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时，我加入了初中在读学校的乐队，成了一名长号手。即使现在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依然会暗暗想到这一身份。我会坦承，我是一名出色的长号手。事实上，高中毕业时，我已在长号演奏上初露锋芒。我赢得了一大堆个人演奏的奖牌（现在提起这些似乎有些可笑），参加了密歇根的国家音乐营（现在更名为英特洛登艺术营），并最终坐上得克萨斯州交响乐团的第二席。我不是一名杰出的长号手，当然也没有我想象中那样出色，但我并不差劲。现在，我比三流的演奏家强一些，但也称不上一流。正如年老色衰的昔日选美大赛佳丽不会登上阁楼，在镜子前重新穿上当日风华正茂时的绶带和泳装，我的长号也因疏于练习而布满灰尘。时间是残酷的。
高中时，谈起演奏，我就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真是洋相百出。上大学后，我的心态有了改变。新的长号老师是个心平气和的人，我的改变部分受到他的影响，部分也归结于自己生活中出现的若干重大变化。
18岁时，我娶了高中时的女友为妻，这一决定立马被证实是错误的。22岁时，我与父亲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断裂。当他站着在院子里和一个邻居聊天时，因为患有动脉瘤，话说了一半就晕倒了。身子着地前，他就已咽了气。我所处的世界越来越令我捉摸不透。顷刻间，究竟是我还是我邻座的男孩演奏得更为出色已不那么重要。远离了高中时充斥着立体音测试、硝烟弥漫的竞争环境，我所剩下的就是音乐了。我后知后觉地开始领悟到音乐世界的真正内涵，而这么多年来我就像一个游人一样徘徊于其中。我略微地成长了一些，算是在正途上迈出了第一步。
只有当我成了一名出色的音乐家后，我方才懂得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音乐家。这应该是我人生的一大讽刺。音乐以它的魔力吸引着我，为我提供各种可能。我也发掘出了一些作曲家，他们的作品将会改变我的人生。我得知了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从他癫痫、抑郁、忧心忡忡的心智迸发而出的交响乐章浑然天成，如巍巍山脉，毫无矫揉造作之感。我沉浸在苏联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乐曲中。之后，肖斯塔科维奇成了我最喜爱的作曲家，他是俄罗斯泱泱大国传统中的“圣愚”，就像李尔王身边那位忠实的仆从，获准如实地评价国王又可毫发无伤。他们的功用自然是效忠于一个更高的使命。就是在长号老师的起居室中，在我试图阐述自己对战争和暴乱复杂的看法时，我平生第一次听到了本杰明·布里顿的《战争安魂曲》，并读了他为音乐所配的背景文字—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诗人兼士兵的维尔弗莱德·欧文所作的诗歌。
到了大学，我在开始领悟到音乐巨大力量的同时，也意识到由于缺乏天赋和毅力，自己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够格的音乐家。我可以在地方的音乐厅或是周日的教堂演出，我可以教授年轻的学生吹长号，但多年的练习和算得上是孜孜不倦的努力并没有使我成为梦想中的伟大音乐家。
与这样一个梦想道别实属不易，就算仅仅是最后掉转身，听世界说，“好吧，小伙子，就算你有才，现在又能怎样？”
虽然我高中时热爱写作，但从来没想过将来会成为一名作家，当然更没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网络平民作家。那个时代，网络写作毫无疑问只是军队或是大学里那群超级电脑迷的消遣方式。
放手音乐后，我曾一度茫然。我在就读大学的音乐学院当过一阵子录音技师，偶尔也教教书，或是以自由择业者的身份参加演出。之所以会做这些，并非刻意为之，多半是出于能力尚且够格。有一个夏天，我还当起了长途电话接线员。一天晚上，一位年轻女性试图与男友分手，唯一的结果是导致该男子持枪走到阳台，朝她连环射击。她蜷缩在一架付费电话机后，一发发子弹在她周围砰然作响。惶恐之余，她抓起电话，摁下了“0”键，祷告着一位经验丰富的职业电话通信员能够解救她。事与愿违，接起电话的人是我。所幸的是，我把警察带到了现场，成功地将她从困境中搭救出来。但是，作为一名长途电话职业接线员，这却是我最后一次协助的来电。坐班结束后，我就去了一家酒馆，之后就再没回去工作。
