政道吃“小灶”，经常给李政道布置一些困难的课题实验。
李政道在吴先生的引导下，学习比以前更努力，进步也比以前更快了。
为能学到更多东西，李政道不离吴先生左右。师生两人常为了一个新想法、新的解题步骤，在一起切磋争执到半夜。吴大猷先生对李政道的进步感到欣慰，同时也尽量创造条件，使李政道接触更多的人。由于吴大猷先生在物理方面的研究贡献和和善为人，他的周围聚集了很多学者、专家、教授、优秀的学生。吴先生总是把李政道介绍给大家，这就使李政道进步更快，尤其是结识了许多学有专长、对事业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在李政道结识的人物当中，就有一名他后来的合作者——杨振宁博士。根据吴大猷先生的回忆，常常有10多个学生在他家里聚会，这种聚会被学界同仁称为“群英会”。吴大猷先生非常高兴，经常给他们介绍新参加的“会员”。一次聚会时，在吴大猷先生的介绍下，李政道和杨振宁相识了。
由于他们都是吴先生的学生，又都和吴先生关系密切，所以从第一次见面后，通过几个月的交往，李政道和杨振宁就建立了较深的友谊。在西南联大，李政道和杨振宁相处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这短暂的相处却为日后两位当代杰出物理学家的携手合作埋下了伏笔，奠定了基础。
4．慧眼识英才，李政道赴美留学
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李政道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学习成绩优异，从而博得联大师生的好评。在吴大猷先生的极力推荐下，李政道得到了国家资助的助学金，取得了到美国留学深造的机会，从此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转入全面反攻。2月4日至1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了重要的会议，即“雅尔塔国际反法西斯会议”。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国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了会晤，会议重申在欧战结束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为了迅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8月6日和9日，美军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同时，在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9日凌晨，苏联三个方面军和太平洋舰队、红旗阿穆尔河舰队，总兵力达150万人，在总长400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边境，同时对日本关东军发动猛烈进攻。苏联还出动了480架飞机，分别轰炸了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朝阳等日军军事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面对不可逆转的形势，8月15日，日本政府被迫宣告接受《波茨坦公告》，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天皇向日本全国广播了《停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至此，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终于胜利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终于投降了。
8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军队和平民伤亡共计2180余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当然，中国的教育事业也遭到了极大破坏，许多学校被毁，很多知识分子被杀被监禁；日本还实行奴化教育，大肆破坏中国书籍，歪曲中国传统文化；不少知识分子，由于生活无着，工作条件恶劣，不得不停止研究工作而到处流浪。国家百废待兴，教育更需要恢复和发展。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是政府的首要工作，不少有识之士明确提出“教育乃兴国之本”。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大学二年级课程。艰难的8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全国人民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
李政道自己也不例外，他感到非常快乐和兴奋。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当西南联大的广大师生还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时，校方接到国家教育部紧急通知，国民党的总参谋长陈诚将军要会见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三位知名教授，说有重要事情要请三位当面相商，并希望他们三人能够迅速前往重庆。南京失陷后，国民党政府首都西迁重庆，所以重庆是中国人民8年抗战的首都，重庆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刚刚结束战争摧残的首都重庆山城，到处都显示着战乱的痕迹。三位各有特长的名教授被邀请到重庆山城，就是为了商谈建立国防科研机构的问题，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决定利用“庚子赔款”的钱，先派一批有特长的优秀青年赴美国留学深造。而这些分给西南联大的留学生人选也想请这三位教授推荐。什么是“庚子赔款”呢？事情是这样的：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从而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最有名的是义和团运动。但义和团运动在德、日等八国联军和清政府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昏庸无能的清政府竟然与侵略者订立了丧权辱国、臭名昭著的《辛丑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清政府把大约9亿多两白银双手恭敬地奉献给侵略者以“赔偿”侵略者侵略中国的“损失”。
1900年是中国纪年法的庚子年，所以这年战争的赔款就称“庚子赔款”。后来由于时势所迫，1908年，美国首先退还一部分赔款，并作为设立清华大学选派留学美国学生之用，从而开了“庚子赔款”退款办学的先例。
从此后，这笔款项就作为选拔留学生赴美留学的费用。而选派留学生的方法基本上是采用考试与推荐相结合的办法。根据这个惯例，陈诚要求三位教授推荐留学美国的学生。接到校方通知，三位教授没有时间准备，立刻一起前往山城重庆。三位教授都是国内外知名的人物，但他们的生活仍然十分清苦，他们三人都没有一件像样的礼服，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准备的。吴大猷先生上身穿着一件破旧的西装，脚上穿的是一双类似美国士兵才穿的皮鞋，华罗庚和曾昭抡与吴大猷先生一样，也是衣着朴素简单。三位教授是乘飞机抵达重庆的，他们一走下飞机，就被接送到海陆空军招待所。由于三位教授衣着普通，甚至显得破旧寒酸，又没有什么特殊身份标志，所以门卫和招待所服务员根本看不起他们。不仅如此，服务员还有意刁难三位教授，没有一点热情的服务，甚至连房间也不打扫。没有办法，三位教授只好自己收拾房间，打扫卫生，并且亲自到水房打水，到餐厅拿饭。第三天上午，正当三位教授打水拿饭往自己所住房间走时，一辆高级轿车开到了招待所门口，总参谋长陈诚亲自来拜访这三位被服务员视为“土包子”的教授了。
当门卫和服务员看见后，他们一个个都怔住了，表现出非常吃惊的样子：“这三个人是什么人呢？”
“教授？教授有多高级别，还要总参谋长亲自来看望？”
“不会吧，他们怎么能是教授呢？”
陈诚把三位教授请到官邸后，首先商谈了建立国防科研机构的具体事宜，随后就请三位教授推荐5名在数学、物理、化学方面优秀的青年学生出国学习深造，其中物理方面有两个名额。吴大猷先生手下有不少得意门生，被人誉为“群英会”。吴先生总是谦虚地对学生说：“除了我比你们多知先知一点以外，你们的能力是比我高的。”
但现在在重庆，吴先生仔细一算，“群英会”里的成员，有些已经出国，有些已经到别的地方和不同的部门工作。经过一番深思细想，他推荐了正在西南联大任助教的朱光亚和正在读二年级的李政道。华罗庚推荐了孙本旺，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实践证明，被推荐的4人都是人才，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人才，后来都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因而，这三位教授都可称为是很有眼力的当代“伯乐”。吴大猷先生当时推荐李政道留学美国攻读物理学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李政道当时还是一位读二年级的学生，按常规，李政道是没有资格入选的。吴大猷先生回到联大，向学校报告说已推荐了李政道这一情况后，立刻引来了不少教师的反对，校方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吴大猷先生不改初衷，顶住压力，向校方多次陈述理由，他坚信李政道是可造之材。在吴大猷先生的极力坚持下，校方终于同意李政道留学美国攻读物理学。就这样，李政道还未读完大学就告别祖国，告别了老师和亲人，踏上了留美的旅途，开始了他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