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勒参加了一系列的日托所体验课程，最终我们为她选择了一家私人日托中心。它是由一位名叫费斯的女性开办的。费斯为人热情，日托所就办在她家中。我们选择这里的一个原因是，和舒勒一起接受托管的只有几个白人小孩。在我们居住的康涅狄格州，这可不是什么司空见惯的事。我感到有一点儿欣慰，因为在这儿舒勒成长为一个缄默不语的玛莎·斯图尔特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玛莎·斯图尔特：一个在忧郁的大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女孩，凭借百折不挠的精神终于跻身美国第二富婆，她的人生经历体现了典型的美国式生活）。新英格兰的少数民族总是显得供不应求。
每个月费斯都有一天会带着孩子们坐上公交车，去参观一个新潮的现代儿童博物馆。这类博物馆在美国十分受欢迎，孩子们在这儿“可以触摸任何东西，口水淌在哪儿都不碍事”。当一次参观旅程即将告终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会给孩子们念一个故事，随后会从一个可爱的礼物袋中掏出一些跟故事相关的小玩意儿送给他们。
有一个月的故事是从蜘蛛小姐系列中选出的。我并不熟悉这些故事，对蜘蛛也没有一丁点儿的好感。故事讲述了一只善良的蜘蛛同她所有的虫子朋友们喝茶，我实在无法被这样的故事情节吸引。在我看来，它毫无疑问是在设一场鸿门宴，随后再将这些虫子们一网打尽。
蜘蛛小姐的故事念完后，费斯的孩子们都得到了一份礼物。他们每个人都可以从水桶中挑选一个巨大的塑胶虫子。一个小女孩捡了一只瓢虫，另一个抓了一只大甲壳虫，还有一个得到了一只蚱蜢。轮到舒勒挑时，我可人的小女儿，我圣洁的公主，只对一只虫子朋友情有独钟。
舒勒挑了一只苍蝇。一只巨大、可怖的吃大便的家蝇。上帝保佑我们，她对这家伙爱不释手。
我第一次见到那只塑胶苍蝇是在一个夜晚。那时朱莉开车来接我吃晚饭。我走出公寓，扑通跳进车里。母女俩边等我，边相互扔着那只苍蝇。舒勒总是对她的一些玩具特别青睐，而完全冷落另一些玩具。那个夜晚，她的心属于那只巨大的塑胶苍蝇。
我已记不清为何我们要叫它超级苍蝇。舒勒当然没给它起任何绰号，但她显然知道这个名字。因为苍蝇被她带回家几周后，我只要一提及超级大苍蝇，舒勒就会疯也似地寻找她的伙伴。一旦她将苍蝇握到手里，就会用它袭击我。她会突然冲向我，发出刺耳的笑声。而我则会蜷起身子，惶恐地哀求：
“别！这可是超级大苍蝇！一边去！啊！超级大苍蝇！”
我并没有在生硬、做作地演戏。望着我甜甜的小姑娘失态地大笑，将一只巨大的塑胶苍蝇砸到我脸上，我的内心燃起了一丝不明了的困惑。舒勒演起受害者时同她扮演邪恶的苍蝇主人一样精力充沛。一旦我成功地从她那里夺走超级大苍蝇，开始发出用意不良的嗡嗡声，她就会大笑起来，一步一颠地逃跑，等着我去抓她，等着我和那只超级大苍蝇。
有关超级苍蝇的回忆都十分炫彩斑斓，唯独有一件事想起来令人生气。感到困倦时，舒勒会去她的房间拽一条小被子，将其拖回客厅。随后她会抱来一个洋娃娃，放在地板上，再给自己盖上被子，把娃娃塞进去。她这是在用聪明、无声的方式让我们知道：虽然她自己毫无疑问不感到困倦，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再撑两三个小时，但我们也可以哄着她去睡觉，因为她的小朋友们都这么累了。
于是，事情就发生了。距博物馆之行不久的一个夜晚，舒勒十分温馨地将她的大苍蝇塞到被窝里，拍了拍那个睡意蒙胧的小苍蝇脑袋。
“超级大苍蝇要睡觉了吗？”朱莉问道。舒勒一脸严肃地看着我们，警醒地点了点头。我俩将他们抱到床上。这时我发现舒勒粉红色的小毯子下一双大大的昆虫复眼正向外瞅着，我可着实被吓了一跳。
但那一刻我依然爱她，可能胜过以往任何时候。我的女儿，我可人的天使。我爱这个甜美的小姑娘，也爱屋及乌地爱她钟爱的家蝇。
2002年夏，在麦琪的提议下，我们自费几百美元供舒勒独自接受儿童发展中心的测试。这一中心位于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西蒙医生也全力支持我们的这一做法，那时她依然在为我们接受耶鲁儿童研究中心的测试而努力。测试在一天的大好时光中进行，主要由一位语言专家负责。这个人同舒勒一起坐在一间堆满玩具的房间里，看起来十分稚气，像是只有12岁左右。舒勒玩耍时，他会在一旁观察，也会同她进行互动，以便检测她的反应和认知能力。