后来，我歪打正着地在我就读大学的学术电脑服务处谋得了一份差事。那时我们傻憨地称做互联网的平台（“因为，你知道它就是依靠连接，像一张网！一张覆盖全世界的网！”），还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高度学术性网站。从事这份工作源于我的一个暑期实践。那时我在哥哥经营的电脑维修商店打工，负责在一堆主机箱、主板、电线和螺丝中组装电脑。这份工作毫无新意；我哥会将组装电脑的过程示范一遍给我看，随后将其作为模板，嘱咐我，“好吧，照这步骤重复17遍。”我在学术办公室负责运行网络电缆一段时间后，成了苹果电脑的软件顾问。考虑到我的能力，主管们似乎在深思熟虑后让我负责尚未发展健全的互联网，去“探个究竟”，以防它有朝一日真会成什么大气候。
我整日都在摆弄那些无聊的大学电脑中心网址，学习相应技术时也只是按部就班。但我尝试了开发个人网页，这些网页影响深远。比方说我开发的首个有关家乡奥德萨的网页。它的原名是“得克萨斯的腋窝”。之后，我得知这一网页竟然被一个奥德萨室内商务会谈提到了议案中。因此，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我还创建了一个名为“罗伯特评论”的网页，或许再斟酌几分钟我会想出更好的名字来，这上面记录了我对周围世界的个人见解。这一网页建立于1996年1月，几经演变，最终成为我的网上日志簿，记录下了舒勒离奇、悲伤又令人惊叹的故事。它就像是古希腊戏剧中的唱诗班，居高临下，让关心舒勒的人群不断壮大。它的作用是我们做梦都没想到的，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然而，这些都是后话。那时，我只是静静地发掘自己作为一名作者的身份。这一身份在日趋成形后，可以最恰当地被形容成“凡人愚者”。也奇怪，我对此毫不介意。
首次邂逅朱莉的一幕，我至今依然历历在目。那时我正面向密歇根北部的格林湖坐在朋友船库的台阶上。在我身后，朋友的派对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我正独自享受片刻的宁静。我承认这听起来像一出戏剧，但事情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夏季。我思绪万千。那是我在英特洛肯夏令营工作的第五个假期。我在高中时参加过这个夏令营，它当时还是一个如日中天的音乐机构。我在那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段经历使我确信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职业音乐人。我照看了几年孩子后进入了管理层。那年夏天，我只身一人。而那位即将与我解除婚约的罗伯特夫人整个夏季都待在得克萨斯州。
我为期10年的婚姻到了它垂死挣扎的一刻。它终于败给了我和前妻之间日益增长的漠然和敌视。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俩成了欢喜冤家。同大多数已婚夫妇一样，我们给彼此起了绰号。她叫我“老小孩”，我称她“快乐克星”。即便如此，我还是确信我俩是情投意合的拍档，毕竟我们结婚时才18岁，并且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但随着相互深入了解，一个令人不敢置信的事实摆在我们眼前。事实上，我俩没有想象中那样彼此相爱。我想我们是在22岁左右意识到这一点的，当时我的父亲刚去世。而我们依然坚持在一起过了好多年，在我看来原因是两个人都害怕寂寞。直到有一天，我俩豁然开朗，是时候分道扬镳了。我们没有孩子，共有财产也少得可怜。我们的离异称得上风平浪静。事实上，我的狗是在法院判决当天有了自己的名字，你也可以想象我们当时没多少可以分割的财产。我俩就这样告吹。那个夏季，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像瑞普·凡·温克尔（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笔下的人物，因偷喝奇酒，一睡20年，醒来后世道已变更——译者注），“我已睡了不知有多久。”
我坐在台阶上远望湖面，独自沉思但并不忧伤。朱莉在我身旁坐下，握着一瓶酒。瞬间，我被她吸引了。朱莉很年轻，比我小7岁。事实上，她也十分沉稳，平易近人，不乏幽默。她面容俊朗，身材窈窕，长着一双大眼睛。我惊呆了。这么多年过去后，每当想起与朱莉共度的那个夜晚，我印象最深的是同她一起的欢笑声。
