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朱莉已对康涅狄格失去好感。在纽黑文的生活成本很高。虽然我俩在工作上进展顺利，但我们的生活似乎依然捉襟见肘，到了月末免不了靠吃虫子和草根维生（可能我有些夸张了）。如果我不是在耶鲁工作，没有享有一份优厚的医疗待遇的话，我不敢确定我们是否可以像现在这样找到舒勒失语的答案。这一直都是我们留下的动力，但既然诊断报告已经公布，耶鲁就没有太多值得我们留下的理由了。
但我们依然为能在新英格兰抚养舒勒而感到自豪和高兴。这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又有丰厚的历史背景，并且我们一直都很愿意她能在东海岸成长起来。我们本打算将纽黑文变成我们的家乡，变成舒勒的家乡。这将成为她自己在北方的冒险之旅。
但自从诊断报告公布后，这个城市让人感到冷漠、绝情，我们与家和家人天各一方。朱莉在书店工作时，交上了几个关系过硬的朋友，但为数不多。我也算得上躲开了在一家精神病院工作理所当然会遇到的所有社会关系网和酒肉朋友的人际关系。4年来，我交了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是我的上司。
舒勒踏上了一段艰难的旅程，旅程的同行者也有我和朱莉。在这一苦旅中，没有一个额外的家庭成员给予我们任何安慰和帮助。我和朱莉商议后不久就作出决定：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我们商议搬家时，发现两个人对一点都感同身受，并且可能彼此都隐约察觉到对方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诊断过后，我俩的希望在逐渐丧失，我们的希望在逐渐破灭，逐渐但稳步地破灭。我们也不确定还能撑多久。舒勒已被安排到另一所学校的一个新班级就读，也没有迹象表明她在那里获得的教育会更好。我俩清楚成为一名残障儿童的父母会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一挑战会将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带走。我们只是没想到我们所拥有的会流失得如此之快。
一旦作出决定搬家，事情就进展得飞快，有如离弦之箭。
我在奥斯丁有个故友，她名叫特雷西，是一位年轻作家，又是一位政治活跃分子。我和她时不时地会在网上争辩几句，但我俩在私底下的关系很好。特雷西听到我和朱莉宣布打算搬到奥斯丁时，立即开始为我投递工作简历。我很快得到一个回应，可供选择的职位是苹果的电话技术支持工程师。我申请了这一职位，随后接受了电话面试。我飞回奥斯丁去见我的雇主，所到之处安放着小隔间办公桌。桌上满是手工艺品、桀骜不驯的政治标语和新潮的仿真玩具，埋头工作的员工也不是嬉皮士就是穿着低腰紧身长裤的人。
我对新英格兰存有感情。虽然我在那里生活得不是很顺利，但我依然爱这个地方。将达娜一个人留在新英格兰我们于心不忍，4年来她都是我们的铁杆朋友。我讨厌离别，但当苹果通知我工作前需要参加为期两周的培训时，我强忍着伤感，将我那辆大众甲壳虫停靠到屋檐下。我总是为自己突如其来的出走感到愧疚，但我无法确定一旦我犹豫了，是否还有勇气像之前那样将车一停就转而离开。
朱莉收拾完行李，整装待发。2003年12月初，我开车前往奥斯丁。我在一栋精致的老房子里租了一间房，户主是一对打扮新潮而又腼腆害羞的基友，我在苹果的培训自此开始。我花了3周时间学习如何利用电话维修苹果笔记本，对家人的思念也大大超出了我的意料。我打电话给朱莉，她告诉我舒勒几乎一刻不停地在学写“爸爸”这两个字。夜晚，我梦到舒勒，诊断过后我已做过多次同样的梦，她跟我说话，告诉我一切都会安好。醒来后，我发现自己是一个置身于陌生城市的房客，独自一人躺在臃肿的被窝中。我的世界仿佛有一个小小的3英寸长的空洞，此刻它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
圣诞前一天，我飞回了纽黑文。家中的陈设已被搬走，我们便在纸盒搭建的餐桌上度过了这一节日。随后，我们钻进朱莉的车中—三个人和一条总爱放屁的黑色哈巴狗，这条狗名叫露露，是我们在诊断过后不久买回来的，同行的还有其他所有我们割舍不了的东西。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我们4年的生活就如过往云烟一样消散了。
就像是一张外表光鲜亮丽但却有一条短腿的桌子，我在奥斯丁的新工作几乎从一开始就颤颤巍巍。这就是第一印象让人忍俊不禁的地方。有时它们不仅具有欺骗性，还和现实背道而驰。