几周以后，他们将研究结果寄给了我们。西蒙医生也在她数月后的一份报告中巧妙地总结了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的测试结果。“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交流障碍研究中心的语言测试结果进一步确认了舒勒患有交流障碍。”
换句话说，他们花了几小时观察舒勒，又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整理数据，随后他们得出结论是舒勒无法说话。真是感谢这群人。
现在舒勒已日益对这些测试感到厌倦。她快速地成长着，从一个学步的幼儿长成了一个小女孩，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她在同龄人中长得不算高大，但依然在长高，长得又瘦又长，变得吵吵嚷嚷。她爱穿匡威高帮帆布鞋，留着短发，牛仔裤上永久地留有在草地玩耍过的痕迹。她也日渐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小孩，爱笑，性格阳光，但显而易见对测试极不耐烦。我们察觉到这将是一个问题，因为那个秋季有两个大型测试在等着她。
11月，舒勒会接受纽黑文公立学校系统早期儿童测评团队（ECAT）的全面检测，作为她从0～3岁项目到公立学校介入项目转型的一部分。
而到12月，耶鲁儿童研究中心金碧辉煌的大门也会最终向我们敞开。
ECAT测试由几位儿童成长研究人员负责，他们确实是你见到过的最诚恳的研究人员。朱莉进了一间办公室，为一项语音测试提供答案。这一测试检测了舒勒使用葡萄园牌适应性行为测量天平的能力。而我则跟着女儿进了一间游戏房，同我们一道进去的还有一位不苟言笑的研究人员和她的助手。房间里满是玩具。他们观察舒勒独自玩耍的情景，还时不时地打断她，发出一些指令。我可以判断出我的孩子已火冒三丈了。
“斯高勒，你可以把所有这些玻璃弹球都放回这个罐子吗？”那位研究人员说。尽管我已礼貌地纠正过很多次，但在这之前她还是一个劲儿地把舒勒的名字叫成“斯高勒”。她站在一张短短的桌子旁，桌子上摆着一只塑料大罐子和一个大碗，碗中是一架巨大的玻璃弹球分类器。舒勒失望地看着研究员，但当她回头看我，并看到我向她点头会意时，她尽管不乐意但开始将玻璃弹球放回去。
收拾完毕后，舒勒受到了研究员的表扬，沾沾自喜了一小会儿。她瞟了我一眼，露出淡淡的神秘的微笑。随后她泰然自若地举起罐子，将它翻过来。玻璃弹珠在硬质的地板上四溅，足足有上百颗。它们在舒勒的脚边一跃而起，就像是宇宙大爆炸时那样惊天动地。研究员语无伦次地说着话，满屋子跑着试图将玻璃弹珠都捡起来。这时舒勒得意地大笑起来。
她没有同ECAT团队的成员交上朋友。
团队得出结论，舒勒的各项成长指标都滞后。他们用来描述我们女儿的措辞开始变得令人提心吊胆、无所适从。我们开始收到一个又一个没有实际答案的结论和一份又一份令人战栗的报告，尽管陈述的方式各有千秋。面对每一份陈述我女儿有多异常、有多少缺陷的医学报告，我的心就像被刀多割了一道口子，我的情绪也再一次低落。
我刻骨铭心地爱着舒勒，可能也带着自欺欺人的成分。我告诉自己，我不相信舒勒有任何严重的缺失。但偶尔我也可以走出笼罩着一位父亲的盲目而敏感的烟雾，观察她神秘地与自己的影子跳舞，她几乎无法将视线从中挪开。我也看到即便是其他孩子簇拥着她，她也无法同他们直接交流。就在这些时候，我默认了舒勒确实有哪儿不对劲。
新英格兰的秋季到来了。有一天我们带着舒勒开车兜风，不知不觉来到了海滩边。康涅狄格州所有的海岸线都面向长岛海湾而不是大海，因此这里的水域几乎总是风平浪静。我们下车走向沙滩时，像我这样的沙漠前居住者也十分清楚，潮水已经退去。大片的沙滩显现出来，上面还有若干退潮时留下的水洼。地上随处可见攒动的生命；幼小的蜗牛和螃蟹破土而出，缓慢地四处移动，上千柱微小的水流从沙中喷涌而出。
我用鞋尖抠起了土，想要找到喷出这些水柱的蛤蜊、海猴子或是其他任何生物。这时，舒勒兴奋地跑了过来。她抬头望着我，用她的土星语叨咕着什么。她没有辅音的语言听起来像是一个卡通鬼怪在一本正经地说话，一会儿发出“哦”的一声，一会儿发出“啊”的一声。显而易见，到了我和朱莉作决定的时候了。我们可以让她退回几步，这样她就不会弄脏衣服；我们也可以允许她将干净的小手伸入乌黑、发臭的泥浆中，自己去探索沙滩上居住的所有小公民。这从来都不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我捡起一只小螃蟹，将它放入舒勒的手中。从她的眼神中，我们看到了无比的惊奇之情。于是，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就显而易见了。