第二年对于我俩来说都是个考验。我们立刻清楚地知道我俩相爱了，也明白这份爱情来的不是时候。夏末，我甚至还没亲吻过朱莉就回到了得克萨斯。她等着我办齐离婚手续。不久，我们开始约会。我俩一个在达拉斯，一个在密歇根州的卡拉玛祖。尽管分居异地，我们还是尽可能多地见面。（知道了，知道了，“我在卡拉玛祖还有个女友……”）我俩互通电话的账单有厚厚一叠，我们写信给对方，尽一切可能维持联系。我坐飞机去看她，见到了朱莉的父母。在得知我比朱莉大7岁，没有获得学位（虽然这并不代表我没有上过大学），是个无神论者，刚离了婚这些信息后，她的父母立即对我丧失了兴趣。他们也从一开始就怀疑我可能只是一个有点儿小聪明但成不了大事的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算是出师不利。
但我们坚持到了最后。
一路走来，我先后去过卡拉玛祖、底特律和位于康涅狄格的纽黑文。我在纽黑文参加了一次工作面试，应聘一家精神病院病房的计算机技术辅助岗位。
随后，我有点儿力不从心，因为我首先必须转换成为一个自我成年以后尚未承担过的角色。
——成为一名父亲。
3.狼藉生乐
我心里清楚，电话就在那里。过去的24小时里我还用它打了好几次电话。但我就是没料到在朱莉生产时，那部位于卧室床头桌上的电话会丁零地响。我甚至从未想过这样的事居然会发生。我站在床边，看着她挣扎着将一个生命带到人间。这是一个有关礼节的问题。在你的妻子面临生产时，电话响了，该由谁去接？是你，还是护士？难道不该安排一个人，专门在这些蹊跷的事情发生时负责应对？
屋里的每个护理人员都手忙脚乱。毫无疑问，接电话的任务落在了我头上。我拿起话筒，这感觉就像被卷进了一幅蒙提·派森（Monty Python，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六人喜剧团体）的速写中。
“喂？”
“罗伯特，我是珊迪。”电话的那头是朱莉的母亲。当然，这时打电话来的不是母亲还会有谁。“我可以跟朱莉通话吗？”
我向妻子望了一眼，一次分娩挛缩刚过，她此时正在急促地呼吸。她也望了我一眼，不敢相信此时还有人想跟她通话。
“哦，她有点儿忙，孩子快出生了。你们会过来吗？”
“我们马上出发。问一下朱莉她想为她弟弟买什么圣诞礼物。”
“谁打的电话？”朱莉问。
“是你母亲。”我回答道。
“啊？她在哪儿？她想干吗？”
我迟疑了一下，朱莉的脸色变了，因为又一次挛缩即将到来。“她想知道你想给格斯买什么圣诞礼物。”
“天哪！”随着挛缩的袭来，朱莉转过头去闭上双眼。“干脆把电话挂了。”
“您听到她说什么了吗？”我问朱莉的母亲。
“我听到了。”她回答。我发誓电话那头的声音确实僵硬了。“告诉她我们在路上。”
在可爱而迷人的药物作用下，朱莉被完全麻醉了。坦白地说，她对这一幕完全没有印象。为了使叙述有始有终，我才添上了这笔。这个小插曲并没有什么言外之意，只是我很喜欢将它讲给别人听。
我在生活中很少会忏悔。虽然我不想让人了解得这么多，但这一点可能道出了我更多的本质。我也不清楚。我的拒不忏悔很有可能是一种防卫，一种逃避，使我逃避本该感受到的一切糟糕的愧疚感。坏家伙？怯懦的自恋狂？任由你判决。
然而，生活中有些事却会让我深深自责。我还是个孩子时，一个冷得出奇的夜晚，我将我养的仓鼠“嗯嗯”遗忘在车库里。第二天我发现它时，它已四肢僵硬。我眼泪哗哗地把它埋在我家屋子后面的小巷里。多年之后，我才得知有时仓鼠会依靠蛰伏来应对寒冷。可怜的“嗯嗯”大概被我活活地埋在了土里。高中时，我明明约好一个女孩，后来却爽约了。原因并不在于她做错了什么，而是她长得太美了，美得使我丧失了赴约的勇气。大学时，我曾开车轧过了一只猫，我十分害怕，但没有回头确认它的状况。（据车子底下它发出的声音判断，它的状况一点儿都不乐观，我也将因此孤立无援。）
但最令我痛心不已的还是那件事，那件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舒勒刚出生时，我在底特律的那家医院第一次抱起她。她是在圣诞节前几天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降临的。之后，我无数次地抱起她。透过她的双眼，我什么都没看到，没有一丝一毫的异样令我怀疑什么地方出错了。这些是我回忆中痛彻心扉的时刻。我知道这听起来荒谬、愚蠢、错误，但当时我困惑不已，至今依然不得其解。
我凝望着这双幼小的眼睛，舒勒的怪兽也望着外头的我。但我却丝毫没去怀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