苹果不适合我。我想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一点，但我需要顺其自然地得出结论，于是我一刻不停地工作，先是培训，随后是电话接听工作。新潮的隔间办公桌依然只是隔间办公桌，在其中工作的嬉皮士电脑迷们依然只是公司中从事大量工作但报酬甚微的可怜虫，有着不得不达到的工作指标。我试着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在这个工作环境中，除了我，每个人似乎都多少是一个合格的雇员，我从心底里想让自己融入其中。
你知道，我确实尽力了。如果不是被一台电脑炒了鱿鱼，我或许真可以成功。
在苹果，一旦你工作的头一个月生病，缺勤两天以上，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就会发生。让我们假设你是一个新员工，或许有点儿吊儿郎当，没有去仔细阅读你的雇员手册。（我为自己所作的申辩是这儿是苹果，没有哪个在苹果的员工会阅读说明书。）让我们假设你得了流感，离开办公室有3天。你打电话请病假，你可不是打算辞职不干。但依然，只要3天。
等到第三天，人力资源部那个巨大的电脑就会自动生成一封邮件，开头赫然印有“非故意裁员通知”。这台电脑也并非绝对冷血无情。它将通知打印出来，将它从加利福尼亚的总部办公室寄至奥斯丁。信件在两天后到达。当你的上司出现在你桌前，表情窘迫，手捧着一只空纸盒箱时，你也会第一次听说这封信件的存在。
几天后，我在情人节的早晨醒来。我抱着舒勒走到户外，去迎接意外降临的阵雪。雪花飘落在树木和灌木丛中，飘落到我又大又笨、派不上用场的大脑上。
到了中午，积雪开始融化。一个念头却挥之不去，我越发怀疑搬往奥斯丁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11.初级舒勒语
这件事发生在我丢了奥斯丁那份工作不久后的一个早晨。我正埋头吃早饭，突然抬起头，看到舒勒蓬着头从卧室走出，小手揉着她惺忪的双眼。
她怀里抱着的是贾斯珀。
夜里的某个时刻，舒勒从床上爬起，拽起一直以来都饱受她折磨的泰迪熊，将它带回被窝，至于原因也只有她自己才知道。此刻，舒勒正抱着那只小熊，仿佛他们一直都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她抱着小熊，但首尾倒置了，这可能是唯一会令这一全新关系露马脚的地方。她主要抱着小熊的屁股，一条粗短的小尾巴高高翘起在空中。
她喝着麦片，腿上坐着贾斯珀。偶尔，她会迫使贾斯珀和她一起吃早餐，将它的鼻子凑到她盛放麦片的碗中。我望着她，会心地笑了。现在我可以肯定她和贾斯珀是真哥们了。
“嗨，舒勒。”我说。她立刻扭过头来。
“那位是贾斯珀吗？”她就像头一次见面似地望了它一眼，随后点点头。
“贾斯珀是你的朋友吗？”我问，“你爱他吗？”
她思考了片刻，随后甜甜一笑。
“不……”
这一故事并非完全属实。舒勒并没有说“不”。
她说的是“哞”。
舒勒使用的辅音，或者说没有使用的辅音，是她病症中更神秘、更令人费解的方面。她想说“不”时，会发出一个十分接近的音。她会用抗议的目光盯着你，随后坚定地说“哞”，意思没有半点儿含糊。不仅如此，她还会用手语打“不”。但她表达这一意思时不总使用官方的美国手语。那手势看上去有点儿像一只鸵鸟跃跃欲试做咬人状。但她在表达“是”时会用美国手语的手势打。这一手势中会有一只拳头快速地上下移动，很像是小西诺尔·文西斯（口技大师西诺尔·文西斯的手偶）的脑袋在点头同意。而到了舒勒手中，她堂而皇之地改成了用拳头摇脑袋。虽然在技术上犯了错，但舒勒打的“不”依然毫不含糊。
她边打手势边说“哞”时，含义就完全明了了。
也正是在这时，当舒勒快到4岁时，她在发音技能上的奇怪缺陷越发明显了。你若是想让她辨认她熟悉的人，她会用只含有元音的答案回答你（“妈咪”是“啊咦”，“老爹”是“嗯咦”）。随后你若问她是谁，她会郑重其事地指着自己，试着说“我”。当然，她只会叽叽喳喳地说出“咦咦咦！”
由此看来，舒勒可以发出长长的“咦”，并且她明显可以发出“哞”中的“仫”音。使我们疑惑的是，她为何无法将这两个音合并，说出英文中的“我”或是“妈咪”。或者是她在告诉我们奶牛如何叫时能说“哞”而不是“欧”。
不管是出于神经学上的何种原因，舒勒就是无法做到这一点。我可以让她说出“仫”，我也可以让她说出“咦”。她还不到两岁时，我们就开始十分重视她的语言发育。但不管我们在她的发音上下多少苦工，她还是没有半点儿进步。她的物理条件允许她发出那些单音，但她却无法将它们合并起来。