舒勒活在一个远离尘嚣的世界中，但她常常会让我们窥几眼她的世界。而也有那么几天，正如那天在潮水留下的水塘旁一样，她会加入我们的世界。
2002年12月中，我们4次前往耶鲁儿童研究中心。为了让舒勒在那儿看上病，我们等了足足一年，历时之久在我看来几乎可恨。因此一旦最终轮上了我们，我也决不能无端放弃；并且，一旦我们被接纳，获得的也会是他们毫不分散的注意力。
美国儿童成长研究之父阿诺德·吉赛尔博士于1911年成立了一个机构，即之后的耶鲁儿童研究中心。经历了20世纪近百年的发展，这一中心因在儿童成长问题上采用了独辟蹊径的研究方法而享有盛誉，被视为世界顶级研究机构之一。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美国前第一夫人）在耶鲁法学院学习期间，曾自愿到儿童研究中心工作，学习在儿童大脑发展上最前端的学术成果。现在，感谢我的雇主耶鲁大学和我在给裤子上保险时意外得到的保险金，我最终得以带着舒勒走进那些被奉为圣地的大厅中。显而易见，舒勒没有像被期望的那样诚惶诚恐。她的主治医师发现我们时，我俩正在一张环形座椅上玩耍。我们绕着椅子奔跑，身为议员的前第一夫人要是看到这一场景一定会深为不满。医师的名字叫贝奇。她年轻，说话温和，态度真诚。我猜要是整个童年人们都叫你贝奇，你也会变成那样的。
从相见的第一刻起，舒勒和贝奇似乎就打心眼里喜欢上了对方。我们相互作了自我介绍，舒勒令人意外地给了贝奇一个拥抱。随后，贝奇将我们带进了一间活动室。活动室被半堵高大的墙隔开，墙上镶有玻璃。我们之后才知道耶鲁的实习生们会在墙后边观察边作记录。贝奇十分友善，对工作也尽心尽力。但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她俩间的沟通不会一帆风顺。刚开始作玩具试验时，贝奇就开始向舒勒提问，并对她发出玩耍指令。
“舒勒，娃娃饿了吗？你可以给她喂东西吗？她想睡觉吗？”我可以看出，贝奇试图相信舒勒的能力，上天保佑这颗试图这么做的心灵。但对贝奇的问话，舒勒一句都没听懂。她从一个玩具前跑到另一个玩具前，无所事事地转悠，但没有真正投入到任何一项活动中。
我坐在那儿，试图像一个隐形人那样不去介入。这时，我尝试了像检测人员那样用客观的目光观察舒勒。我试着放下我的希望和那些她是谁、我想让她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先入为主的情感。这时的我就像是一个首次脱离扶手，向泳池中央游去的孩子。我试着像他们一样观察她、评判她。为了准确评测，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而我看到的那个孩子快乐而友善，但却会时不时地与外界脱离。她几乎从来不同测评人员有目光上的对视。我看到的是一个似乎没什么问题的孩子，她像游人一样在这个世界上走马观花，总在被动地反应，总在观察。我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她在见到镜子中的自己时惊讶不已，几乎接近了被催眠的状态，她会跟自己的影子跳舞，却很少会同其他孩子一块儿玩耍。我看到的舒勒是一个沉默不语的3岁孩子。她无法学会用便池上厕所，常常口水耷拉。
我看到的是一个神智错乱的小女孩，但却无法道明究竟是哪儿出错了。我不信任耶鲁，就像我不信任任何给舒勒医治的人一样。但我又需要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以寻求一个答案。
舒勒又去了儿童研究中心3次，或者是跟着朱莉，或者是我俩一同送她前去。贝奇告诉我们她在几周后会出一份报告（很有希望是一份诊断书），但我们等了几个月，还是音信全无。
无足轻重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讲述自己的切身体验，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我和朱莉逐渐远离对方，陷入个人世界。我清楚，舒勒日益令人费解的谜团和一如既往的沉默正在一步步地蚕食朱莉，使她开始怀疑自己做母亲的能力。朱莉说，现在每次去拜访医生或是进行检测，她的心连同她的希望就会掉落一半。如果舒勒有哪儿做错了，朱莉会认为是自己失职。是不是她给舒勒念的故事不够多，是不是她同舒勒玩耍的时间太少，或是玩耍的方式不正确。