就其原因我无从所知。我们都一头雾水。在舒勒的大脑中有一扇门无法开启。但我依然尽力帮助她。一旦我们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就下定决心要找到一条路，去穿越阻碍她的那堵墙。多小脑回夺走了她说话的能力，病症的种种迹象也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诊断过后的6个月里，我们所能做的也只不过是对着怪兽干生气，想尽办法让事情有所好转。最难的不是铆足劲头、鼓起勇气不遗余力地去帮助她，最糟糕的是偶尔你会意识到他人的帮助对她起不了多大作用。
如果说会有什么进展，那这样的进展也该来自舒勒自己。我们教她手语，那些没有迹象表明她已掌握的词汇我们也会努力教给她。我俩费尽心思，部分原因是我们急切地想要挣脱怪兽的左右，但更多原因，坦白地说，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
当初我们搬往奥斯丁时，对住宅地点的选择也有考虑。后来我们就在与苹果隔街相对的地方住了下来，距离这样近，我每天下班后就可以步行回家了。现在我真后悔在两个月的工作时间里没有多走上一遍。我最后一次走出苹果大门，手捧着硬板纸盒，这时离旧工作地点如此邻近显然就不像以前那样令我欢呼雀跃了。每天我得开车经过那栋大楼，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希望我们不要饿死”之类的失业感言。美国的企业界与我格格不入，我想我在内心深处早已知道这一点。
然而，我们选择的居住地点却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到达奥斯丁后不久，我俩就开始为舒勒报名入学公立学校。这时我们的住址鬼使神差地起了作用。几周以来，我们都在斟酌她该上哪所学校，我们甚至想到了将她送入得克萨斯州聋人学校，这样她就可以置身于手语的环境中。最终这被证实是一个愚蠢的想法，因为想进聋人学校的失聪儿童名字就有一长列，更别提一个听力完好的孩子想要入学了；并且，美国手语的打法对于听力完好的孩子和失聪儿童而言是不同的。我们最终决定选择一种被称为精确英语手语的语言体系会更适合舒勒。这套手语的语言结构同口头英语相同。于是，我们开始用另一种方式教她打手语。她打起手语来依然有困难，特别是那些错综复杂的手势，但她没有停止学习。我们坐下来估算出她大约有50个词汇量，可能有一半是她经常会使用到的。数量算不上多，但却是一个开始。现在我们只需要将她送进学校，让她置身于一个合适的课堂环境中。
感谢我们居住的地方，舒勒不会去念奥斯丁的学校，因为虽然我们住在奥斯丁市内，但严格遵循规定，我们所属的教学区域是一个名叫马诺尔的小镇。小镇名字的发音在你意料之外，就像奥斯丁的瓜达卢普街（瓜德·啊·卢普）和纽约的胡斯顿街（我以切身的悲惨经历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乡下佬，对一个纽约的出租车司机说你要去胡斯顿街，但你却把街道名称说成了“休斯敦”，我敢打赌司机会宰你一刀），舒勒的新学校位于梅·纳镇。天哪。
我们在刚开始会对一个小镇的学校存有疑虑，但之后接触过的老师和专家以他们的热情鼓舞了我们。我必须诚实地说他们看起来没有多少把握该如何教导舒勒。在一开始的几次会议中，我感到就像是我们在不停地告诉他们什么是多小脑回，该如何同多小脑回患者沟通。我能够理解他们的无知，因为这一病症如此罕见。而我不得不承认，他们洗耳恭听了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需求也尽力达成。舒勒的特殊教育老师是一位友好、活泼的女性，名叫米歇尔。虽然她对舒勒的病症一无所知，但她聆听了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并不时地提出疑问。这儿并不完美，但比起我们在纽黑文学校的经历，已经好了很多。
唯一的隐患是？还是那一点，他们指望我们去告诉他们该如何应对舒勒。我俩满怀希望，愿意做任何可以帮助她的事，但事实明摆着，我们真不知该告诉他们什么。
令人费解的是，似乎在一夜之间舒勒摇身变成了一个小女孩。
她不断地长高、变瘦，手指修长而纤细，但圆圆的脸颊却依然完好。她看上去像一个芭蕾舞演员，但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淘气。多亏了她饱满的嘴唇和长长的睫毛，舒勒看起来才不像一个十足的假小子。但她从学校回来十有八九全身都是擦伤和淤痕，牛仔裤子沾着青草，破败不堪。随后，夏天到来时，她会将大部分课余时间用来和朱莉一起游泳，把皮肤晒成像坚果一样的棕色。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天里舒勒总是笑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